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秦國統一，這幾個詞彷佛一直是連在一起的。秦國透過商鞅變法，一改之前積貧積弱的情況，自此走向強盛，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基礎。並且在商鞅變法中我們還經常聽到一個制度——軍公爵制，在我們的印象中，商鞅成為透過這一制度，使秦國老百姓在戰場上各個奮勇殺敵，將秦軍締造成了一個虎狼之師，所向披靡。但是這就存在一個問題，其他六國難道傻嗎？為什麼眼看著秦軍透過變法，透過軍公爵制走向強大，為什麼他們的不學呢？
其實在這裡我們走到的一個誤區，即認為軍公爵制是商鞅來到秦國後，隨著其變法才出現的。事實是軍公爵制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並且在商鞅變法前，齊、楚、秦、燕、趙、魏、韓七國其實都已經開始實行軍公爵制了。因此，其實商鞅並不是簡簡單單地給秦國帶來了所謂的軍公爵制、統一度量衡等，而是商鞅的改革在某種程度上與秦國的特殊性形成了十分微妙的反應。可以說不光光是商鞅成就了秦國，秦國自立國後形成的治國傳統也成就了商鞅。
針對為何商鞅的秦國變法成功，但其餘六國變法卻失敗這一話題，學術界已經有非常多的討論。像是范文瀾先生就指出：“正因為秦國腐化勢力比較薄弱，所以新制度才得以實施”。甚至一代文豪郭沫若指出，“商鞅的成功僅僅是一偶然因素，他偶然幸運地碰到了秦孝公（支援商鞅變法的人）命長。”
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偶然性與必然性關係那樣，其實歷史上的商鞅真的是幸運的，但他的幸運並不是單單像郭沫若所說，僅僅是秦孝公活得時間長，而是他恰好來到了秦國這一特殊國家。秦國當時的經濟基礎決定了商鞅變法一定會在這裡成功。
秦國與其他六國相比，地處西部蠻夷之地。這兒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其發展會造成不利影響，但反過來卻為商鞅變法提供了一個非常便利的條件：土地多。軍公爵制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給戰場上立功計程車兵以賞賜，根據相關法律規定：“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換句話說就是，你在戰場上殺死一個敵人，把他的頭顱帶回來，就可以升一級，還可以得到田地一頃，宅地九畝。我一直有一個觀點，中國老百姓是最善良的人，從古自今近千年來，他們要求的就是土地。誰給他們土地，他們就跟誰幹。而秦國的經濟基礎是什麼？上文已經提到，地廣人稀。這就使得秦國有大量荒地可以分給在戰場上立功計程車兵。並且秦國的國君子弟及王族貴戚皆無封土。這使得士兵獲得土地這一過程並不會與秦國貴族之間發生直接矛盾。這是秦國軍公爵制能推行下去的一重要原因。
秦軍士兵
當然，僅僅依靠秦國原本的經濟基礎，商鞅的改革也無法很好的推行下去。接下來就要說到人為因素了，也就是商鞅和秦孝公二人的努力。
商鞅是個狠人，決定釜底抽薪，徹底改變秦國的經濟基礎。變法中規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這一規定徹底惹惱了秦國的貴族，結果貴族聯合了數千人，一同去秦國國都鬧事，但不曾想卻被君臣二人的鐵血政策給壓下去了。尤其是當秦國遷都咸陽之後，中央集權已經初具規模，周王朝時期形成的貴族制已徹底不再起作用了。
然後軍公爵制的推動更加水到渠成，百姓在戰場上殺死敵人後獲得土地，也就使得大量百姓有了自給自足的條件，可以不再依附與貴族。在這基礎上，普遍徵兵制可以推行了。至此：打仗——殺敵——獲得土地——耕作——徵兵——打仗，這些形成了一個良性迴圈。故歷史學家朱紹侯指出：“商鞅只把已有的軍公爵加以整頓，並賦予它以新的生命力。”《左傳》中也有相關的記述：“軍公爵制，非是商鞅盡新作也”。
戰國形勢圖
而反觀六國的經濟基礎，與秦國完全不同。甚至現在出現一種新的史學觀點，駁斥了董仲舒關於商鞅變法中：“廢井田，開阡陌”的政策。這一說法說秦國其實根本就沒有所謂的井田制。詳情可見《試論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秦國到底有沒有井田制這點先不提，單就六國而言，其井田制的普及率一定是高於遠在西北邊陲的秦國，這是可以肯定的。
