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

宋仁宗趙禎

處理政務直到深夜，肚子好餓，很想吃羊肉。

可他忍住了。

第二天，他跟左右說，昨晚上特別想吃羊肉，可我又不敢說。

近臣們覺得非常詫異，問說，官家你貴為九五之尊，為啥不敢開口？

官家，是宋代人對皇帝的非正式稱呼。

宋仁宗說，朕如果一開口，御廚就會夜夜宰殺，一年下來得幾百只羊，為了朕一碗飲食而開此惡例，就會造成濫殺和浪費，因此肚子再餓也只能忍住。

實際上，不僅是想吃羊肉不敢說，有時候，即使口渴了，宋仁宗也不敢說。

有一次，宋仁宗外出，走不了一會就頻頻回頭，不知道在張望什麼，卻又什麼都不說。身邊人就覺得很奇怪，等回到宮中，宋仁宗才急不可耐地說，渴死我了，快幫我端碗水喝。

宮女就好奇問說，官家在外面既然口渴，為什麼不直接叫人拿去呢？

宋仁宗緩了一會說，朕回頭張望了好多次，都沒看到掌管茶水的當值侍吏，可又不敢問，怕我一問，那侍吏必然要受到處罰，所以才忍渴而歸。

他性格向來如此。

又有一次用餐，宋仁宗猛地咬到一顆沙子，牙齒一陣劇痛，宋仁宗趕緊吐了出來，旁邊宮女問起原因，他連忙叮囑說，“千萬別聲張我曾吃到沙子，否則別人可是死罪！”

因為按照慣例，帝王吃飯出現沙石，負責飲食的人可是要殺頭的。

他如此自控剋制，以致北宋皇宮中，時常冷清寂寞，宋人施德操就在《北窗炙輠錄》中寫道，有一天夜裡，宋仁宗聽到外面有很熱鬧的絲竹歌笑之聲，就問宮人說，“這是哪裡在作樂？”

宮人就回答說，這是皇宮外面民間酒樓的喧鬧聲音。

緊接著，宮人就向宋仁宗訴苦說，“官家您聽，外面民間是如此快活，哪似我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啊。”

宋仁宗倒是看得開，他回答說：“你知道嗎？正是因為我宮中如此冷落，外面人民才會如此快樂。我宮中若像外面如此快樂，那麼民間就會冷冷落落也。”

▲電視劇《清平樂》中的宋仁宗。

在別人眼裡，宋仁宗似乎一直都是個老好人，可24歲那年，他也曾暴怒流淚，甚至想殺人。

13歲（1022年）時，父親

宋真宗

駕崩去世，趙禎即位為帝，是為宋仁宗。此後11年間，北宋朝政一直由宋真宗的皇后劉娥實行垂簾聽政進行控制，一直到宋仁宗24歲時（1033年），劉娥去世，宋仁宗才開始真正親政。

隨著太后

劉娥

的去世和皇帝的親政，北宋帝國一個驚天秘密隨之被揭開。

原來，趙禎真正的親生母親並非劉娥劉太后，而是本為劉娥婢女的

李氏

。當初，宋真宗無意中臨幸李氏，沒想到李氏竟然有了身孕，於是自己沒有生育的劉娥一不做二不休，遂將李氏所生的兒子佔為己有，對外則謊稱趙禎是自己的親生兒子。

至於李氏，則一直被劉娥控制。此後李氏一直到死，都沒有再見過自己的親生兒子趙禎，母子二人近在咫尺卻遠如天邊，終身不能相見。

劉娥在世時，趙禎的身世就已廣泛為人所知。但懾於劉娥作為宋真宗的皇后，在宋真宗死後又垂簾聽政的不二權威，皇宮內外根本無人膽敢向宋仁宗提及此事。所以，一直到劉娥去世後，這個秘密才首先被宋真宗的弟弟、荊王趙元儼所披露。

