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大義名分，生存與發展才是核心要務。

初平年間（190-193）董卓挾獻帝西遷，“關中”與“關東”遂形成對峙局面。在此背景下，劉虞被袁紹等人擁立為帝，成為關東的“新天子”。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魏書 武帝紀》

怪異之處，是劉虞拒絕登基，但又與勸進的袁紹、韓馥等人維持合作關係。

（袁紹、韓馥）推（劉）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製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魏書 公孫瓚傳》

劉虞的矛盾行為，可以歸納為“既做漢廷忠臣、又與叛軍聯合”。因此值得探討。

結合諸書材料，大抵可以做出如下推斷：

（1）劉虞與袁紹的聯合，是因為二者“相似的出身”與“相近的意識形態”。

（2）劉虞拒絕接受帝號，並非純出於個人操守。主要威脅來自幽州的另一位軍閥公孫瓚。

公孫瓚與劉虞有嫌隙，因此劉虞不敢接受勸進，避免授人話柄，引發兵禍。

如果將時間線拉長，不難看出，劉虞與袁紹的同盟，其實也有“共同抵抗公孫瓚”的軍事考慮。

意識形態的異同，決定了軍閥陣營的劃分。

中平六年（189）董卓上洛，殺何後與少帝，擁立靈帝幼子劉協。

雖然後世史家普遍將董卓視作亂臣賊子，但如果按當時的立場，董卓操縱著“洛陽-長安朝廷”，是漢廷的代表。

反倒是被後世視作“義兵”的關東聯軍，實際未承皇命，屬於典型的亂軍。

換言之，從中立的視角出發，董卓才是“王師”，袁紹等關東軍閥則是“叛軍”。

因此，以“忠良”聞名的劉虞，同袁紹（叛軍）的合作，便顯得有些不可理喻。

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劉虞）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魏書 公孫瓚傳》

實際從“出身”與“執政方式”的角度來看，劉虞與袁紹的意識形態是極為接近的。

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勢傾天下。劉虞出身東海恭王一脈，其直系祖先是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的長子劉強。

（劉）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韋曜《吳書》

東海王劉強，是光武朝首任皇太子，讓國於弟（漢明帝）。因此特受寵待，顯赫無比。

可見劉虞與袁紹的“門第出身”極為類似，均屬頂級豪門。

相似的出身，也決定了二者相似的意識形態，這又導致了相似的統治手段。二者皆以“寬仁”著稱。

劉虞的統治基礎是幽州大姓，麾下有鮮于輔、鮮于銀、齊周、田疇為代表的豪強。

上述諸人雄踞地方、在幽州一呼百應，因此立場上比較親近士族。比如田疇在山野隱居時，就曾怨恨“烏丸殺其本郡冠蓋（大族）”。

（田）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魏書 田疇傳》

袁紹的統治基礎相對複雜，主體由渤海系、潁川系與河北系三方組成。但袁紹在冀州也以“寬仁”聞名。

審配家族“聚斂無度”，謀士許攸“貪財好貨”，至於沮授則獨率三軍，尊貴無比。曹操平定河北（205），嚴懲貪腐，重治豪族，即針對袁紹集團對地方豪強的過分縱容。

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貲以萬數。——《魏書 王修傳》

袁紹在冀州的“寬政”（主要是針對豪族的寬仁、對百姓是相當殘忍的），也影響到了袁譚在青州的統治。譚放縱豪強，欺凌百姓，頗為史家詬病。

（袁譚）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九州春秋》

因此，雖然劉虞自詡為“大漢忠良”，而袁紹在彼時則是“關東叛軍”，但相似的出身與意識形態，依然促成二者的合作。

劉、袁合縱的另一個原因，是對抗公孫瓚的威脅。

幽州的“下克上”格局，決定了劉虞不敢接受勸進。

與劉虞同在幽州的公孫瓚，出身庶族地主，靠鎮壓烏丸與黃巾發跡。

覽查公孫瓚的早期事蹟，可知其託名“豪族庶子”，實際是依靠“婚姻”與“軍功”為升遷手段。與袁紹、劉虞等豪族大相徑庭。

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瓚）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後漢書 公孫瓚傳》

公孫瓚集團，是典型的“寒門政權”。其統治基礎是當時受人鄙視的“商販庸兒”，麾下重用的大多是“亡命奸臧”與“諂佞酷吏”。

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公孫瓚）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後漢書 公孫瓚傳》

關於公孫瓚集團性質的分析，我之前論述頗多，此處不再展開。

公孫瓚與劉虞、袁紹之間的出身差異、意識形態差異、統治手段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他與二者關係，也從最初的合作、走向最終的對立。絕非“公孫越陣亡”等偶然事件。

