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論》中有提到：“當萬曆以後，有一種似儒非儒，似禪非禪的‘狂禪’運動風靡一時。這個運動以李卓吾為中心，上溯至泰州派下的顏何一系，而其流波及於明末一班文人。”王門後學逐漸與禪宗相通，對於當時文學與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晚明被認為是“狂禪復興”的一個時期。

王門心學就與禪相通之處頗多。陽明先生“出入佛、老者久之。”致良知是陽明心學的核心，它講求在致良知的過程中本體並重，即“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噁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但發展的後期王學左派逐漸淡化了王門心學的核心觀念致良知，而專門關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將良知看成是人自然的天性。王學左派的代表人物王艮有云：“聖人之道無異於有性日月，凡有異者皆謂異端。”

王學左派講求將人性中倫理綱常的成分掏空，它講求自然的行為，這其實己經與禪宗的理念十分接近，但是在處世方式上“狂禪”派講求積極入世，與禪宗的出世觀念相悖。在狂禪復興時期佛門有許多如魯智深一般懷著入世觀念的“俠僧”，達觀禪師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

李卓吾與金聖嘆這兩位《水滸傳》最重要的點評者都生活在“狂禪”復興的時代。其中李卓吾更是那個時代狂禪之風的代表人物，所以他們對於《水滸傳》的評點必然會帶上時代思想的印記。

魯智深這個李卓吾和金聖嘆都十分喜愛的人物身上的確有很多方面切合當時的“狂禪”思想。而且受陽明心學的影響，當時思想界開始打破對於醇儒風範的追求，崇俠之風日盛。而魯智深又是一位真正的俠客，袁本稱其為“英雄禪客”，這個評價十分精當，即說明了他出家人的身份，也表明了他積極入世的態度。其實魯智深和很多高僧一樣，超越了所謂出世與入世的身份，以出家人的身份行濟世救民之事。

1、

魯智深除了一出場是一個軍官的身份，到後來因為救人變成了一個通緝犯外。他在五臺山文殊院智真長老的手下剃度出家以後都是以一個和尚的身份出場，他的綽號也是花和尚，也證明了他的和尚身份，所以說在《水滸傳》中魯智深絕大多數時候是以一個佛教徒的身份出現。

魯智深雖然不守戒律，喝酒吃肉，但是一個佛教徒的身份應該是出世的。不過相較於討論魯智深的身份，不如討論他的精神境界的變化。畢竟魯智深在五臺山文殊院出家並不是自己自願的，實在是因為自己通緝犯的身份走投無路，由趙員外指引的唯一出路。

可以說此時的魯智深雖然身份是和尚，但是心靈卻還沒有皈依佛門，在現實中這樣身心不一例子比比皆是。不過智真長老早就預料到魯智深的結局，最後會真正頓悟，身心都會飯依佛門。“上應天心，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久後卻得清淨，證果非凡。”

至於魯智深心靈開始皈依佛門，這是從解脫纏緣井開始。第九十九章有：“和尚又笑道：‘上至非非想，下至無間地，三千大千，世界廣遠，人莫能知。’又道：‘凡人皆有心，有心必有念；地獄天堂，皆生於念。是故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一念不生，則六道俱銷，輪迴斯絕。’灑家聽他這段話說得明白，望那和尚唱了個大偌。那和尚大笑道：‘你一入緣纏井，難出欲迷天，我指示你的去路。’”

這時的魯智深己然頓悟，心靈己經開始走向佛主，只等完成自己在俗世的使命。《水滸傳》的第一百一十九回寫了魯智深最後的結局，印證了智真長老的倡語“逢夏而擒，遇臘而執。聽潮而圓，見信而寂”。

魯智深在杭州六合寺聽見了潮信，想起了智真長老的倡語，便圓寂了，回到了佛主的懷抱。才徹底完成了自己出世的身份。

2、

魯智深在五臺山文殊院出家後，以和尚的身份一直到最後六和寺圓寂。魯智深和一般的僧人不一樣，他從來沒有學會過參禪打坐，而且還喝酒吃肉，殺人放火，而智真長老卻兩次說他將來會正果非凡。

事實也是魯智深最後在六和寺坐化，是為數不多得到善終的梁山好漢。魯智深身為和尚，他的行為無疑反映了他是懷抱著入世哲學的。他是梁山好漢中能給予溫暖的人物，這種溫暖源自於他毫不計較利益的除強扶弱，救苦救難。

這與佛家普度眾生，捨己為人的理念是契合的。

他不計較個人利益的救助素不相識的金氏父女以及在瓦罐寺剷除崔道成、邱小乙救助寺院的僧人，這與隱居在深山古剎中的苦行僧有很大的不同。李贄評價其為“仁人、聖人、勇人、神人、羅漢、菩薩、佛。”

其實生在佛門心懷天下的高僧有許多。李贄本人就是一個出家人，但是他的行為和傳統的出家人有很大的區別。他喝酒吃肉，調戲優旦，夜至寡婦之門，可以說完全沒有把出家人的行為規範放在眼裡，在李贄眼裡所謂的佛性與具體行為沒有直接的關係，真正的佛性是看人的行為是否符合佛門要求的普度眾生，捨己為人的理念，李贄的思想便是把出世與入世的界限模糊了。他甚至認為孔子“雖名為在家，實終身出家者矣。”

身在佛門卻一直懷抱濟世救民願望的出家人何止李贄一人。明末四大禪師之一的達觀禪師便一生都致力於救民於水火之中。《紫柏老人集》記載：“性耽山水，生平執行鳥飛，一鈉無餘，無容足地，嚴重君親忠孝之大節”。達觀稱自己有三大負“老憨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上，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大負，當不負走王舍城矣。”

最終達觀禪師因為抵制礦稅，下入大牢，後囚死獄中。晚明末期因為多方戰事，明朝國庫空虛，神宗開始向全國徵收礦監稅，而當時的南京太守因抗稅而被捕入獄。

當時身在廬山的達觀聽到訊息後十分氣憤，毅然赴京營救吳寶秀，後得罪朝中權貴，在萬曆三十一年的“續妖書”一案中被捕下獄，最後死於獄中，用自己的生命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達觀可以說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出家人，他沒有消極避世，而是以佛家的慈悲之心普度眾生，救民於水火之中，這恰恰契合當時“狂禪”思想，可以說達觀禪師的精神境界是超越出世與入世的。

在魯智深身上也體現著這種“狂禪”思想，因為他的行為也是超越出世與入世身份的。從離開五臺山後路過桃花村救助劉太公的女兒，再到瓦罐寺剷除無惡不作的崔道成和邱小乙，到大鬧野豬林救下林沖性命，這都表明了魯智深心中的救民思想。

但這樣靠一己之力能救助的終究是少數，於是魯智深跟隨宋江徵遼，徵方臘並且殺夏侯，擒方臘，可以說是屢立奇功，希望把眾生從苦海中解脫出來，他與一般的和尚苦修自己以求解脫不一樣，他求得是眾生的解脫。

只是魯智深在行俠仗義，濟世救民的路上越來越困惑，在這個黑暗的世界，作惡的人太多，需要救助的人也太多，單靠魯智深等幾個人根本改變不了什麼，最後坐化六和寺頗有禪意的結局，也是表示魯智深了悟以後的無牽無掛。

撰稿/立源【讀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