趙元儼

，就是後世小說中經常提及的八賢王。

▲電視劇《狸貓換太子》中的八賢王。

不僅如此，荊王趙元儼還向宋仁宗爆料說，宋仁宗的母親李氏在被幽禁控制多年後，突然在劉娥去世的前一年蹊蹺離世，年僅46歲。而且，貧苦一生的李氏突然被劉太后宣佈冊封為“宸妃”，然後，僅僅享受了一天妃子稱號就暴斃身亡。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是否有可能是劉太后知道自己行將不豫，擔心日後宋仁宗與母親相認報復反擊，所以才提前對李氏痛下殺手？

獲悉自己身世真相後，宛如五雷轟頂的宋仁宗在皇宮中痛哭流涕。24歲的他無法接受和難以相信的是，那個他叫了20餘年“母后”的女人，不僅不是他的親生母親，相反，還可能是他的殺母仇人。

在皇宮內崩潰痛哭的宋仁宗很快還得知，一直潛伏在皇宮中，以劉太后的哥哥“劉美”身份對外的“國舅爺”，竟然是劉太后劉娥的前夫，其真名本叫龔美。劉娥在改嫁給宋真宗後，龔美化名為劉美，此後就一直以“國舅爺”的身份住在皇宮中享受榮華富貴。

宋仁宗暴怒。他一邊遣派軍隊包圍劉太后的“姦夫”龔美的府邸，一邊下令向全國發出罪己詔，指出自己對親生母親不孝，沒當好皇帝，也沒做好兒子。

罪己詔一發，事情，由此鬧得舉國皆知。

不僅如此，宋仁宗還親自前往李氏停靈的洪福院，堅持要親自開棺驗屍，一查母親的死因。

事情至此，似乎已經難以收場，一場帝國的驚天風雨似乎就將席捲而來。所幸的是，李氏在去世後，宰相

呂夷簡

非常有遠見，建議劉太后做了一些秘密安排。

原來，李氏在劉太后去世、宋仁宗親政前一年暴斃後，當時宰相呂夷簡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存在的嚴重隱患。清楚宋仁宗真實身世的呂夷簡於是私下對劉太后建議說，太后您終有老去的一天，如果那天宋仁宗親政獲悉自己的身世，那麼太后您整個家族勢必將遭遇狂風暴雨，甚至有可能被宋仁宗報復、遭遇滅門之禍，“如果太后您還顧念劉家的未來，那麼對李氏的喪禮，就應該從厚！”

本來打算將李氏草草埋葬了事的劉太后，只得下令以“一品禮”，斂葬那位只有一天榮譽稱號的李氏李宸妃。

呂夷簡私下還特地跟辦理李氏後事的太監羅崇勳說：“李宸妃應該以皇后的規格入殮，並用水銀灌注保護屍身，否則以後出了事，別說我呂夷簡沒有提醒你！”

太監們最終照著呂夷簡的吩咐斂葬了李氏。

當宋仁宗下令開棺驗屍，看到被灌注水銀、以太后之禮殯葬的母親李氏“玉色如生”時，宋仁宗感慨道，看來母親李氏還是受到了善待的，“人言豈可盡信”。

至於如何對待劉太后和劉氏家族，當時，名臣范仲淹建議宋仁宗說，對待劉太后應該“掩其小故，以全後德”。

宋仁宗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議。他下令撤去準備緝拿龔美的軍隊，還是以原來的禮節，對待劉太后的所謂“兄長”龔美一家老小。

而為了追悼自己的親生母親，宋仁宗則下令將生母李氏追諡為“章懿皇后”，並與劉太后一起供奉在太廟祭祀。

▲電視劇《清平樂》中的李宸妃。

為了彌補自己的缺憾，他又優待母親李氏的弟弟、自己真正的舅舅李用和，封他做了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對他的恩寵和賞賜都非常豐厚。

