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曹竹青

“中國文學盛典·魯迅文學獎之夜”日前在北京舉行，作家陳倉憑藉散文集《月光不是光》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雜文獎。《月光不是光》收錄的八篇大散文，寫的都是親人與土地、遊子與故鄉的那些事。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的授獎辭是：《月光不是光》是普通人遷徙流變的生活信史，鄉愁與熱望同在、裂變與奮進交織。

從陝西農村走到上海，陳倉的小說寫作從“進城系列”“紮根系列”到“安魂系列”，創作上層層遞進，書寫從農村到城市、從城市到農村的一種落差和迴圈。陳倉在齊魯晚報·齊魯壹點的專訪中分享了自己的文學生涯和創作感悟。

一邊放牛一邊寫“詩”，寫作是一種很原始的衝動

記者：

能否先給大家講述一下你的文學創作經歷？

陳倉：

我小時候是個放牛娃，根本不懂文學是什麼東西，而且我的父親母親都是文盲，無論怎麼去看，我和文學都是不沾邊的。但是，非常奇怪，中學畢業的那年暑假，我沒有看過什麼課外書，不知道文學為何物，不知道作家詩人為何物，不認識任何文學愛好者，我和文學之間是一片空白，就在這種空白的情況下，我竟然一邊放牛一邊開始寫“詩”。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寫，到底怎麼寫，寫了能幹什麼，但是我記得非常清楚，在一個沒有用完的作業本上，每天都會寫幾句，寫的比較多的是母親。大意是，媽呀，你這麼漂亮，你人這麼好，應該已經當神仙了，如果你當神仙了，就趕緊來救救我。可惜的是，我的作業本和課本後來都消失了，有的被姐姐剪了鞋樣子，有的被父親糊了牆，有的被當成了引火柴。

我對天發誓，我絕對沒有誇張，我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後來，我進城上學，才正式接觸到了文學書籍，最早讀到的是汪國真、席慕蓉，後來讀到的是尼采和裴多菲，再後來才零零散散地讀到了朦朧詩。對我影響最大的，絕對具有啟蒙意義的，是我剛剛參加工作的那幾年，我陸續認識了丹鳳縣城的三大詩人，遠洲（張建民），秦建榮，王堅波，他們當時經常在中國權威詩歌刊物上亮相，是他們，把《詩刊》《星星》《詩神》這些專業的詩歌刊物，帶入了我的文學視野，這迅速擴大了我的眼界和審美。尤其是每逢週末，我們小城的“四大才子”，整天帶著自己的詩作，坐在丹江河邊，爬上鳳冠山頂，談詩論詩，有時爭得面紅耳赤，有時又高興得抱成一團，我年紀最小，也是真正的學生。在這種氛圍中，我的進步可以說是神速，1994年，我二十來歲，突然就走上了詩壇，《星星》詩刊在第10期欄目頭條發表了組詩《人物素描》，又在第三屆中國星星詩歌大賽中獲了大獎，在第11期刊發了參賽的組詩《靜物寫意》，《人物素描》被評為“每期一星”，彩色照片、簡歷和詩觀發在第12期的封三。在一年之中，能三上《星星》詩刊，這可是中國第二大詩歌刊物，真有一夜成名的感覺。之所以大家對我這個詩人不太熟悉，主要原因是中間中斷了八年，2008年迴歸文壇，從零開始，還是以寫詩為主，三年後經過多輪評選，就參加了《詩刊》的青春詩會。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門檻，號稱詩壇的黃埔軍校。

我寫小說和散文也差不多，也不是我想寫的，而是上天讓我寫的。大概到了2011年吧，我把父親從陝西農村接到城裡一起過春節，帶他坐飛機，逛大雁塔，登西安城樓，到上海看海、洗桑拿、吃火鍋……這些都是父親的第一次，所以發生了許多令人心酸的事情，每天回家等父親入睡以後，我就把父親進城發生的事情，以日記的形式記了下來。這和當初寫詩一樣，不知道為什麼要寫，不知道寫的是什麼，也不知道寫了能幹什麼，反正就是一種很原始的衝動。直到2012年，我和一位詩人兼編輯的朋友聊到了這些文字，他拿過去一看，非常震驚，說可以拿去發表。但是，轉了兩圈，都被退了回來，原因是我不是名家，幾萬字的散文根本發表不了。

