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德國貴族聯合會主席阿道夫·祖·本特海姆·泰克倫堡侯爵（Fürst Adolf zu Bentheim Tecklenburg）拜訪希特勒後向其輸誠表忠，隨後推出了升級“雅利安人條款”的政策，要求將血統純正的標準往前推到1750年。這在貴族當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德意志貴族歷史上從來就不是血統純正的群體，有很多斯拉夫人和猶太人的血統，貴族聯合會這一招的打擊面太大；其次，要透過挖掘檔案、研究譜系等科學手段來證明自己的‘清白’，需要花不少錢，不是每一個貴族都承擔得起；貴族的傳統是以血統的‘古老’為傲，‘純正血統’是一個比較新的種族主義概念，不符合貴族的傳統，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和騎士精神。”

《德意志貴族》，陸大鵬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這段故事幾乎是德意志貴族這個群體如何被時代拋下的縮影。他們已經在十九世紀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中逐漸被打上了保守和過時的標籤，又先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輸掉了君主制和不少家當，付不起譜系研究的入門費。哪怕要紆尊降貴，為最瘋狂的政黨服務，仍發現自己必須削足適履，才能勉強擠進後者的意識形態。他們幾乎順著慣性再一次跨上了帝國的戰車，隨後揹負著戰爭罪責被草草掩埋在歷史的亂葬崗上，卻也因為這種有些妖魔化的敘事而留下了一副堂堂儀表。然而，這個故事中最諷刺的部分莫過於，以門第自居的貴族們開口就是百年家世，事實上並不能釐清兩個世紀內的族譜。貴族本尊尚且如此，一位遠東的文史譯者想為這個群體作傳，難度可想而知。

撰文｜孫一洲

貴族：想象的共同體

當代政治學已經第一萬次敲著黑板語氣深沉地告訴我們，民族國家是現代社會的發明，“德意志”就是這樣一個被後世轉譯為民族國家的文化概念。德意志地區是歐洲的十字路口，各種族裔來來往往，根本沒有人種和語言上的區隔。作為多民族統治者的哈布斯堡王朝尤甚，麾下人才來自歐洲各民族。自然，他們操持的語言也不一而同，尤其是受到出身和風潮的影響，從拉丁語到法語英語的先後風靡，往往很不德意志，這也是維繫階級差異的一種手段。至於貴族，根據歐洲傳統，貴族的血是藍色的，大致是因為貴族一般不從事體力勞動，面板白皙，所以藍色的靜脈血管比較明顯。須知貴族雖然不事勞動，但長期以征戰為業，並不缺乏室外的體力活動。這樣的人種學定義顯然是不靠譜的，根據該書作者的詞源學考據，貴族來源可謂五花八門不一而足，甚至諸如奧地利的“大公”（Erzherzog）這些頭銜更是完全出於自尊心的創造。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大概是傳承本身。貴族作為統治階級，以血緣和婚姻為紐帶，在空間和時間上都跨越了具體的政權，直到淹沒在大眾社會的水位線下。

電影《茜茜公主》。

作為現代社會的另一面，貴族往往和封建體系控綁在一起，典型印象比如“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誠然，由多重權威和各種紐帶相互連線的中古社會在某種程度上規避了絕對中心的乾綱獨斷，然而鬆散的封建關係也是以特定條件為前提，並不只是政治德性的產物。貴族契約體系複雜卻未必具有約束力，也要時時刻刻遭受權力的挑戰。該書中引為重點案例的格魯姆巴赫（Wilhelm von Grumbach），就很能顯示出各級貴族之間賞罰的隨機性和平衡的脆弱性。這位騎士在向頂頭上司索回前任發放的封賞後訴訟討薪，未果後發起席捲帝國的叛亂，從割據一方快進到身死族滅。表面上看，貴族當然不會是鐵板一塊，大貴族的傾軋和小貴族的抗稅從未停止。就更深的歷史情景而言，早在資產階級革命和槍炮普及之前，德意志貴族之間的內部利益已經指向了封建化程度的降低，騎士階層就是這種大趨勢首當其衝的犧牲品。一方面是部分諸侯整合領土的“領邦化”（Territorialisierung），另一方面則是另一部分貴族依附諸侯的“陪臣化”（Mediatisierung）。貴族既是主導者，也是受害者，只能證明歐洲貴族也並不能和狹義的封建關係劃上等號。