後來，宋仁宗的身世之謎被廣泛傳說，並被後世改編成了雜劇《抱妝盒》，到了明朝時，宋仁宗的身世之謎被改編成為“狸貓換太子”的故事。清朝乾隆時期，這個故事又被小說家石玉昆寫進了《三俠五義》，由此傳遍了大江南北。

儘管在親政之初，就遇到了涉及自己身世之謎的政壇劇震，但宋仁宗最終還是憑藉著寬恕仁和的性格，挺過了常人所難忍的鉅變，這也將是他此後政治生涯的意蘊開始。

對於自己被隱瞞身世24年，親生母親蹊蹺暴斃，宋仁宗都以政治家的風度忍了過去，所以，對於

包拯

的唾沫，他自然也能忍。

宋仁宗很寵幸張貴妃，張貴妃私底下想給自己的伯父張堯佐討要個官職，於是就給宋仁宗吹枕邊風，經不住張貴妃的纏綿和央求，宋仁宗只得答應下來。

第二天臨上朝時，張貴妃將宋仁宗送到宮殿門口，還拉著宋仁宗的衣袖叮囑說：“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封我伯父做宣徽使！”

宣徽使，是一個高階虛職。

想著給外戚封個虛職，百官反應應該還好，於是宋仁宗滿口答應說：“放心！放心！”

沒想到到了朝堂上，宋仁宗一公佈此事，擔任諫官的包拯立馬“發飆”了，包拯侃侃而談，說怎能隨便給外戚封官？包拯越說越激動，唾沫都噴到了宋仁宗臉上。

▲包拯劇照。

性格“柔弱”的宋仁宗，只得無奈收回成命。

回到後宮後，張貴妃立馬上前迎接，說，官家，今天事情辦得怎樣了？

宋仁宗萬分無奈，又惱火又鬱悶，只好對張貴妃發火說：“今天包拯上殿反對，唾沫都噴了我一臉，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難道你不知道包拯是諫官嗎？”

包拯，就是後世傳說中的包公，雖然後世小說多有演繹成分，但在真實歷史中一直鐵面無私的包拯，能成就他這位名臣清譽的，首先是他背後的那位虛心納諫的君主：宋仁宗。

宋仁宗性格好，所以大臣們也沒什麼忌諱。

大書法家

蔡襄

不修邊幅、邋里邋遢，經常好多天不洗澡。有一次上朝言事，正當炎熱夏季，蔡襄渾身散發著濃烈汗臭，並且也是像包拯一樣，在宋仁宗面前唾沫星子亂飛。宋仁宗只得裝成若無其事，耐著性子聽完蔡襄的進奏。

等到退朝後，宋仁宗才長舒一口氣，他對宮人說，“唉，朕剛才差點被一個臭漢給燻死，還噴了我一臉唾沫。”

在宋仁宗之前和宋仁宗之後，中國歷史上的皇帝，經常繞過宰相領導的政府，直接下發手詔指示意見。由於宋仁宗“性寬仁”，對於身邊人的請求，他經常不好意思拒絕，也只好以寫條子發手詔的形式下發給宰相。

當時，很多妃嬪服侍多年沒有晉升，心中難免不平，於是就提出希望能提升下名位。宋仁宗對此總是說，“這沒有先例，恐怕行不通，再說即使我答應了，估計到了朝廷也通不過啊。”

妃嬪們自然不信，說官家你是皇帝，你的話別人還敢不聽？

宋仁宗只得私下給宰相打招呼，說對於我的手詔，你們自己看著辦，有的不一定要答應或透過。

然後宋仁宗又對妃嬪們說，那你們可以試試看，我就給你們寫個提拔的手詔，你們拿去吧，只要負責的大臣們同意，那就可以。

妃嬪們歡天喜地拿著手詔走了，結果，果然被主管的有司部門打了回來。

搞得妃嬪們很生氣，說，官家，原來你說話真不管用的！

儘管宋仁宗看似懦弱平和，缺乏殺伐獨斷，但相比之宋之前的秦漢隋唐，和宋之後的元明清，讀史者在宋仁宗多個傳世的史實“段子”中，卻看到了皇權在宋代的革命性漸變：那就是，皇權的自我剋制和與士大夫的共治天下。

