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拜倫曾寫道，“要使婚姻長久，就需克服自我中心意識。”

第91屆美國國家評論協會獎年度十佳電影《婚姻故事》講述的正是一個因一方自私和強勢所導致的婚姻悲劇。

《婚姻故事》的絕對主角是一對夫妻。丈夫查理是極具才情的劇團導演，而妻子妮可則是該劇團的一名演員。但電影裡，對男女角色的分配並不均衡，妻子妮可的心聲佔據了相當大的敘事篇幅。透過妮可之口，觀眾得以深刻地感受到她在婚姻生活中不被“看見”的窒息：反覆強調的個人意願被丈夫當作“說說而已”，永遠用著“等下次吧”的敷衍態度一拖再拖；話語權更是從無，大到搬家小到選傢俱，妮可的意見都未被認可和接納，甚至問都不問自作主張。

《新京報書評週刊》曾撰文，“處於婚姻中的女性，在漫長的歷史中都被建構為整體的弱勢地位，這一點無論在法律、社會還是習俗傳統中都如此，即使在某些特定時刻特定的女性或女性群體利用自我能動性來爭取一定的空間，但這些抗爭和所能爭取到的許可權也往往十分有限。”可以說，《婚姻故事》強調了女性在婚姻中的人微言輕，卻在結局中透過讓妮可的自我願望與價值得以實現，突破性地給予了有勇氣改變現狀的女性一抹明亮的可能。

今天這篇文章，筆者將對《婚姻故事》這部電影展開剖析，反向論證女性唯有自我覺醒、自我重視並積極爭取自我地位的平等，才能獲得幸福而持久的婚姻。

一、自我覺醒

永遠不要忘了自己有發聲與被看見的權利

心理諮詢師曾試圖透過要求妮可和查理為彼此寫信的方式，調解兩者的離婚請求。

在信中，妮可表白自己因查理的排除萬難無所畏懼而愛上他。但在後來的劇情中，妮可提出離婚的最大緣由，偏又是查理的獨斷專行和無所顧慮。同質的性格特徵之所以會帶給人不同的情感體驗，很大程度上在於當事者對自身處境的狹隘判斷與被動取捨。

妮可在遇見查理之前，已與本訂婚，但妮可不愛本，她努力麻痺自己“沒有完美的人，也沒有完美的戀情”。直至對查理一見鍾情，妮可感覺自己獲救了。妮可對代理律師諾拉說，“其實問題早就出現了，但我就是接受了查理和他的生活，因為活過來的感覺真是太好了。”顯而易見，妮可以往的處事態度是得過且過的，她混混沌沌地接受一切，只在命運拋來求生索時不管不顧地接住。

另外，在查理的信件中，也透露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小細節。他說，“妮可總是莫名其妙地泡一杯茶，卻不喝。”如果說妮可的迷茫有上述主觀意志的缺陷，那麼這裡就從客觀角度指出，作為一個妻子和母親，妮可承擔了太多的家庭瑣事，以致於自己的個人生活常常被打擾與阻斷，而遺忘了自己也需要一段靜靜地等著熱氣騰騰的綠茶變暖轉溫的獨處。

讓人遺憾的是，即使妮可曾經如此卑微地不顧自我意志，為家庭全身心付出，卻依然沒能換來查理的目光所及與愛的忠貞。前者如查理沒看出妮可早已染髮多時，還對她的短髮指手畫腳，後者則是查理出軌了劇團裡的舞臺監督瑪麗·安，卻還心安理得地吼著“你不該難過我跟她在一起，你該難過我跟她在一起更快樂！”

但也幸運是，妮可終究勇敢地走出了婚姻的牢籠，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離婚，這也是她自我覺醒的標誌。電影對此有兩處細節設計：一是當查理說更喜歡妮可長髮的模樣時，妮可取笑了他還沒意識到兩人已啟動離婚程式，查理再也沒有立場對自己品頭論足了。接著，這個“即便是在令人尷尬的場合，也能讓大家感到自在”的女人，甚至狠狠地關上自家大門，斷然拒絕了與查理共度萬聖節，任後者獨坐在空蕩蕩的酒店房間直至夜深。二是當查理興師問罪般對兒子亨利要一直留在洛杉磯求學感到不滿時，電話那頭的妮可全然沒有了往日的和顏悅色，在公共場合中說盡了汙言穢語，寸步不讓。