德劇《巴比倫柏林》。

這股浪潮綿延至十九世紀，造就了宮廷劇中諸多有名無實的王公，他們早已喪失主權，化身為“國王忠實的僕人”和內廷官僚。尤其在今天商業社會中，貴族一直是廣告文案的高頻詞，這種為品位代言的高雅形象其實是宮廷化的貴族，而不是中古時代耕戰為業的土地貴族。隨著這種職能轉變，貴族的要求和品質也有了很大的扭轉。在形容廷臣看中的氣質Sprezzatura時，作者陸大鵬有一處妙筆：“Sprezzatura”的行家裡手應當掩飾自己所做的努力，讓大家覺得他的精彩表現是渾然天成、自然而然的，如果某同學考試前夜辛苦複習了一夜，第二天考得很好，可以帶著“Sprezzatura”說：“哦，我昨晚看了一夜武俠小說。”

會心一笑之餘，我們也不能說這些和做題家一樣擅長顯擺的官職化貴族喪失武德，一代不如一代。因為“貴族制”在中古時代首先就是一種政體，也要適應在各自時代的角色。我們從頭銜可以看出，有些頭銜本身也來自官職的常態化。“鹽礦的長官被稱為‘Salzgraf’（字面意思：鹽伯爵），林業官員被稱為‘Holzgraf’（字面意思：木伯爵），負責管理堤壩的官員叫‘Deichgraf’（字面意思：堤壩伯爵），漢薩同盟負責管理商貿、市場等事務的官員叫‘Hansegraf’（漢薩伯爵）等。”這些職位也未必一開始就是世襲的，而是在央地關係反覆拉鋸中形成的。爵位本身也不構成“公侯伯子男”這樣想象中秩序井然的公務員層級，反而極具時代和地方特色，不少頭銜本身就是具體政治情景下權變的發明或妥協的產物，未必與權力、土地、財富正相關，彼此難以通約，非常考較研究者的材料功夫。貴族有時是權力的來源，有時只是權力的景觀。自然，這些稱號拔擢和褫奪也難以找到客觀標準，給親隨和佞幸加官進爵的事蹟比比皆是，而諸如華倫斯坦或俾斯麥這樣名垂青史的將相卻往往因為出身和政見得不到與其歷史地位相稱的封號。階級流動與階級固化時時存在，只是在現代人眼裡都顯得過於遲緩。

貴族制的起源：歷史的誤會？

貴族的起源也許沒有統一標準，但仍指向了一個實體、一段時代、一種認同。尤其以後一個世代的社會主導階層作為參照物，貴族群體是一個有特定的行為習慣的排他性統治階層。早期的大部分德意志貴族都締結了門當戶對的婚姻，那些沒有繼承權的小兒子們甚至被迫獨身也不能輕易與庶民通婚，免得家族血統貶值。同樣，哪怕最為國際化的哈布斯堡貴族，天主教信仰都是前提和紐帶。德意志貴族或出於私利，或出於信念，從屬不同宗教陣營，卻絕不是教會的愚昧臣僕。相反，部分地區的教會倒像是貴族的私器，大主教的職位基本被貴族所壟斷，這些教會貴族也像世俗貴族一樣行使權力。因為這些“藍血神父”的存在，我們甚至不能說世襲是貴族的普遍特點。自中古時代以來，世俗君主和宗教組織的衝突一直是中古歐洲的一條政治線索。早在1558年，斐迪南一世就已經不需要教皇為其加冕，反而是人民君主拿破崙在稱帝時請來了教皇背書。宗教改革則取消了教會的中介地位，奠定了南北德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分立格局，綿延至今。然而，無論在哪一部分，世俗化的趨勢都不可避免。

耶拿會戰中的拿破崙，耶拿會戰也被視作德意志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標誌。

不過，貴族制對今天的影響不侷限於宗教和文化，哪怕如今聯邦共和國的政府各部，仍然存在貴族制的疤痕：“歷史悠久的部門比較‘古典’和‘高貴’，貴族更願意去那裡工作；一些較新的部門的資產階級色彩較重，在那裡工作的貴族就較少。高低的區別非常微妙，一個重要的標記是部門名稱裡用冠詞‘der’（或‘des’）還是用介詞‘für’，前者更‘高貴’。例如，司法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財政部（Bundesministerium der Finanzen）、內政部（Bundesministerium des Innern）是比較‘貴氣’的部門。而勞工與社會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家庭事務、老年、婦女及青年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衛生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都是比較新、比較‘現代’的部門。”近代早期的歷史並不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在資產階級崛起之後，德意志地區的資產階級與貴族的互相滲透和互相排異的現象一直都存在，但對立情緒並不嚴重，甚至不同意廢除貴族制。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中歐的資產階級與貴族都抱著隔閡彼此共存，既沒有你死我活的社會鬥爭，也沒有相互同化，而是在遵循既定的社會分工共事。