對於士大夫們為何敢於在宋仁宗面前唾沫星子亂飛，有時看到宋仁宗的手詔也敢於違旨抗令，士大夫們有著自己的深刻見解。

宋仁宗去世後，歷經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元老、曾經官拜參知政事（副宰相）的張方平就曾經對宋神宗說：“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獨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藉由張方平之口可以看出，北宋從建國之初開始執行的崇文抑武政策，為大宋帝國培養出了一個冉冉升起、充滿道德和政治自信的知識分子群體，這些知識分子藉由科舉制進入文官集團，然後又開始集體聯合均衡皇權，甚至提出了與皇權共治天下的理念。

這種理念，在宋以前沒有，在宋以後則逐漸泯滅。

而北宋帝國的帝王們，則在自我剋制中，巧妙維持著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均衡理念。

當然，皇權之下，始終是一個人治社會，這本質上仍然依賴於帝王的高度自制。

嘉祐六年（1061年），

蘇軾、蘇轍

兄弟一起參加了“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試，宋仁宗親自坐鎮殿試。

結果，23歲的蘇轍當場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言，並且攻擊指責宋仁宗“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尚，爭為侈靡”。主考官們看到卷子後，許多人都認為蘇轍道聽途說、言過其實，主考官胡宿更是堅持要將蘇轍除名，反倒是宋仁宗很坦誠地說：“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人將怎麼說我？”

當時，蘇軾、蘇轍兩兄弟的答卷都很精彩，宋仁宗為此非常歡喜，認為蘇氏兩兄弟都是宰相之才。

▲電視劇《清平樂》中的蘇軾、蘇轍兄弟。

在宋仁宗的提拔下，蘇軾、蘇轍兄弟開始步入政壇，到了宋神宗時期，蘇軾因為涉嫌捲入諷刺變法的烏臺詩案，宋神宗一度想將其殺死，但此時宋仁宗的妻子、太皇太后曹氏挺身而出保護蘇軾、蘇轍兄弟說：“我還記得當年仁宗皇帝在殿試後曾經對我說過：朕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二人，這二人同為兄弟，一個是蘇軾、一個是蘇轍，我年紀大了，擔心用不了他們，但這種人才也是遺留給子孫的財富。”

由於太皇太后曹氏的力保，蘇軾最終得以保全不死，改被貶黜黃州。

實際上，宋仁宗慧眼識英的，絕不僅僅限於蘇軾、蘇轍兄弟。在中國歷史上，許多被後世傳頌千年的著名人物，都是在宋仁宗朝被提拔或培養的。

在文學上，以明朝人評選的“唐宋八大家”為例，除了唐代的韓愈和柳宗元外，其他六位全是北宋人，並且全部是在宋仁宗朝開始被提拔任用，他們分別是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等六人。

另外，柳永、晏殊、梅堯臣等詩詞大家，以及“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等哲學家，還有范仲淹、富弼、韓琦、王安石、章惇、呂惠卿、司馬光、呂公著、包拯、文彥博、種世衡、曾布、狄青等政治家和著名戰將，其他如書法家蔡襄、科學家沈括、發明家畢昇等影響後世千年的英傑人物，全部都是在宋仁宗時期被提拔任用或是創下成就。