後來，我列印了一份寄給了《花城》，因為他們有一個“家族記憶”欄目， 2012年年底，我接到了樣刊，開啟一看，竟然發在了中篇小說頭條。蝴蝶效應就這麼產生了，《小說選刊》頭條轉載了，《小說月報》《新華文摘》轉載了，而且被收入了好幾個年選。這麼一篇非常寫實的散文，因為一個美麗的誤會，變成了我的“小說”成名作。我就趁熱打鐵，不管是不是散文，一口氣寫了好幾篇，僅僅2013年就被《小說選刊》轉載了三次，其中兩次頭條。不過一年時間，我就多了一個身份——小說家。

這就是人生的奇妙之處，似乎一切都是上天註定的。不過，我不相信上天，我相信命運在自己手中，你的路怎麼走，走向哪裡，自己並不清楚，也無法控制。你能做的就是披星戴月，把這條路走得寬一點，走得長一點，走得亮堂一點，僅此而已。

記者：

那麼，你發表的小說處女作是不是這個美麗的誤會？

陳倉：

這只是我的“中篇小說”處女作，我發表的第一篇是小小說，大概快三十年了。我在縣城工作的時候，單位有一臺四通印表機，我很快學會了五筆字型輸入法，這在當時非常了不起，相當於現在駕駛私人飛機。我的一位老師叫蘆芙葒，是非常優秀的小小說作家，他有一次從商州跑到了丹鳳，躲在我的廚房裡，白天安靜寫作，晚上我們兩個聊天。他每寫完一篇就交給我，我就利用單位的四通幫他打印出來。我一邊列印一邊學習，很快就偷師成功，寫出了一篇小小說，名字叫《老獵人》，大意是有一個獵人，他從來沒有打死過一隻獵物，他老婆很生氣，說打不到獵物那就別回家了。所以，他一個人住在山裡，但是仍然打不到獵物。他打不到獵物不是槍法不好，而是每次看到獵物都不忍心下手，就抬了抬手朝著天上的白雲打一槍。後來，他老了，想家了，於是狠狠心，準備打一隻獵物回家，萬萬沒有想到，他閉著眼睛朝著獵物開了一槍，應聲倒下的竟然是前來喊他回家的兒子……這個小小說發在《三秦都市報》，責任編輯是作家方英文，很快被《小小說選刊》轉載了。再後來，我就專心寫詩了，沒有再寫什麼小說，卻為後來寫小說埋下了伏筆。

小說創作三個階段，講述鄉土文明與城市文明的碰撞和融合

記者：

你將自己的文學經歷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的風格有何不同？每個階段中，你的創作心態是什麼，發生了哪些改變？優秀的作家創作中一直求“變”求“新”，能結合你的創作體驗來談談二者嗎？

陳倉：

嚴格意義上來說，我係統化地進行創作只有十年，這十年是我文學創作的成熟期，而且是以小說創作為中心的，所以我就說說小說創作的三個階段。

我的第一個階段是“進城系列”，主要有18箇中篇小說，紅旗出版社彙集成了8本書，包括《女兒進城》《父親進城》《小豬進城》《傻子進城》《小妹進城》《影子進城》《米昔進城》《麥子進城》。“進城系列”主要講述的物件是父親、女兒、奶媽，甚至是一頭小豬，等一系列人物進城尋親探親的過程中，對城市生活方面的不適應和衝突，主題是“獻給我們回不去的故鄉”。我舉個例子，比如在《小豬進城》裡，一頭豬，在農村是牲口，農民飼養它的目的是為殺掉吃肉，而在城裡就成了寵物，人們養它的目的是為了寄託感情；在《父親進城》裡，城裡人以住著高樓大廈而自豪，但是農民父親不以為然，他覺得你樓再高，有山高嗎？在博物館裡，看到一個金碗，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是這個文物值多少錢，但是農民父親同樣不以為然，你這個碗不能用來吃飯還叫什麼碗啊？所以說，“進城系列”想寫不同的文化，寫文化屬性下邊的人心和人性。