從妮可在查理面前的態度顛覆，可見其在婚姻生活中的窒息與崩潰感。但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妮可的自我覺醒而後重生，她終於不再唯唯諾諾地對查理聽之任之，不再重蹈電影開場的劇團表演，被要求從高處拉下，繼而用爬行的姿態去附庸和仰視查理了。

二、自我重視

永遠不要以愛之名作卑微的妥協

妮可在與查理的短暫婚姻中做出了無數次妥協，但有兩處妥協是最為致命的：

一妮可為愛放棄了自己的家鄉洛杉磯，離開了身邊都是演員、導演、電影和電視製片的廣闊而熟悉的人文環境；

二妮可曾用自己的名氣與資金支援查理名不見經傳的劇團，卻在查理的名氣越來越大，而自己的地位感逐漸從弱的時候，沒有站在臺前及時爭取自己的話語權。

婚姻的本質就是完全陌生的兩人最終成為勝似親緣的關係，而妥協是婚姻幸福所必要的磨合劑。因此，上述兩處妥協本身並不致命，致命的是妮可錯過了將妥協親手終止的時限。

妮可：“查理不壞的。”，

律師諾拉：“但他們起初為了討得你的歡心而對你關懷備至。等我們有了孩子，當了媽媽，他們就厭倦了我們。”

當然，諾拉在這段對話中的“厭倦”一詞並不十分精準。

對於查理來說，他並非厭倦妮可，而是大男子主義的刻板思維讓他認為女性生兒育女後，理所應當做好賢妻良母而非職場中的女強人角色。

於是才對妮可強烈而持續地表達自己想要回歸洛杉磯住上一段日子，以及嘗試從演員轉換為導演的意願視而不見。

事實上，

查理的思想在社會上相當普遍。但不代表女性對這種固化的思想束手無策。想想如果妮可能夠在生育前，對事業與生活有所規劃，並在自己仍有話語權的時候積極爭取自己的自由，為後期的動盪不安做足準備，這場婚姻故事大概就不會以悲鬱收場。只可惜妮可忘了，她忘了唯有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才能一路綿延寬闊，明亮當空。

現實中很多人如妮可般，以愛之名心甘情願，但這種妥協常常被反噬，那些自我的無私也往往傷痕累累。查理和妮可的故事正是透過放大這種戲劇化的零意義，講出人際關係排序的真諦：永遠先重視自我，而後中立且分寸得當地與所愛之人建立聯絡，才能擁有穩定平和的婚姻。王爾德說得好，“愛自己，才是一生浪漫的開始。”

不得不提的是，在《婚姻故事》行至查理無意間讀到妮可的信件段落時，導演諾亞·鮑姆巴赫的兩處鏡頭處理十分精妙：先呈查理還在感傷，在憂憂戚戚中讀著妮可的表白信。他的背後是一抹虛化了的鏡頭，即使看不清楚五官，卻仍然能從輪廓中辨識出那正是妮可。而後，鏡頭驟然轉至站在門口的妮可，這次的她模樣明清，獨佔著整整一幅全景。

美國著名電影理論家路易斯·賈內梯指出，“在電影中，空間是一項重要的溝通媒介，告訴我們角色的心理和社會關係。在特定的區域裡，一個人的重要性影響著她所佔的空間大小。主導性越強，擁有的空間也越多。”查理到底失去了曾處處讓著他的妮可，那個虛化了的鏡頭便是妮可與之漸行漸遠的明證，而後的畫面偏重則是她主控自己生活的意象設計。在這個場景裡，妮可並未激烈地衝進房間搶信或是指責查理窺探隱私，而只是看著等著，不急不躁波瀾不驚，隱隱透露出自我重視向好發展的意味。

三、找準自我定位

永遠不要放棄對婚姻地位平等的爭取

《婚姻故事》裡有一個俯角的長鏡頭：查理抱著熟睡的亨利過對面馬路，繼而上車，然後緩緩駛出洛杉磯的林蔭大道。畫面裡的路與樹清晰而龐大，妮可早早走出鏡頭，落下查理混跡其中，顯得渺小而無助。