也正是如此，宋仁宗在位的1022年-1063年共42年間的統治時期，其人才爆發程度堪稱空前絕後，超越了此後千年間中華帝國的任何一個帝王統治時期。

可以說，宋仁宗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人才大爆炸時期。

對於在任內提拔重用各類人才，宋仁宗曾經在《賜劉輝及第》中表示，他對俊傑輩出的局面頗為滿足：

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藝精。

臨軒升造士，入彀得群英。

這頗有點當初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的感覺。

在北宋崇文抑武、推崇科舉的時代大背景下，宋仁宗朝出現了人才井噴局面，在這種寬和的時代背景下，統治者對民間的輿論也頗為寬鬆，當時，四川有位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太守，提出“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的割據想法。

當時的成都太守自然急了，於是將這位讀書人綁了送到京城，沒想到宋仁宗卻說：“老秀才是急著想做官吧？！他寫寫詩洩洩憤也無傷大雅，又怎能治罪呢？不如賞個官給他噹噹。”

在宋仁宗的授意下，老秀才因禍得福，被提拔為司戶參軍。

而這，尤其是在後世例如文字獄盛行，僅僅因為詩人無意中寫下“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就可以將作者梟首滅族的清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見，假如沒有宋仁宗時期寬恕仁和的政治環境，所謂的北宋人才大爆發，也就成了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

儘管宋仁宗朝文治興盛，但北宋發展到當時，邊境的安全問題也越來越突出。

在經歷宋太宗時期雍熙北伐（986年）的失敗後，宋真宗時期，北宋和遼國經過澶淵之盟（1005年），終於達成了此後長達百年的和平局面。

儘管東北方向的契丹之患得到緩解，但在西北方面，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党項的

李元昊

正式在西北稱帝建立西夏，此後從1040年到1042年，西夏連續在三川口戰役、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中大破宋軍，以致西夏軍隊兵鋒直逼長安。

宋庭為此大震，宰相呂夷簡更是驚呼道：“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

儘管接連取得大勝，但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西夏由於國小人少，加上資源匱乏，因此也無力再向宋朝發起進攻，在此情況下，宋夏雙方最終於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達成和約：雙方約定，西夏向北宋稱臣，北宋每年則賜予西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並開放邊境貿易”，史稱“慶曆和議”。

儘管對遼國、對西夏的和約讓後世許多人詬病不已，但實際上，透過這種“贖買”式的和約，北宋反而因禍得福，賺得盆滿缽滿。

由於契丹、西夏等草原遊牧民族或是半農耕半遊牧民族，根本沒有建立豐富的產業，因此在與北宋實現和解後，在雙方邊境貿易的帶動下，北宋反而因此實現了鉅額的貿易順差，以宋遼和議為例，澶淵之盟後，北宋每年都要向遼國進貢“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但北宋透過開放與遼國的邊境貿易，每年僅僅河北一地，北宋的稅收就達“四十萬貫”。

對此，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經透露說，北宋政府給予西夏、遼國等少數民族政權的賠款“歲賜”，名義上是賠錢，但實際上透過開放雙邊貿易，北宋反而還賺了錢：“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

再次審視北宋南宋與契丹、西夏、女真的和約可以發現，這種和約背後所隱藏的貿易戰術，比鐵與血的戰爭來得隱秘高明。對此，宋仁宗總是說：“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

透過以柔克剛的和約，北宋與遼國、西夏達成了長期的和平局面，但這始終無法消除北宋自從建國以後潛藏的政權隱憂。

當時，北宋由於長期的崇文抑武，導致軍隊作戰系統效率低下，為了拱衛中央和鞏固邊防，北宋的軍隊也不斷膨脹，到了宋仁宗時期，北宋軍隊最高峰時期達到了125。9萬人之多，軍事開支佔據全國年收入的70%以上；與“冗兵”相對，則是北宋的官僚隊伍不斷擴張，使得“冗官”和“冗費”等問題也不斷積累加深。

為了維持龐大的開支，到了宋仁宗時期，根據主管財政的官員張方平彙報說，慶曆五年（1045年）北宋國內的鹽、酒等商業稅收，比宋真宗時期的景德年間（1004-1007年）激增了三倍以上。當時，宋真宗時期商業稅收僅僅450多萬貫，但是到了宋仁宗時期，不到四十年間，商業稅收就激增到了1975萬貫，由此可見民間賦稅之重。

