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以來，鄉土寫作的傳統非常強大，但在時代變革中面臨極大的考驗，甚至有過枯竭的危險。在付秀瑩這裡，在這一兩年來其他作家關於鄉土的寫作中，我們能看到鄉土寫作傳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煥發了新的可能性。”評論家、中國作協副主席

李敬澤認為，作家付秀瑩的《陌上》《他鄉》《野望》構成了鄉土寫作的三部曲。

付秀瑩長篇小說《野望》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後，日前展開線上研討。李敬澤表示，《野望》將鄉村振興這種宏偉的主題實實在在落到人們生活經驗中，大時代的執行和變遷，是在人的心中、人的經驗中、人的複雜的社會關係網路中被形塑和呈現的。“在這個意義上，《野望》既具有審美意義，也具有社會學價值。”

小說圍繞農村女性翠臺一家的生活變化和命運轉折展開敘事，深入中國村莊內部肌理，潛入時代現場激流深處。沸騰的鄉村大地生機盎然，生生不息的生命長河浪花飛濺。風吹草動，山高水低，與時代風起雲湧呼應，互為映象。全書二十四章由二十四節氣命名，完成井然有序的輪迴。在一年的敘述中，當代新農村的格局和氣象，在作家筆下徐徐鋪展，煥發出傳統美學光彩。北京出版集團總編輯李清霞表示，《野望》以新時代、新鄉土為大的背景，以一戶或幾戶人家的生活變遷輻射整個“芳村”的滄桑鉅變，映照出中國鄉村在時代洪流中不斷生成的新局面。女主人公翠臺一家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勾連著豐富複雜的時代表情。

“鄉村題材一直是中國文學的富礦，今天的中國鄉村到底是什麼樣的，尤其是在新時代背景下的北方鄉村正在發生什麼？”評論家李師東表示，《野望》呈現了時代風氣之下鄉村生活所發生的變化。

在評論家嶽雯看來，《野望》是鄉村土壤里長出來的小說，它櫛風沐雨、節節生長，在付秀瑩的敘述中鄉村不再搖搖欲墜走向衰敗、瓦解和幻想，恰恰相反，“外部的進入讓鄉村有了新的力量，一成不變的鄉村有了生機和活力，困擾翠臺們的日子有了轉機和生機，而這個生機並不是外部世界強加的，是從他們的內心深處長出來的。”

從《野望》中可以清晰看到自上而下的鄉村振興，一開始是懸浮狀態，慢慢嵌入到鄉村日常生活中。

評論家徐剛認為，

小說背後有一種總體的思考，就是如何讓鄉村真正富裕起來，從側面回答了為什麼進行鄉村振興。在

楊慶祥看來，三部曲《陌上》《他鄉》《野望》透過持續的書寫，構成了獨特的芳村原點，給中國當代文學史提供新的文學的地理空間。

小說中的女性角色塑造也引發了評論界熱議。

張清華認為人物翠臺是承上啟下的70後鄉村人物代表，“她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長大的一代，內心留守鄉村很多舊傳統，但是她有一些不同於父母的新觀念，有相對清貧的生活和忍辱負重的性格，是樸素的，也有小女人的私心，總體上是厚道質樸的，也有與時俱進的可能，是具有過渡色彩的當代勞動婦女典型。”

張曉琴形容，翠臺“已經不是鐵屋子裡沉睡的女性，她清醒，內心豐富、敏感，做事比較有魄力，同時也有強大的人物敘述功能。”

“翠臺唸叨著、遵循著、持守著傳統的生活方式，一種中國人的倫理，是慢半拍與時代變化的生活相隨而行，她召喚我們回家，替我們守護傳統的鄉土中國。但翠臺又是接受變化的，並且她和作家，和我們一樣，對中國社會、中國農村的現實和未來是開放式的。”

李蔚超說。

何平從代際角度觀察談到，70後作家中很多是從書寫鄉村作為文學起點，但持續寫且不斷迴應鄉村現實的不多，“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寫行進中的中國鄉村？《野望》不只是作為付秀瑩個人寫作史上完成度高的小說，也是對整個當代中國文學有提問能力的作品。鄉村是她精神的故鄉，也是她的命運共同體，就像阿來在《機村史詩》裡寫到，他的寫作是獻給同胞和親人。某種意義上，付秀瑩也是作為芳村的女兒在寫作。”

作者：許暘

圖片來源：出版方

編輯：郭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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