陳倉和父親在老屋前

第二個階段是“紮根系列”，主要有十幾個中篇小說和一個長篇小說、兩個長篇非虛構組成，包括中篇小說《墓園裡的春天》《地下三尺》《從前從座廟》《摩擦取火》《再見白素貞》《反季生長》《通靈時間》《原始部落》，長篇小說《止痛藥》，長篇非虛構《預言家》《動物憂傷》。“紮根系列”主要講述的物件是進城打工者，表現他們在城市裡的生存處境和生死掙扎，思考的是日益衰敗的故鄉回不去了怎麼辦，那就是不斷地融入他鄉，爭取再造一個新故鄉，這時候的主題就變成了“致敬接受我們的城市”。

第三個階段就是剛剛開始的“安魂系列”，主要想以長篇小說為主，第一個長篇已經寫好了，總共30多萬字，繼續保持著催人淚下的風格，以充滿意詩的故事和濃郁的都市生活氣息，塑造了一群底層年輕人敢愛敢拼、自強不息的人物形象。具體一點說，是以年輕人買房安家為主線，關注年輕人如何創業、安魂的追夢人生，所描寫的主題看上去並非什麼大事，卻正在深刻影響著一代人的命運，思考家庭、城市、國家的安寧、幸福和未來。

我覺得作家不僅應該是思想家，還應該是一個社會學家，我由“進城”到“紮根”到“安魂”，這種層層的遞進是基於我對社會的觀察和思考。但是，不管怎麼遞進，講述鄉土文明與城市文明的碰撞和融合是不變的。我剛剛看了《遙遠的救世主》，書中說了一段話：“我們這個民族總是以有文化自居，卻忘了問一句：有什麼文化？是真理真相的文化還是弱勢文化？是符合事物規律的文化還是違背事物規律的文化？任何一種命運，歸根到底都是那種文化屬性的產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文明的核心還是文化，人的一切都是由文化決定的，文化決定了人的價值觀，也決定了人的審美，而審美可以決定人的命運，揭示事物的本質和社會發展方向。

作家都是在不斷否定自己的過程中超越自己

記者：

你的作品《月光不是光》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雜文獎。能否簡單介紹下這部散文集的主題和特色？

陳倉：

《月光不是光》共收錄八篇大散文，包括《我有一棵樹》《父親的風月》《哥哥的遺產》《月光不是光》《拯救父親》《無根之病》等，寫的都是親人與土地、遊子與故鄉的那些事。這些作品發表的時候，曾經打動過很多讀者，可謂是篇篇催人淚下、句句直戳人心。《我有一棵樹》講述父親和形形色色的樹木之間的命運糾纏。《父親的風月》講述父親第一次進城的時候發生的一系列啼笑皆非又令人心酸落淚的故事。《哥哥的遺產》講述哥哥在危急時刻救了我的命，以自己的一條命換回了800塊錢的賠償。《拯救父親》講述父親病危住院的時候，子女們在人性與金錢、在死亡與活著之間，苦苦掙扎和永不放棄的故事……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的授獎辭是：《月光不是光》是普通人遷徙流變的生活信史，鄉愁與熱望同在、裂變與奮進交織。