儘管百姓負擔日益加重，但在階級上層，當時國內的公卿大臣很多人卻佔地達千頃以上，以致“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在土地兼併日益嚴重的局面下，北宋農民開始大量逃亡，小型起義則屢屢發生，以致歐陽修說民變“一年多於一年，一夥強於一夥”。

面對這種這種內憂外患的局面，憂心忡忡的宋仁宗在宋夏達成“慶曆和議”（1044年）前，便急匆匆地將

范仲淹

從對西夏的作戰前線召回朝中問對。

1043年農曆八月，在范仲淹、富弼等人的推動下，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開始了，范仲淹等人試圖透過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從根本上解決北宋的根基孱弱問題。

但變法開始後，很快就遇到了各種阻礙。

為了澄清吏治，當時范仲淹等人在處理不稱職官員時非常嚴厲，例如范仲淹有時經常是將不稱職官員直接開除，對此輔助變法的富弼憂心忡忡地說，“這輕輕一劃，焉知一家哭矣！”

范仲淹秉持公正、心如鐵石，幾乎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在宋代，路是最高的一級監察區，其行政區域甚至比今天的省還要廣闊。

但改革越是鐵面無私，遭遇的阻力就越是巨大。

由於改革的總設計師是宋仁宗，守舊派官僚不敢攻擊最上層，因此只能從執行層面的范仲淹等人尋找攻擊的縫隙，作為守舊派官僚頭頭，夏竦等人實在找不到什麼攻擊的理由，就上書宋仁宗說，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拉幫結派，到處在搞“朋黨”。

想當初，宋太祖趙匡胤正是透過在軍隊中拉幫結派，依靠“義社十兄弟”等軍中錯綜複雜的關係，最終得以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因此趙宋建國後，最忌諱的就是拉幫結派搞朋黨，宋仁宗聽說後，就找來范仲淹問話說：“我聽說只有小人才搞朋黨，難道君子也需要搞朋黨嗎？”

耿直的范仲淹不能理解宋仁宗內心深處的憂慮，只是從自己的見解闡述說：“人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正邪兩面都是各自樹黨，臣我在西北前線時，看到勇敢善戰的人喜歡聚在一起，怯懦怕戰的人又結成一派，其實在朝廷中，也是一個道理。如果朋黨是為了向善，那麼於國家又有何害呢？”

▲范仲淹畫像。

對於范仲淹的解釋，宋仁宗暫且放下了狐疑。但此事過後，夏竦又使人偽造文書，稱改革派計劃廢掉宋仁宗、另立新君。這種駭人聽聞的謠言傳開後，儘管宋仁宗並未下令調查此事，但范仲淹等變法派清楚，此事絕不簡單了。

於是，范仲淹主動上疏宋仁宗，聲稱西北邊塞再次告急，他請求外出巡邊以避開猜疑。在范仲淹看來，此舉無疑是以退為進，探測宋仁宗的真實想法——宋仁宗如果真的想把變法進行下去，那麼勢必會挽留范仲淹，如果不挽留，那就說明宋仁宗心中，確實是有了想法。

結果是，宋仁宗“爽快”地批准了范仲淹的請求，任命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只是仍然保留著參知政事（副宰相）的頭銜。

不久，同樣作為改革派中堅力量的富弼，也被外放為河北宣撫使，只是仍然保留樞密副使（類似國防部副部長）的官職。

於是，從慶曆三年（1043年）八月“慶曆新政”開始，到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以范仲淹被外放陝西為標誌，歷時僅僅14個月的“慶曆新政”最終宣告無果而終。