馬克西米利安二世·弗蘭茲（德語：Erzherzog Maximilian II。 Franz von Österreich），出身家世顯赫的貴族家庭。母親是奧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女王、波希米亞女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后瑪麗婭·特蕾西婭。父親是托斯卡納大公、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弗朗茨一世，同時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之弟。一生摯愛音樂，藝術，曾替貝多芬向莫扎特寫推薦函，普遍被認為是這兩位音樂才子的牽線者。

好的歷史寫作就是如此，絕不僅僅是材料的堆砌，而是能透過材料傳遞歷史觀，尤其是能扭轉大眾讀者的刻板印象。雖然所謂“黑暗中世紀”這個啟蒙運動的文宣發明早已被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的歷史學清算過多次，不過該書的敘述物件在時間上起源於作為現代文明反面的中世紀，在空間上坐落在作為英美世界秩序反面的歐陸腹地，仍然是這些刻板印象的重災區。以英國為中心的現代歷史強調，資本主義以對私人財產權的尊重為前提。不過，早在封建制度完備化之前，就有了“絕對產權”的概念，韋爾夫家族和韋廷家族最早就是“擁有特殊自由的諸侯”，不受封建關係所約束。恰恰是英格蘭和法蘭西透過大量掠奪教會財產的政治運動完成了絕對王權的建構，貴族的絕對產權逐漸消失，或者變得罕見，而德意志長期存在並尊重絕對產權。“領邦化使得德意志諸侯林立，沒有發展出英法那樣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但另一方面，諸侯林立使得德意志在文化、建築、藝術上出現了多箇中心平行繁榮發展的現象，不像英法那樣，文化資源都集中在首都。”即使到今天也是如此，德國境內分佈著大量十萬到五十萬人口不等的中小城市，遠遠沒有倫敦巴黎那樣竭澤而漁的虹吸效應。這才是德意志地區議會傳統的社會基礎，並不完全是戰後德國人為了洗白的自我發明。

漫長的告別

當然，大部分對於德意志貴族的刻板印象的來源都是現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現代世界秩序正當性的來源，“普魯士容克”天然被和保守、極權等負面詞彙聯絡在了一起。確實，作為德國曆史發動機的普魯士領土位於德意志北部和東部，那裡的小貴族幾乎全部喪失了獨立性，成為諸侯的附庸。到十九世紀晚期，他們的大莊園也受到關稅保護，免遭海外農產品的競爭。不過，如果我們用考察貴族家世的嚴謹來考察歷史，我們會發現，同一個階層曾在半個多世紀前把自由貿易視為信條。“‘容克’主要是自由派和馬克思主義者批判貴族時用的詞，用來指他們的敵視物件；而這種批判早就完成了歷史使命，所以學術界不應當用這個詞。的確，把一個群體臉譜化很容易，但要真正理解和描繪它卻很難。不管是好是歹，容克都是普魯士歷史的一部分，有時是積極的力量，有時是消極的勢力。”

作為容克貴族的代表的俾斯麥。

這本書在現代史的部分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德國曆史學家馬林科夫斯基的《從國王到元首：從帝國到納粹治下德國貴族的社會沒落和政治極化》（Vom König zum Führer。 Sozialer Niedergang und politische Radikalisierung im deutschen Adel zwischen Kaiserreich und NS–Staat）之上。我們可以看到，納粹煽動民族主義擴軍備戰，客觀上有利於貴族重操舊業，所以吸納了大量貴族子弟基本配合了納粹政權。但雙方在價值觀上的衝突顯而易見。納粹發源於草根民粹運動，骨幹大都是退伍軍人和社會邊緣分子，敵視包括貴族在內的既得利益集團，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就有清晰表述。在納粹執政後，國防軍高層也先後與衝鋒隊和黨衛隊齟齬不斷。“全體軍官幾乎普遍憎惡槍殺猶太人、戰俘和政治委員的行為，尤其是最後一點，因為那會讓敵人的反抗更加頑強。這些屠殺是德國軍隊，尤其是德國軍官團的榮譽汙點。”在這段故事中更可悲的不是貴族集團如何被利用，而是在遊戲一開始的時候，貴族仍自以為是掌控局面的一方。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臺之初的第一屆政府內閣只有兩位部長是納粹黨人，倒有多位貴族與保守派。他們大都是保守派政治家弗朗茨·馮·巴本（Franz von Papen）的朋友，後者與總統興登堡也關係不錯，自信能掌控局面，視希特勒為看守總理。顯然，現代社會的權力邏輯已經超出了他們的理解範圍。

