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辛亥革命》開頭秋瑾英勇就義前慷慨激昂道：“我此番赴死，是為革命，中國婦女還沒有為革命流過血，當從我秋瑾始。縱使世人並不盡知革命為何，竟讓我狠心拋家棄子。我此番赴死，正為回答革命所為何事，革命是為給天下人造一個風雨不侵的家，給孩子一個寧靜溫和的世界。縱使這些被奴役久了的人們早已麻木，不知寧靜溫和為何物。”

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環視圍觀群眾一週，從容就義於紹興軒亭口，年僅32歲。

她的死在當時激起了強烈的民憤，各路媒體為她伸冤：《神州日報》連續釋出函電、文告、政府通報，《時報》跟蹤報道了案件詳情，刊登數篇悼念她的文章，《申報》發表了她生前好友為她編寫的墓表。

為何秋瑾的死如此震撼人心，竟會讓江浙社會各界人士聯手反抗朝廷命官？

1875年11月8日，秋瑾出生於福建省雲霄縣城中世代為官的秋家，幼時隨兄讀書，精通文地理、詩詞歌賦。

1896年，由父親做主，她與湘潭富商“義源當鋪”掌櫃王黻臣之子王廷鈞結為夫妻，後來隨夫移居湘潭。在婚後的日子裡，她常常與湖湘女傑唐群英、葛健豪談天說地，三人情同姐妹。她們不僅給予了秋瑾在情感方面的支援，更帶動了她思想上的解放進步。

成婚四年，王廷鈞屢試不第，便花錢捐了個戶部主事的官職，帶著妻子秋瑾進京赴任。

此時的秋瑾已然改變不少，素日她身著男裝，梳西洋髮型，頭戴鴨舌帽，手提細手杖，隨身攜帶一把日本倭刀。來到北京後她結識了吳芝瑛，兩人相見恨晚，義結金蘭，誓要“萬方多難，與四海同胞手足，競雄世紀新元。”

1903年中秋，王廷鈞在家招待朋友，交代秋瑾做飯，不料他卻反被朋友拉去喝酒。秋瑾一怒之下穿上男裝跑去看戲，王廷鈞聽聞，認為妻子的所作所為傷風敗俗、辱沒家門，並動手打了她。遭遇家暴後，秋瑾直接住進了客棧，在好友的勸慰下方才歸去。

1904年6月28日，秋瑾不顧家中阻攔，從塘沽踏上前往日本的客輪。

在日本生活的這兩年，她從思想萌芽的家庭婦女轉變成為身體力行的革命者。透過同鄉會、留學生會，她結識了一大批進步青年，魯迅、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等人都是她的朋友。

此外，她還大力提倡婦女解放，帶頭建立婦女團體，呼籲興辦女學。

1905年春夏，在熟人的介紹下，她先後加入了光復會和同盟會。

留學完成，她的言行思想煥然新生，心無旁騖沉浸於革命事業。既然被視為離經叛道，她索性就追求自我，在老家時，她穿著紫色白條棉和服，將髮髻盤在頭頂，容光煥發、神采奕奕。

歸國後，秋瑾就任於浙江湖州南潯鎮潯溪女校。在這裡，她遇到了女校長徐自華。

當時的她想要創辦《中國女報》，藉此宣傳革命，苦於經費欠缺一直無法實現，徐自華知曉後二話不說，與妹妹商量後共同掏出1500塊錢支援她。之後她返回紹興策劃起義沒有路費，徐自華將變賣首飾籌到的30兩黃金慷慨贈與。秋瑾收到後十分感動，取下頭上的翠釧回贈給徐自華，並囑託她，如果自己不幸犧牲，請務必將屍骨安葬在杭州西泠，不料竟一語成讖。

1906年冬，秋瑾最後一次回夫家探望，她想為之後的革命爭取一些錢財，並與夫家徹底脫離關係。據《湘鄉史地常識》記載，她從公公王黻臣那裡獲得了兩千金，並感慨“鄉里親友，莫不駭怪，認為瘋癲，而加以唾罵”。

雖然夫妻二人感情破裂，但是秋瑾對於公婆、兒女依舊情深意切，立志革命後她時常擔心家人遭受牽連。考慮到清政府的嚴酷鎮壓，思來想去後她決定切斷聯絡掩人耳目。

拜別夫家，秋瑾應徐錫麟的邀請，擔任浙江山陰處大通學堂的督辦。

在那裡，她負責學堂日常的一切事宜，嘔心瀝血。在她的不懈堅持下，大通學堂成為當時赫赫有名的新式學堂。除此之外，她還私下聯絡江浙一帶的會黨人事，籌措資金，購買武器，為之後徐錫麟的安慶起義做詳細準備。

1907年7月6日，徐錫麟率領學生軍起義，在激戰4個小時後失敗。秋瑾被叛徒出賣，慘死在敵人的屠刀下，屍體無人敢收。她犧牲後，丈夫王廷鈞彷彿突然醒悟一般，哀思憂鬱、日漸消瘦，不到兩年便撒手人寰，徒留王沅德與秋燦芝一雙兒女在世，飽嘗人間辛酸。#獻禮建黨百年#

貫穿秋瑾一生的並非“烈士”這個略帶悲愴的稱呼，而是驚世駭俗的“革命者”。她為革命而生，終因革命而死。她的思想不僅超越了同時之輩，更啟迪了後來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