儘管有志改革北宋建國以來遺留的各種問題，但作為“性寬恕”的後果，優柔寡斷的宋仁宗，最終一手停止了自己所發起的“慶曆新政”。

但這次北宋改革的先聲，卻極大激勵了當時作為鄞縣知縣的王安石。當時，遠在浙江任職的王安石也在鄞縣（今浙江寧波境內）進行了小規模的改革試點。二十多年後，這位在宋仁宗朝成長起來的小知縣，也將在宋神宗的支援下，進行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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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宋仁宗不愛折騰，性格寬恕仁愛，但仁之所成事者，也必將敗事。

宋仁宗在向世人展示“仁愛”的A面的同時，也不自覺展露了自己猶豫不決的性格B面，面對北宋建國以來積累的種種弊端，他雖然有心改革，但很快就首鼠兩端，使得“慶曆新政”付諸東流。

除了文官范仲淹，武將狄青也是這種政策的犧牲品。

宋仁宗時期，北宋在面對西夏的作戰中經常敗北，意外的是，在這種大環境下，從普通軍士出身的

狄青

卻逐漸殺出重圍，由於作戰勇敢，西夏軍隊每次見到狄青都相對畏懼，鑑於狄青的英勇，當時還在西北守邊的范仲淹，甚至還曾經教導狄青讀《左氏春秋》。范仲淹曾經語重心長地對狄青說：“將帥不知古今歷史，就只是匹夫之勇。”

在范仲淹等人的提攜下，狄青更加刻苦研讀，後來又帶兵平定了兩廣地區的儂智高之亂，出於對狄青的賞識，宋仁宗將狄青逐步升遷至樞密使（類似國防部長），並在京城賞賜給他一套住宅。

北宋立國後，對於自從唐代中期以來的武人干政局面心存忌憚，因此自從建國開始，北宋就樹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看到狄青從一個普通軍士，竟然因為軍功被一路提拔至樞密使的高職，宋仁宗朝內的文人自然坐不住了。

於是，狄青的家人在住宅內焚燒祭祀的紙錢，就有人向宋仁宗彙報說，狄青家裡“貌似有帝王之氣”；更有甚者，一些無聊人甚至說，狄青家裡的狗都長出了兩隻角，這怕是有作亂稱帝之兆。

▲電視劇《清平樂》中的狄青。

到了後來，甚至連歐陽修都出面說，狄青以武將身份掌管軍國要職，恐怕不是國家之利。

大家都知道，宋太祖趙匡胤可就是武將出身的。

為了本集團利益，經常組團攻擊武將群體的文官集團明白，狄青的存在雖然是個異類，但作為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的最大獲利者，文官集團根本無法容忍任何一位武將，來打破北宋崇文抑武的潛規則。

從這個層面來說，狄青必須貶，而後來的岳飛也必須死。

在人言洶湧的可怕浪潮下，宋仁宗終於也抵擋不住人言可畏，他被迫將狄青免去樞密使職務，外放擔任陳州知州。

在子虛烏有的罪名攻擊下，1057年，狄青在憂憤中去世。

至此，從短命的慶曆新政，到被迫貶黜狄青，性格本來就柔弱反覆的宋仁宗，終於耗盡了作為政治家的火焰雄心。

眼看大宋帝國在太平盛世中貌似蒸蒸日上卻暗藏隱患，嘉祐三年（1058年），年僅38歲、被調任為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宋仁宗獻上了長達萬字的言事書。王安石在奏摺中系統性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以作為他後來領導變法的先聲。

但仁宗皇帝卻無動於衷。

王安石上萬言書這一年，宋仁宗已經48歲了。從慶曆新政夭折，到此前一年（1057年）狄青病逝，仁宗皇帝心中充滿了無限感慨，從13歲（1022年）即位登基，到24歲親政（1033年），他四分之三的生命，都在這帝王的寶座之上。