如此任由環境吞噬角色的手法，把這場《婚姻故事》的意義更加泛化：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查理和妮可，自以為相愛就夠了，到頭來發現愛情是剎那煙花，婚姻卻是長久之計。愛，並不必然通向永恆。

在電影裡，查理本來是個毫無名氣的導演，二十幾歲時卻一鳴驚人，上了《紐約生活志》的封面，後又獲麥克阿瑟天才獎，戲劇有機會在百老匯演出。

而故事最後，妮可離開了不記得她的名字，稱呼她時只用“那個女演員”的紐約，回到了人們都評價她“真美，她能來出演我們的戲集是我們的幸運”的洛杉磯。妮可還有了新的伴侶，在家裡舉辦著熱鬧的派對，樓梯轉角的相片牆也早早換新。她興奮地對前來接走孩子的查理報喜，自己導演的作品提名了艾美獎，“我現在可算是明白你一直痴迷的是什麼了。”

作家張德芬寫道，“只有兩個人的成長在同一頻率，精神上擁有共鳴，才是婚姻最好的保鮮劑。”

如果當年妮可得以鮮活而自由地追趕查理的成就，兩人將平起平坐，成為天造地設的一對。但查理掐滅了這種可能性：當有試播劇邀請妮可拍攝時，查理沒有任何激動與驕傲感，反而心懷妒忌地嘲笑了妮可的冒險，甚至說服妮可把賺來的錢回投自己的劇團，試圖將妮可的夢想當成獲利的工具；當妮可鄭重其事地表達自己希望試著當一回導演時，查理也總是嘴上答應，然後把承諾的兌現拖至日復一日。諷刺的是，妮可回洛杉磯後，不過隨口提及了自己也許可以參與電視劇執導的想法，卻有人真正放在了心上，並幫助她完成了自己的願望。

妮可確曾想要擺正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可查理對此的重視甚至比不上一個外人。他理直氣壯地認為妮可最佳的表演狀態已經過去，無時無刻提醒著妮可做錯了什麼、又有多少不足，卻從不為妮可的調整尋找出路，把妮可的退化與式微當成自作自受。

查理如此的行為與心態顯然是婚姻關係的錯誤示範，夫妻的相愛相親不僅在茶米油鹽間，更在兩人自我價值的雙雙實現上，這也是婚姻結合的最大功能。舒婷在《致橡樹》裡描繪道，“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緊握在地下；葉，相觸在雲裡。每一陣風過，我們都相互致意。”沒有誰比誰高尚，也沒有誰需要依附誰，我們都找準自己要堅持的位置，並深深紮根在足下的土地，“彷彿永遠分離，卻又終身相依，這才是偉大的愛情。”

四、結尾

觀罷《婚姻故事》，會發現角色間的臺詞往來非常多，人物性格特徵及其互動關係的親密度幾乎都依靠臺詞輸出，並被觀眾知曉。這與藉助人物微動作或是場景變換推進故事相比，更能在有限的時長裡容納足夠多的情感宣發。

電影裡最為精彩的臺詞之一來自於律師諾拉。

這段臺詞一度在網上引起熱議，很多網友從中讀出了男女在家庭關係中的不平等。但引起父/母群體的矛盾衝突恐怕並非電影本意。製造噪音，讓社會早已習以為常的觀念擁有另一種解釋視角才是目的：社會環境中對身為人母者的嚴要求是否合理？對為人父者的高寬容是否公平？拋開性別認同偏見，把完美、靠譜、無私作為評價父母雙方對於家庭穩定性的付出依據，又是否妥適？

事實上，勞拉·鄧恩扮演的諾拉律師在電影中承擔的是全知全判者形象，她的很多臺詞每每回擊有力、一針見血。她在雙方律師會面的辦公室裡說出那句“所以，你的要求是協議，而妮可的要求只是討論”時，查理有明顯的發愣與啞口語塞。

這種被反駁後的感觸姿態也許才是《婚姻故事》臺詞設計想要達到的觀影效果——

你可以不認同，或者選擇不接受電影所傳達的意義。但如果你在聽到這些臺詞時有過那麼一瞬間的觸動，對婚姻家庭有了新的思考，對自身處境有了新的判斷，對人際關係的內在平等有了新的嚮往與追求，便是這部娓娓道來的《婚姻故事》所能給予觀眾的一份厚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