以湯姆·克魯斯的《刺殺希特勒》為代表的通俗文藝作品已經讓很多人瞭解到了德國軍中有義士存在，這本書也在國內幾位軍事史研究者的基礎上，遞補了奧托大公（Otto von Habsburg，1912—2011）這樣的皇族後裔和明斯特主教克萊門斯·奧古斯特·馮·加倫伯爵（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1878—1946）等宗教界人士在抗擊納粹時作出的貢獻。我們除了能在這些英雄的事蹟中看到勇氣，也能看到這個階層價值觀中被時代淘汰的一面。在書中多次刺殺希特勒的記錄中，計劃的終結往往或意外或迂腐，比如集團軍群的總司令君特·馮·克盧格（Günther von Kluge，1882—1944）元帥雖然同情抵抗運動，但阻止了刺殺計劃，“理由是在對方吃飯的時候槍擊他是不體面的行為，並且可能誤傷其他高階軍官，包括克盧格自己。”讀者感嘆這份古拙前不要忘記，他們所效力的軍隊早在一戰就使用過毒氣，又在二戰多次撕毀條約侵入中立國。如果我們在歷史記述中要歌頌人性中哪怕一點點道德勇氣，那也不要忽略動亂年代下各自標準的扭曲，無論對個體還是階級。

電影《刺殺希特勒》，由湯姆·克魯斯扮演的施陶芬貝格上校。

這本書的貢獻不僅在於談古，更在於論今，作者一路追問到了當代的君主主義組織，拉高了人文社科作品的視野，尤其是兩位受訪者對貴族的觀點並不一致，保證了“貴族愛好者們”內部視角的多樣性。相比貴族唱主角的年代，他們的消亡也許乏人問津，但也不乏戲劇性。在比利·懷德的電影《玉女風流》（One， Two， Three）中，就有主角幫人與一位落魄爵爺砍價認爹的滑稽橋段，完全預言了當代德國“頭銜經銷商”漢斯-赫爾曼·威爾的行為。

著名的共產主義記者卡爾-愛德華·馮·施尼茨勒（Karl-Eduard von Schnitzler，1918—2001）曾主動向東德國家領導人提出，停止使用自己名字裡表示貴族身份的“馮”，不料遭到拒斥：“你一定是瘋了吧！應當讓大家知道，方方面面的人都投入了我們黨的事業！”民主德國雖然也把王室和貴族視為階級敵人，但也重視其中的統戰價值，反而特批了一些貴族頭銜。不過他們並沒有保住土地和產業，不少在祖產充公後逃到了西德。然而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另一邊，西德政府根據1952年的《負擔平衡法》（Lastenausgleichsgesetz），從包括貴族在內的三百萬西德富人手中徵收了370億馬克，用來部分補償因為戰爭和驅逐而喪失財產的公民。這些補助也有部分流入到了淪為白丁的逃難貴族手裡，成為後者重振家業的本錢。1991年8月17日，弗里德里希大王及其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棺槨被送回到波茨坦無憂宮重新下葬，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親自到場，聯邦國防軍軍官擔任儀仗隊，軍樂隊奏起普魯士傳統的哀樂和讚美詩，超過十萬民眾參觀了儀式。只有一切塵埃落定，他們才能回到這片命運多舛的土地，有機會體面地成為過去。

弗雷德里希大王營建的位於波茨坦的避暑勝地無憂宮。

然而就在本文刊發的前夕，德國憲法保衛局發起戰後最大規模的行動，偵破了一起試圖顛覆整套民選體制的陰謀政變。這次政變的頭目海因裡希十三世，就是一位如假包換的貴族（後裔）。他所來自的羅伊斯家族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紀，八百年來家族全體男性成員都同名，只根據家法以編號加以區別，也因此在這本書中佔有一席之地。在播報這則突發新聞的時候，女主播在唸到嫌疑人的公子（Prinz）頭銜時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足見世殊事異。秘密勾兌、武裝劫持、（試圖）私聯俄羅斯，一切都是如此熟悉，如同1922重演，又證明了舊秩序的刻板印象也許所言非虛。

撰文/孫一洲

編輯/朱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