值得注意之處，是劉虞掛名“幽州牧”，是公孫瓚名義上的直屬上司。因此二者的衝突，是直接且顯性的。

征討烏丸時（187），劉虞與公孫瓚就曾因為“剿撫路線”產生過嚴重衝突。

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有隙。——《通鑑》

在公孫瓚因功封侯（189）之後，恃寵而驕，對劉虞也便更加不屑。最終引發火併，劉虞敗死（193）。

值得注意的是，公孫瓚生擒劉虞後，將其曝於街市，當著漢廷使者的面，矯詔斬首。

而公孫瓚誅殺劉虞的理由，恰恰就是“劉虞與袁紹圖謀自立”。

天子遣使者段訓增（劉）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公孫）瓚誣（劉）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魏書 公孫瓚傳》

可見“劉虞欲自立”，是人所共知之事。公孫瓚甚至藉著這個由頭，在漢廷使者面前，做了一番政治表演。

因此，在幽州內部存在“公孫瓚集團”的情況下，劉虞不能、也不敢接受袁紹與韓馥的勸進。

但也恰恰是因為公孫瓚集團的存在，劉虞才更需要“與袁紹連和”，藉此自保。畢竟相比寒門出身的公孫瓚，同為豪門的袁紹，在意識形態上與自己無疑更為接近。

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劉虞一方面遣使赴長安向劉協納貢，另一方面又勾結叛軍袁紹。

除了幽州內部的固有矛盾，盤踞在冀州的黑山兵團，也曾深度參與幽州事務。

張燕為代表的“黑山賊”，實際是魏晉史家為凸顯“曹魏正統性”而賦予的蔑稱。黑山軍早在中平年間（184-189）便接受了靈帝招安，成為“歲舉孝廉、計吏”的官軍，張燕本人也接受“平難中郎將”的敕封。

（張）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後漢書 朱儁傳-附傳》

從後續發展來看，張燕始終維持了關中政權（劉協）的合作，故“黑山軍”可以視作董卓安插在河北地區的“官軍支黨”。

加飛燕（即張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魏書 臧洪傳》

張燕的官爵既然來自靈帝的敕封，其立場無疑更親近劉協（靈帝幼子）。因此在“關東自立天子”的情況下，其必然不認可劉虞的法統。

這也能解釋為何張燕要與公孫瓚聯合，共同對抗袁紹與劉虞。

張燕與公孫瓚因“反對劉虞”而結盟。因此劉虞在冀州的同盟袁紹，便不得不武裝干預。最終袁術、劉表亦參與其中，形成二袁集團的內部火併。

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乾，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魏書 武帝紀》

冀州的張燕與幽州的公孫瓚，對抗冀州的袁紹與幽州的劉虞。衝突的直接原因，除了對幽冀二州的爭奪，便是政治立場的差異，即所謂“關東自立天子”。

劉虞在各類材料中，均被塑造為“謙謙君子”。甚至在韋曜《吳書》中，還將那個老掉牙的“讓牛還牛”故事，張冠李戴到劉虞頭上，藉此拔高其品性與操守。

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韋曜《吳書》

其實就劉虞本人的事蹟來看，與漢末軍閥並無二致。甚至居庸關之戰（構釁公孫瓚）還是劉虞主動挑起的，可見其野心。因此不可將其簡單視作“敦厚長者”。

論文學素養，曹氏父子稱得上學富五車，但其權欲絲毫不遜其文化。

至於割據一方的孔融（青州北海）、華歆（揚州豫章）、王朗（揚州會稽）等人，皆為當世名儒；但從他們在地方上的統治手段來看，可以說很是賣弄，沒有絲毫的儒者風範。

范曄的《後漢書》便明確將劉虞歸入“軍閥之列”，將其與陶謙、公孫瓚合傳。南朝士人對劉虞的真實看法，可見一斑。

可知“儒者”只是魏晉語境下的溢美之詞，“群雄”才是劉虞在漢末的真實定位。

至於最被關注的“關東自立天子”一事上，劉虞鼠首兩端，立場成謎。最終發展到“一面遣使赴長安表忠心、另一面又與叛軍聯合”的怪異地步，實際也自有苦衷。

公孫瓚名為劉虞下屬，實際無異獨立軍閥。且公孫瓚的寒門氣質、與劉虞的豪族風範格格不入，最終使劉虞倒向意識形態相近的袁紹。哪怕袁紹是關東叛軍的頭目。

雖然袁紹屢次勸進，劉虞卻始終拒絕。這無疑是因為公孫瓚與黑山軍的緣故。在外有強敵（張燕）、變生肘腋（公孫瓚）的情況下，劉虞不敢接受帝號，授人話柄。

諷刺之處，是劉虞雖然處處小心，最終卻還是死在“圖謀自立”的罪名上。

更諷刺的是，同樣的宿命，數年後也降臨到公孫瓚頭上。

易京之戰（199），公孫瓚據守塢堡。自詡固若金湯，卻依然樓崩城毀，身死族滅。

可見竭力避免的事情、往往會成為必然發生的慘劇。

善飲者醉於酒、擅泳者溺於水；善騎者墜於馬、善戰者歿於殺。大概就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