記者：

你到目前為止，最滿意的作品是哪部？能否聊聊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和心得體會？

陳倉：

十年間，我出版了20本書，每一本都像自己的一個兒女，都有著某種程度的偏愛。從普通讀者的角度看，開始寫的“進城系列”，雖然在文字上還不夠成熟，但是像一位剛剛走出大山的村姑，懵懂，單純，樸素，稚嫩，親切，很多人讀了以後，感覺寫的就是他們，因此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從專業的角度講，後來寫的“紮根系列”，無論是文學性還是思想性，完成度都是比較高的，尤其在思想性方面，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標。我覺得小說如果沒有思想性，那和“故事會”還有什麼差別呢？比如，《從前有座廟》，假和尚在救贖別人的過程中也救贖了自己；《墓園裡的春天》，失業記者義葬了自己的老領導，不僅創造了生存條件，還重新獲得了愛情；《地下三尺》，流浪漢蓋起了一座寺廟，不僅實現了自己的信仰願望，還解決了社會的精神垃圾處理問題；《摩擦取火》，被冤枉的犯人出獄後，看到每一個有關或者無關的人，都外邊活得還不如自己的時候，他立即原諒和寬容了整個世界；《原始部落》，洗頭妹白小靜，因為自己是為了盡孝才陷入紅塵的，所以她從工作中獲得了自尊，甚至有一點崇高感……

不過，作家都是在不斷否定自己的過程中超越自己的。現在的文學作品，最大的問題是貼近性和可讀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文學會越來越被邊緣化。所以，在解決了文學性與思想性的問題後，我準備再解決一下可讀性問題。我剛剛提到的新長篇，可以說是我目前為止最好看的一部作品，估計大家拿到手中都想一口氣讀完，而且還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的散文創作的源泉和精神的故鄉，只有秦嶺山中的那一種土地

記者：

很多作家都有像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這樣的精神故鄉，賈平凹評價說你是“把故鄉背在脊背上到處跑”，你的創作源泉、精神故鄉是哪兒？

陳倉：

我的創作源泉，或者說文學的故鄉，那就是遠方。不過，當我生活在故鄉的時候，我的遠方就是城市，而當我來到城市生活的時候，我的遠方又變成了故鄉。具體一點而言，目前我的遠方有兩個，一個是秦嶺山中的塔爾坪，另一個就是我寄居的城市上海。塔爾坪是一個至今還沒有通班車的村子，我和親人們在那裡生活了十幾年，留下了我童年和少年的苦難記憶；上海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我在這座城市裡安下了家紮下了根，慢慢地把自己一點一點地埋在這片土地。我和其他作家不一樣，我寫的既不是城市文學，也不是鄉土文學，我寫的是從農村到城市、從城市到農村，這樣的一種落差，這樣的一種迴圈。不過，我的散文，創作的源泉和精神的故鄉，只有秦嶺山中的那一種土地，因為我的親人都是農民，我是從泥巴里長出來的，即使現在，我仍然堅信，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土地裡長出來的，包括糧食、衣服和高樓大廈。

記者：

我感到你栽下的文學之樹，最枝繁葉茂的一棵就是進城小說，這是你最核心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也許最有可能被文學史記住的部分。我覺得你有很深的農民般的故土情結，這種情結讓你即便到國際大都市生活多年，也要不斷地回望和反芻，進城小說恰恰是你榨取個人經驗、寄託內心情感、連結城鄉密碼、觀察世態人情、記錄時代變遷的一個絕佳切口和載體。那麼，在城鄉的流動線上，你寫作的意圖或重心在哪裡？

陳倉：

我不是農民“般”的故土情節，我其實是真正的農民，只不過我這個農民是生活在城市裡而已。不瞞你說，我在陽臺的花盆裡種過土豆，在一座荒蕪的公園裡種過玉米，經常在夢裡種麥子收麥子，甚至有時候還會跑到鄉下去，找到長著莊稼的土地打打滾。不僅如此，從外表上來看，大家都說我長得像土豆，言下之意就是像農民，相由心生，證明我有一顆農民的心。

我一直走在蹺蹺板上，蹺蹺板的一頭是故鄉，而另一頭是他鄉，我靠近哪一邊，那一邊就會下沉，另一邊就會上升。我在創作進城小說的時候是“獻給我們回不去的故鄉”，在創作紮根系列的時候是“致敬接受我們的城市”。既然故鄉回不去了，那出路只有一條，就是把根扎入他鄉，建立一個新故鄉，所以我的意圖或者說是我的重心還是城市。不過，在城市化大肆進行的今天，其實沒有真正的城市和鄉村，這兩種文明之間已經沒有邊界了，你很難區分誰是城市人，誰又是鄉村人，誰過的是城市生活，誰過的是鄉村生活。