眼下，他明顯覺得倦了、累了。

而在文官集團的集體制約下，作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趙宋天子，他雖然具有九五之尊，但所能做的事情和所信賴的人，要麼夭折，要麼病逝，要麼沒有魄力去執行，要麼沒有決心去進行到底。

所以，他雖然是皇帝，但所能做的事，隨著時間的推移，確實越來越少。

到了嘉祐五年（1060年），新任諫官王陶就看到宋仁宗“寡於語言，群臣奏事，頷之而已。”

除了點點頭或搖搖頭，他經常連說話都懶得說話了。

而他內心最大的痛苦，是沒有子嗣。

宋仁宗一生中，先後有過3個兒子和13個女兒。但3個兒子全部夭折，13個女兒也僅有5人存活長到成年，這使他內心非常哀傷，因此每次一到父親宋真宗的忌日，大臣們總會聽見宋仁宗“慟哭，其聲甚哀”。

從內心深處，他或許是哀傷於在父親面前，一直沒有一個兒子作為繼承人，來承繼父親和自己的血脈。

早在皇祐六年（1054年），當時，宋仁宗寵愛的張貴妃去世，就給了宋仁宗以深沉的打擊，加上晚年一直求子卻無子，這使得宋仁宗愈來愈加落寞。

儘管後世對他評價頗高，但就他自己而言，無論是事業還是生活，他或許從內心深處，都會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

因為事業上，他沒有改革到底的魄力和勇氣；生活上，他又失去了愛情，甚至連個兒子和接班人都沒有。

他內心深處，或許感覺到了，深沉的憂傷。

其實，早在至和三年（1056）正月，當時年僅47歲的宋仁宗有一天在接受百官參拜時，就突然精神失常、手舞足蹈、語無倫次。

後來，他病情越來越重，天天大聲呼叫說：“皇后等人要害我！皇后等人要害我！”

宋仁宗這種瘋癲狀況在持續一個多月後，才逐漸康復。

可以說，從他13歲登基，到54歲去世，42年間，從自己的身世之謎，到慶曆新政改革的夭折，再到晚年寵愛的張貴妃去世，再到一直求子無子，他內心深處，或許一直都是一位憂愁多慮的少年。

一直到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一直無子的宋仁宗最終拗不過臣子的請求，從皇族中選拔了趙曙作為皇子。趙曙，就是日後的宋英宗。

趙曙被立為皇子後七個月，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最終在開封皇宮中去世，享年54歲。

▲宋仁宗畫像。

宋仁宗去世的訊息傳出後，首都開封城的商戶自發罷市停止營業，街頭巷尾到處可見為了仁宗皇帝痛哭的人，即使是乞丐和小孩子，也自發在皇宮前焚燒紙錢哭泣落淚。

老皇帝去世的訊息傳到洛陽後，商戶也自發停止營業進行哀悼。悼念宋仁宗的人們到處焚燒紙錢，以致煙霧籠罩了整個洛陽城，使得“天日無光”。

宋仁宗去世的訊息傳到遼國後，宋遼交界的燕雲十六州的人們“遠近皆哭”，遼道宗耶律洪基則緊緊抓著宋朝使者的手，哀痛流淚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一位看似中庸平常的皇帝，卻在他死後，贏得了百姓和他的對手最崇高和最真摯的評價。

他確實不似秦皇漢武，也不似唐太宗和後來的明成祖一般，擁有非凡的武功和絕世的功績。但就是這樣一位貌似平平無奇的帝王，卻在死後聲名愈發顯著，以致後來有一種說法是，宋仁宗統治的42年期間（1022-1063年），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好的年代。

對此，北宋有人在宋仁宗落葬的永昭陵題詩寫道：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

四十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淚過昭陵。

相比於秦皇漢武等創業型的帝王，他作為一位守成之君，治下的老百姓常年五穀豐登，邊疆相對安定無事，42年恍如一夢。

從這個意義來說，幾千年中國史，確實太缺這樣的守成之君了。

儘管，他並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