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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獨上高樓這四個字最貼切不過了,但他的沉湖方式是沉湖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諸多人文領域,王國維都是一個有開拓之功的人:

中國之有美學,可以說是從王國維開始;

新史學,王國維有開創之功;

康德、叔本華、尼采的思想來到中國,王國維功不可沒;

在文學領域,他留下了一本《人間詞話》,提出了人生三境界之說,影響了他身後的一代又一代的人;

其他的領域,諸如戲劇、文字學、詩詞乃至書法,王國維都非常了不起;

……

如果我們用四個字來描述王國維的成就,“獨上高樓”這四個字最貼切不過了。

但是就是這樣一位人物,在1927年以沉湖的方式與這個世界告別,在他死之前,留下了一個紙條:

五十年來,

只欠一死,

經此事變,

義無再辱。

王國維之死,震驚了當時的知識界,對於他的死,眾說紛紜。

最有代表性的有這麼三種:一種是說殉於大清,

另外一種就是陳寅恪所說的殉於中國文化,

還有一種說的比較直接,說他死於生活的困頓。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王國維之死,如果不是為尊者諱的話,我們就不得不承認,貧困確實是王國維之死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所有的學術研究的開展,幾乎都是在他的親家羅振玉的資助下完成的,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的兒子先他一步離開了這個世界,

終其一生,王國維最高的一個職位是給已經退位的溥儀做了南書房行走,

他平生喜歡收藏,結果在拿給溥儀看的時候,溥儀說大部分都是假的,

所有所有的這一切都指向了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的貧困。

今天我們在為王國維感到惋惜的同時也要想一想為什麼不能夠給這樣一位偉大的學者提供一個從容的研究環境?

關注“在吾廬寫字”影片號,我們一起來聊一聊歷史文化和書法史,下一期我們講趙元任。

就影片內容,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杜鵬飛先生與藝術評論家聽雪提出了商榷,特擷取對話片段以饗讀者。杜鵬飛:君子固窮,王國維這樣通達的大學者,怎麼可能因為貧窮而放棄自己的生命?陳遠:我覺得這起碼是原因之一。杜鵬飛:王國維的遺遺囑寫的是非常工整的小行楷,也不是僅僅16字,交代後事清清楚楚,有條不紊。陳遠:不管是遜於大清還是遜於文化,我覺得是有拔高之處。如果說遜於文化的,遜於事變的,我覺得是梁巨川。我知道這一點(遺書寫得從容),因為人過了40以後啊,對於生死之事有的是可以看的很淡的,經歷了世事之後,對於生死就是真的是視死如歸。杜鵬飛: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這是理解王國維自沉的關鍵,“再”字很重要。陳遠:不否認我們可以從文化的角度去解讀王國維之死,但是一個人的維度,是多層次的,現實中的窘迫,至少也是原因之一。杜鵬飛:王國維固然不是富人,但是說王國維貧窮,也是天大的誤會。陳遠:王國維的手跡能夠看到有一種窘迫之氣,他和羅振玉的手跡,體現出來的氣象是不一樣的。我想表達的是,為什麼我們不能給這樣的學者提供一個從容的研究環境,讓他可以把心智完全用在研究之上。說王國維不用考慮柴米油鹽,不用考慮現實生活,這顯然也不符合實際情況。聽雪:抑鬱症。杜鵬飛:聽雪兄這就是貼標籤,而且放之四海皆準,永遠正確。聽雪:呵呵!人總是要怕死的吧。陳遠:聽雪兄,這一點我跟你看法不一樣。人40歲之後啊,就是生如寄死如歸。聽雪:主要還是絕望,為什麼,很複雜!陳遠:什麼事都經歷過了,然後對於這個世界,你要說有多留戀也談不上了。聽雪:平民百姓,什麼也沒有,只有小命一條,當然要珍惜!杜鵬飛:怕死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是中國自古也有捨生取義的傳統,只不過真正踐行的人太少而已,但是正因為踐行之人少,才更凸顯其價值和意義。如果自殺都貼上抑鬱症的標籤,那麼文革當中自殺的那些文化名人,豈不是人格都被大大的矮化了!聽雪:抑鬱症不一定是病。殘酷現實導致絕望,統稱“抑了”。陳遠:是不是抑鬱症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回到歷史原有的情景,說生活窘迫,不算是對前賢人格的矮化。杜鵬飛:窘迫也分物質上的或精神上的。王國維之窘迫,當主要來自於精神上的窘迫,但是又不是所謂的抑鬱。陳遠:這我認同,不過我認為王國維的窘迫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質上的。聽雪:總之,不想活了。杜鵬飛:我認為王國維不僅沒有抑鬱,反而是看得非常通透,非常洞達。他自認為已經完成了人生的使命,五十而知天命,為什麼選擇在五十之年?而且說義無再辱,只欠一死?陳遠:@杜鵬飛在這一點上,我和老兄的看法是一樣的,他是很通透的。人生到了他那個年紀,該經過的都經過了,然後看著這個世道,一天天的變化,卻沒有能力去改變,所以一死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