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林二茶

中島敦的小說雖然以中國古典為題材，體現出與現實的一定疏離，但作品的主題與內涵卻與時代緊密相連。中島敦創作發表《山月記》等中國古典題材小說的1941-1942年間，日本正舉國陷入對發動侵略戰爭的狂熱中，頒佈了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臨時取締法，文學界盛行鼓吹侵略戰爭、為軍國主義國策服務的國策文學與戰爭文學。中島敦不願依附時局或與時局妥協，而是堅持自己文學創作的立場。

在1942年從南洋回到東京後寫作的《章魚樹下》一文中，中島敦表明了自己對於戰爭與文學關係的看法。“戰爭就是戰爭，文學就是文學，完全是兩回事”，“我從來沒想過要在作品中加入時局的色彩，甚至沒有把文學用作於國家目的的想法”，他不贊成文學以宣傳鼓吹戰爭為目的，為戰爭所利用的文學就像“海報”一樣，而中島敦所堅持的文學是堅持批判立場，把文學作為“一種思想的防腐劑”而發揮它的作用，而他創作的《山月記》等中國古典題材小說中體現出的懷疑與不安、對於命運的抗爭便是他堅守立場的證明。

中島敦一直堅持著對於社會的質疑與思考，從中國古典文學中汲取革新的力量，李徵就是他思考的代表。《山月記》中的李徵不願在天寶末年朝政腐敗、兵制混亂、官吏間勾心鬥角的仕途生活中與眾人同流合汙，執著於以詩揚名卻因自己“怯弱的自尊心和妄自尊大的羞恥心”而發狂化虎。化虎後與舊友袁傪相遇，拜託袁傪記錄下的詩作，也只能得到作者雖然有非凡的才華，但“距離第一流的作品，在某個地方（某個非常微妙的地方）似乎還欠缺了點什麼”的評價。昔日還是同僚的袁傪如今早已遙居高位，當然不懂李徵在社會重壓之下還抱有對於自我的執著以至於家破心狂的姿態。欠缺的那個微妙的地方，也就在於與社會主流的分裂，以自我的姿態生存而不去迎合龐大的社會意識。

李徵以異化為虎的姿態高調對社會存在的不合理發出質疑，他自我意識的極度爆發是以自我分裂為手段來與病態社會抗爭，即使終將面臨徹底淪為野獸的悲壯慘烈的結局，也不能否定他對於呼喚新時代到來的懇切。李徵的異化以“虎”為物件同樣也體現了他自我意識的強烈與反抗的深切。群樣子曾指出李徵若是變為“蚯蚓”一定很痛苦，但化身為虎和“倨傲”的秀才很般配，他認為在月光下的草叢中仰天長嘯的老虎是“非常美麗的”。老虎是強大美麗的象徵，在中國古代也同樣是“百獸之王”的象徵。李徵化虎其實也是借用老虎所具有的現實強烈的獸性來喚醒被戰爭的合理性所洗腦的人們，給戰時被壓抑的人性注入理性與活力。

在創作《悟淨出世》與《悟淨嘆異》期間，風行於日本的《榎健的西遊記》的影視化作品展現出明顯的國策色彩與為大東亞共榮圈造勢的狂熱，中島敦則冷靜借用中國古典文學的力量來與時代抗爭，在戰爭時局中堅守自己的文學與質疑立場。在《悟淨出世》中，悟淨對於前世輪迴之說的懷疑，對於存在意義的追問就是中島敦處於戰時狂熱中懷疑、不安的真實寫照。悟淨為了追尋存在的意義不斷去拜訪被稱為聖賢與真人的妖怪們的行為，是中島敦不斷探尋文學的效用與意義的折射，也是中島敦不拘泥於戰爭與時局，站在全體人類的高度對於生命存在意義的追問與尋找。個人思考與懷疑的能力是戰爭時代的人們所缺乏的，而他在創作中不斷質疑、不斷追問、不斷分裂自我，以此來與時代抵抗，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彰顯文學的意義與效用。

在《悟淨嘆異》中，中島敦透過悟淨旁觀的視角，將現實中幾類有代表性的人物型別放置於小說中進行批判，體現出認識者的覺醒與向行動者的轉向。悟淨透過對於樂觀冒險的悟空、凝視永恆的三藏法師和享樂派八戒的冷靜分析，從而確立了自己行動的方向。悟淨在西行取經中找到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而不是同在流沙河底的過去一樣耽於尋找意義苦於思考，這表明只有將思考與行動結合，才能在有判斷力的前提下作為自我而存在。相比文學界那些炙手可熱的國策派作家，中島敦堅守自己文學創作的立場，不向時局獻媚與妥協，而是在文學中追求人類永恆的真理。

《弟子》與《名人傳》中的孔子與紀昌在眾人眼中是無可置疑權威的聖人和名人，許多研究者認為這一類“至人”是中島敦創作中的理想形象，但酒井和子卻認為中島敦並不滿足於這種存在，“至人”形象中缺乏思考與懷疑，並不能解決中島敦對於自我存在的追問。中島敦筆下的孔子在擁有不可置疑的說服力外，還有著“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學，紀昌在變成人們口中的“名人”後喪失了自我的思考與對外界的感覺。

但在《李陵》中，中島敦再次塑造了兩個命運不同的思考者，李陵和司馬遷。《李陵》中有三分之二的篇章是描寫李陵的，講述了他被史書記載的一生，當他請命率領部隊北上之後，出乎意料的事便接二連三地發生。李陵不斷在向大漢盡忠與歸順匈奴間徘徊思考，他被匈奴俘虜的屈辱、全家被抄斬的憤怒、對於故友蘇武的愧疚還有在胡地日益滋長的感情都令他不斷陷入自我懷疑的境地，他思考國家、民族、戰爭、文明與野蠻的定義卻無法改變自己屈服於“無可奈何”的悲慘命運，最終成為漂泊在胡地的一粒塵埃。

司馬遷因為李陵辯護而慘遭宮刑，在蠶室中他頭腦混亂，對此激憤又驚駭，在思索如此事件到底是誰的惡所造成的，他將矛頭指向武帝、君王身邊的奸臣和那一班老好人，最後指向了自己，“如果非要說錯，那就只能說‘我’這個存在本身就是錯的。”但是司馬遷在迷狂和激憤的自殺邊緣，對於修史事業的執著解救了他，他放棄了生的歡愉將自己變成了“書寫機器”，在完成《史記》後卻沒有感到高興，反而感到“虛脫般的茫然、寂寥和不安”。山本健吉認為在司馬遷身上，中島寄託了作為文學者，作為記錄表達者的決意。司馬遷的堅持折射出中島敦對於文學的堅持，李陵對於命運的懷疑與不安也是中島敦對於身處的戰爭時局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