作者：朝廷半日閒

讀歷史書籍，最怕遇到戲說（或者藝術加工）歷史，因為戲說成份一旦有了，某種意義上就對歷史產生了誤讀，離了歷史的真相。所以，我在選擇歷史類書籍時候，往往會看一看書本文學形式和建議上架型別，以上都OK後，我會重中之重的關注下作者簡歷。

當然，以上意思並非“文學作品成份論”。但對於史學論著，一個平民出身（缺少“上帝視角”），在沒有系統的學習和深造，還原歷史本身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南明史》的作者顧誠，作為老一輩明清史學大家，他對於明清研究的地位顯然易見，他一生品行秉直，潛心治史，視學術為生命，有著“學術的苦行僧”的美譽。

我們都寫過畢業論文，也多多少少接觸過學術文獻，想必沒有一個不對沉下心來寫材料的人不飽含敬佩的。在當下這快餐文化盛行、流量為王的背景下，潛心研究再能撰文的更是少之又少。

顧誠教授生活在那個沒有沒有網路，沒有各色自媒體的年代，史學寫作就更需沉醉於現實的文獻之上，這對作者有限精力有著“案牘勞形”的不幸；卻是“無絲竹之亂耳”的萬幸。加之，因為政治工作安排的原因，顧誠教授1959年夏天被安排幫助故宮博物院整理明清檔案，有了這些珍貴的文獻的輔助，加上教授的嚴謹甄別，無一不是為《南明史》實現“量變到質變”的發展。

可貴的是，在《南明史》閱讀中，每個人會得到其獨特的收穫。正如，讀客封面詮釋的“內鬥就要亡國，亡國也要內鬥”為代表的“南明恨鐵不成鋼的政治腐爛”一樣，我也在其中獲得了個人啟迪，或者說知識體系的大顛覆，雖然我本來就就沒什麼知識體系。

《南明史》閱讀的三大顛覆

1、“抗清名臣”史可法的跌落神壇

在以往明史（中國史）中史可法更多的被包裝成一個抗清名臣。他對明朝的貢獻，以及對抗外族有著殺身成仁的歷史定位。甚至，在不少明題材的影視劇中他有著可以和岳飛一樣的忠義形態。

但，在《南明史》中，卻見到了一個截然相反的人，可悲的是，相反的卻是最為接近歷史真相的人。

史可法為官在明末期，書本中可以看出，他在弘光政權的最初，就做出了自我利益權衡。作為弘光政權的高官，或者說是決策層，他對於鬥爭形勢的分析糟糕透頂，他對清朝的抗爭意識不可謂不徹底，簡直就是“閉上眼睛就是天黑”的荒唐！非但沒有及時制定出對抗清軍的戰略，還痴想盡量避免同清方兵戎相見，繼續一廂情願地謀求與清軍配合鎮壓打算農民軍。

一將無能累死三軍…

而在許定國誘殺主帥投降清朝之後，史可法的操作走位就更奇特了，史可法本可借高傑部將的“民憤”，改弦易轍，調整對清軍的戰略部署，利用清軍無力南下的時機，穩定河南局勢。可他卻失魂落魄的倉皇南逃。

縱觀史可法的一生，在整個崇禎年間並沒有多少值得稱讚的業績；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時期。作為政治家，他冊立新君犯了致命的錯誤，導致武將竊取“定策”之功，大權旁落；作為軍事家，他以堂堂督師閣部的身份經營江北一年，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一籌莫展，毫無作為。直到清軍主力南下，他所節制的將領絕大多數倒戈投降變成清軍征服南明的勁旅，史可法馭將無能由此可見。揚州戰役，史可法也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

史可法作為南明江淮重兵的統帥，其見識和才具實在平凡的很。

當然，一味批判畢竟我們站在了歷史的上帝視角。顧誠在文未對史可法還是給予中肯評價，一是他車居管廉潔勤慎，二是的最後關頭的寧死不屈。（顯然這對於南明的官員已然難的）

2、鄭成功的忠誠下“小九九”

《南明史》對於鄭成功的還原，對於我心是震撼的。

一直以來的教育中，鄭成功都是統一臺灣的主打人設，將臺灣從殖民地中奪回的民族英雄。但《南明史》對於鄭成功家族“海盜”的身份的追根，以及後期鄭成功對於永曆朝廷“協同作戰”的態度，不難發現鄭成功自始至終只是“將以他為首的鄭氏集團利益放在最主要的地位”，而並非傳統教育所展現的，鄭成功將大明江山放在首位，一直謀劃恢復大明江山的忠誠良將。

正如書中所說“用鄭成功自己的話來說，他的理想去做一個‘縱橫而所之’的鳳凰，不願成為‘欄阱之中’的虎豹。”

從《南明史》不難發現，鄭成功會之所以在明清抗爭時期，會大明為“本源”，主要還是因為南明對於他的控制效果微弱，可以聽之任之。而一旦投降清朝，他便失去“自治區”的地位。

“有奶就是孃的孩子”，形容鄭成功絲毫不差。

鄭成功的始終為民，並不是因為他願意毫無保留地服從雲朝廷的調遣恪守曾姐在東南沿海龍舞地獄，然後他始終為唐。

3、人性的醜陋怎會如此高頻集中在“南明”

《南明史》可謂是一本人性醜陋大全，皇權有皇權的你死我活，官場有官場勾心鬥角，就連抗敵前線也有著各自的小算盤。於是，出現官場黨羽之爭、戰場臨陣倒戈、就到了永曆政權逃難緬甸這番天地，內官們還能歌舞昇平。

如同每個朝代即亡時刻，都有“忠義”藝伎效忠來啪啪打臉……

“永曆皇帝緬甸流亡時刻腳疾病發，晝夜呻吟。刻馬吉翔、李泰國於中秋節晚會上會飲於黃欽王維恭家內，維恭有廣東女戲子黎應祥，流著淚說‘上宮禁咫尺，玉體違和，此何等時，乃欲行樂。應祥雖小人，不敢應命。’”

很難想象一個強大的昔日帝國，能夠摧枯拉朽落魄到一點一滴淪喪國土，“偏居一隅”是皇帝們的想法，“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成文武百官的生活追求。

人性醜陋如此高頻爆發，是時代的悲哀，也是朝廷教化的失敗。

大明王朝落得如此田地，讓人唏噓。

當然，也並非所有南明皇帝都是昏庸，這其中隆武皇帝還是

試圖有所作為的，可惜天命難違。順著崇禎帝的悲嘆，用在隆武政權上，就只能是“文武官皆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