好的作品都不是寫出來的，而是活出來的，是用我們的皮肉熬出來的

記者：

小說不是寫出來的，是一個作家生活的積累與思索的爆發。要成為一個優秀的作家，需要具備哪些特點和習慣？

陳倉：

有些人說我是天才，詩歌、小說和散文都能寫，是一個全文體寫作者，而且都寫的還行。我覺得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天才這種人，我說幾句真心話，如果從文字和技術的角度講，我其實並不會寫作。但是，我吃了很多的苦，童年的時候沒有飯吃，差點被活活餓死，眼睜睜地看著母親和哥哥的死亡，真切地經歷了親人離去的痛；青年的時候又到處漂泊，遭到常人無法想象的傷害。正是因為苦難，讓我特別熱愛生活，特別熱愛這個世界，覺得能夠活下去就很精彩，就已經非常滿足了，只要活著就可以撲捉任何美好的東西。我常常比喻自己就是一根天線，正是因為自己的熱愛，讓我比一般人更敏感，能夠更深刻地體會到人性，接收到天地傳來給我的資訊。我的敏感大大地彌補了我的文字功夫不足的問題，所以我寫出來的，都是我所熟悉的，甚至都是生活中真正發生的。所以，我常常說，好的小說，好的散文，好的詩，都不是寫出來的，而是活出來的，是用我們的皮肉熬出來的。

記者：

你的本職工作是媒體人，媒體人與作家雙重身份如何影響你的寫作內容和方向？

陳倉：

我在新聞行業幹了二十多年，至今還是一位有些想法的記者，深度參與過報紙的市場化改造，我曾經提出了一個理念，就是新聞要有用、要充滿人文關懷，大概意思是有價值的新聞要有善意，能幫助和引導人們走向美好生活。在這種觀念的作用下，我策劃過很多慈善活動，讓記者利用報紙做了很多善事。這些理念，也是我個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所以在寫小說的時候，無論遇到什麼題材，我都秉持著同樣的理念，傳播善的思想，給人一束光。我一直說，我不喜歡惡恨恨的負面情緒特別重的作品，包括新聞作品和文學作品，我喜歡給人以溫暖和力量的作品，讓人讀了之後，會從中找到方向，增加生活的勇氣，注入熱情和動力。我在多個場合作過比喻，就像有人來問路，你只是告訴他，天有多麼黑，路有多麼長，中間出過車禍，出過強盜，鬧過鬼，而不給人家一盞燈，不告訴人家到底有多遠，朝著哪個方向走，目的地的景色有多好，這是完全不對的。

記者：

有些文學愛好者寫得比較淺，侷限於小我，作為一個文學上的前輩，你對他們有什麼建議或者經驗分享？

陳倉：

我不是前輩，我還是一個文學上的學生，我需要學習的地方還很多。我也沒有什麼經驗，我只有一點體會，就是文如其人，像上邊說的那樣，好好活著，好好修行，包括好好思考，當你無限接近甚至是活成小說、活成散文、活成詩的時候，正是能寫出優秀作品的那一天，因為每一篇作品都是你自己的翻版，每一個文字都是你的另一條命。

作家簡介：

陳倉，陝西丹鳳縣人，70後詩人、作家、媒體人。出版有“進城系列”小說集八本、長篇小說《后土寺》《止痛藥》、長篇散文《預言家》《動物憂傷》、散文集《月光不是光》、小說集《地下三尺》《再見白素貞》《從前有座廟》、詩集《醒神》《艾的門》《詩上海》等21部。

曾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第二屆方誌敏文學獎、第三屆三毛散文獎大獎、《小說選刊》雙年獎、第三屆中國星星新詩獎、第三屆中國紅高粱詩歌獎、中國小說學會年度好小說（排行榜）等各類文學獎項三十餘次。

曾參加《詩刊》社第28屆青春詩會。各類作品均以直指人心、催人淚下而見長，創作主題“獻給我們回不去的故鄉”已成為大移民時代的文化符號。

（《歷山》文學季刊、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聯合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