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的世界中，因為環境汙染，人類生育率下降，出現了一個名叫基列國的國家，很多女性被剝奪掉一切，唯一的功能便是為國家的掌握者們：大主教，進行交配從而孕育生命。

這些女性被稱為使女，是基列國的行走子宮。

以上是《使女的故事》的故事背景，自17年開播以來，到如今這部劇早已衍變成了關於女權、政治等各方面的符號化象徵。而新推出的第四季在豆瓣上的評分至今仍高達8。6分，並沒有爛尾的趨勢。

經過前三季36集的鋪墊，在第四季中，使女們的反抗終於撼動了基列國，女主瓊已然成為了使女反抗運動的精神領袖，故事線也從基列國轉向了更為宏大的世界背景。

縱觀四季，《使女的故事》其實講了一個關於反抗與自由的終極話題，在劇中不難看出：

女權即人權

。

劇集中的虛構世界之所以能夠帶給觀眾極大的震撼與恐懼，不單單來源於女性角色的慘痛遭遇，更在於虛構故事中的現實對映，使女們的規訓與反抗，成為了秩序和文明之間的照妖鏡。

未來世界的科技文明、中世紀的生活秩序，本應是極具割裂感的。但在人類的生存危機面前，卻奇妙的被撫平了。生存的危機對原有的文明產生了顛覆，從而建立了一個極端宗教國家。

在這種情況下，女性的首要任務便是：延續物種的繁衍。

諷刺的是，這種繁衍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引得其他國家蠢蠢欲動。《使女的故事》中，使女的生育權即是使女的生存權，母親這一重要的身份符號被剝奪。而這也是女主瓊在基列國的信念：為尋找自己的孩子甘願留在基列國。

從這一方面來看，此劇也試圖講述：人類的母親被子女壓制在底層，從而進行反抗，以恢復自己的母親權利，進行引導社會迴歸到文明的軌道。

不過將《使女的故事》中的反抗僅侷限於母親這一身份的重新確立，對其所展現出的女權主義來說，是片面的。

但這確實是女性瓊等人女性意識覺醒的第一個註腳，然後進化到對女性自我權利追尋的抗爭中，最終脫離母親的身份回到自我個體的關切上，留下一個文明之母的象徵意味。

母性力量是精神的支柱，這也使得《使女的故事》與其他影視作品中對女性主義的刻畫不同，不再單純展現父權的壓迫和弒父的反抗，而是上升到更為寬廣的層面，如集體無意識的洗腦、女性和女性之間的鎮壓和權利的劃分。

劇中的男性角色：大主教。他們作為基列國的統治者，也是繁衍生命的重要一方。

大主教們雖然沒有像嬤嬤和其妻子們對使女展現出過於殘暴的一面。但在整個國家構架中，作為規則的制定者，將女性群體進行劃分，剝奪其權利，從而達到利用女性統治女性的目的。

大主教們自己卻扮演了道德的至高者，甚至成為了一些使女暗無天日生活中救世主般的存在。

在大主教們制定的規則下，形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將女性劃分為四個群體：妻子、嬤嬤、僕人、使女。又以顏色藍、棕、綠、紅作為區分，從服飾來對女性的身體進行規訓。

處於最高階級的妻子與最低階層的使女之間的矛盾便是由生育而產生的母親權利的奪舍。

母親權利的奪舍則將矛盾轉移到了女性之間，而隨著事件的發展，大主教的妻子們所誕生出的母親本能也在不斷反噬著這個極端的國家，最終與使女處在了同一陣營。

進而將最深層次的矛盾——個體自由意志的壓制與抗爭放在了檯面上。

在《使女的故事》中，對個體自由意志的剝奪，是從生理和心理兩個方面同時進行，先是對女性宗教式的洗腦，抹除其名字，也就是抹殺了個體在社會中的身份符號，進行物化。

再是受精儀式、產子在眾人的審視下進行，形成一種對身體的規訓，讓使女們誤認為這是自己的工作，將身體變成生育的機器，也是權利的機器。

以女主瓊為代表，《使女的故事》四季中，是母親到個體、自我到集體、肉體到精神的覺醒與反抗，在這一過程中，使女們也最終明白：能夠依靠的只有的自己。

而劇中瓊與尼克的愛情，正是對此理念的詮釋。

尼克對於瓊而言，是在基列國唯一一個可以觸碰到依靠。兩人也不可避免的產生了愛情。但並沒有出現男主拯救女主的套路，尼克最後還是歸順於基列國，站在了瓊的對立面。

在這樣一個國度，愛情的出現讓瓊和尼克顯得壯烈而慘痛，但終是幻想，背後仍舊是冰冷的現實。

而基於《使女的故事》中，拯救女性自己的只有女性這一理念，女主瓊在劇中英雄化的塑造顯然是有些偏差的，故而在第四季中，這部反烏托邦的女性鬥爭故事呈現出了反英雄的傾向。

瓊因自我的自由而進行反抗，而在反抗中卻衍變成了一個復仇者。

第四季中可以明顯感受到瓊對基列國的恨意，並遭受著同伴們的背叛和信任危機，尋找女兒已經不再是她唯一的動機，瓊想做的便是將基列國剷除，反抗已然成為了她的終極命題。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瓊變成了一個激進的鬥士，掙脫了小我的束縛，不接受任何妥協，將以自己的生命，來完成對自由的詮釋。

在第四季中，由瓊等人拯救的孩子面臨新的秩序和文明產生了反抗的心態，這無疑將觀眾帶入到了另外一個層面：對於被拯救的下一代而言，基列國的觀念早已深入他們內心，即便基列國覆滅，在未來，也仍有復辟的危險。

所以關於自由的鬥爭，並未在瓊這一代結束，而是永恆的，更無關與性別、國家、種族。而這一次追求自由的歷史書寫者，變成了女性，也正是因此，才顯的更為悲壯，更有多義性。

誠然，《使女的故事》中的鬥爭所展現出的苦難是極為慘痛的，以至於造成一些觀眾的難以忍受。

但這種忍受不正是說明：這部帶有“科幻”標籤的故事，具有讓人感同身受的現實意義，從而讓人產生逃避的心理。

女性主義並不是《使女的故事》的全部，而是其背後關於自由、文明的探討，人類個體自由的抗爭與女性自我權益的追求在此劇中，形成了統一，從而將《使女的故事》變成了一個廣義的文化符號。

如今，《使女的故事》是否會跌落神壇似乎已經不再重要，畢竟它勾勒出的社會圖卷，讓每一個看過的觀眾，都與罪惡的深淵進行了一次凝視，逃避與沉默只能得到短暫的麻痺。

而基列國與每一個人的距離，似乎並不遙遠。鬥爭永遠都是曲折且痛苦的，歷史是過去，也是現在，亦是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