這就給六國在推行軍公爵制這一制度帶來很多不利因素。甚至有的國家比秦國實行軍公爵制還要早，在初期也確時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六國的經濟基礎卻決定了他們在推行軍公爵制時勁頭不足。
比如說戰國初期的霸主魏國。透過吳起變法，魏武卒制度確立了。其實魏武卒制度就是軍公爵制。只要你能透過篩選，成為武卒，首先就能解除你與原貴族主人的附屬關係，成為自由人。另外還可以獲得土地近百畝，並能透過軍功獲得爵位，並一路上升。咋一看上去，這就是商鞅變法中軍公爵制的翻版，但魏國的經濟基礎與秦國卻不盡相同。秦國因為地廣人稀，且不存在井田制，使商鞅可以很順利地將土地私有制推行下去，而後便形成一良性迴圈。
但魏國則不然，貴族制的存在，使其無法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土地私有制，這就導致其不能像秦國一樣實行普遍徵兵制。魏國的武卒全都是精挑細選的，這一制度無法在全軍中得到推廣。所以透過軍公爵制，秦國所有士兵上戰場後都像一個個猛虎一樣，撲向敵人。但在魏國只有武卒才可以做到這樣。
從這點說來，魏國較秦國而言，更像西歐的那種封建社會，而秦國則更偏向於中國的這種封建社會。甚至到了後期，魏武卒制也面臨崩盤的危險，因為在貴族掌握有大量土地的情況下，國王能發給士兵的土地是有限的，再加上與秦、齊等國交戰的失敗，使其可用土地迅速減少，最後武卒制度面臨崩潰。而這就陷入一個與秦國完全相反的惡性迴圈——土地少、貴族多——參與軍公爵制計程車兵少——戰敗割地——土地少。
如果在六國中做一對比可以發現，齊國田氏子弟牢牢把握軍政要職；燕國在“千金買骨”的燕昭王去世後，日趨保守；楚國的屈（屈原的家族）、景、項（項羽的家族）、昭四大家族就像民國蔣、宋、陳、孔四大家族一樣，把控全國軍政要務；韓國張家（張良的家族）五代為相……僅有趙國，相對而言中央集權較高，國家掌握的土地可較多，其在推行軍公爵制時比僅次於秦國，所以戰國末期，趙國能成為與強秦一決高下的國家。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們在高中、在大學經常聽到這句話。但學習這句話時都是為了應付考試。其實這句話是真的就是真理，秦國土地所有制的特點，決定了其在政治變革中能走的最遠。雖然這麼說有些淡化商鞅和秦孝公在歷史上的功績，但我們真的可以想想，戰國時期的變法難道還少嗎？李悝變法、吳起魏國變法、吳起楚國變法、西門豹變法、鄒忌變法、申不害變法……這麼多變法，為什麼就商鞅變法成功了？這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並且，為何其他六國大部分變法都人亡政息，在推行變法的仁君良士去世之後，又迴歸之前的老路。而僅僅是商鞅變法做到了“商君雖死，但秦法猶存”的地步？這雖然也應該強調秦惠文王的貢獻，但主要原因就是大環境變了。秦國已在全國推行了土地私有制，中央集權也建立起來了，在這種形狀下，秦國的機器已經可以在沒有商鞅、沒有秦孝公的操縱下自行運轉了。甚至我們在看關於後面相關歷史資料時，也應該注意到這點，為何秦始皇在一統天下後，能選擇在全國推行郡縣制，而不搞分封制。為何劉邦在統一天下後大搞郡國並行制卻失敗了？這些原因都在於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
秦國能出現商鞅，出現秦孝公這一君臣攜手並肩的情況，我認為不是偶然的。何為改革，何為革命？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對上層建築做出調整，以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反抗，民眾將政府推翻後，便會另外構建一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而秦國變法就是一場改革，這一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是因為其在改革過程中遇到的阻力最小，而其他六國遇到的阻力也比其大得多。
歷史說來有意思，秦國最初因為地處西北，受貴族制影響小，使其國力較東方六國而言非常弱小，但這也反過來成為其統一天下的重要原因，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引用文獻：
《中國通史簡編》
《中國古代社會史論》
《商鞅變法與秦國早期軍功爵制》
《商書君·境內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