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娛治理：社會價值譜系的深度調整

■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清波

2021年，應當是中國文化娛樂領域有標誌性意義的一年。每一個人都能感覺到，從今年下半年開始，文娛產業的邏輯變了。我們見證了一系列指向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偷逃稅、畸形審美、“飯圈”亂象等問題的綜合治理行動。可以說，力度和覆蓋面都是空前的。

偶像的相繼塌房、經濟問題被逐一起底、飯圈操縱的真相大白，讓娛樂圈華麗罩袍下的蝨子越發顯眼刺目。只不過，這一次不再是娛樂化的“漫天飛瓜”。社會秩序對娛樂圈的規制鋪開，明星藝人、飯圈遊戲不再有另一個平行宇宙，不再享受超於普通人的豁免，它們被嵌入主流的社會價值觀。而這背後，更是一個關係到青少年成長、文化生活質地乃至共同富裕的宏大命題。

青少年，值得一個更大的世界

吳亦凡涉嫌強姦罪被捕後，在網路上流傳著他粉絲群裡的對話截圖，有粉絲分析他的關押地點，以及如何“劫法場”救出“哥哥”的可能性。

這些截圖令輿論震驚。很難想象，這是正常心智下的反應。偶像失格後，還有人不去思考道德層面的問題，相反卻是對法律權威、社會秩序的蔑視，一部分粉絲幾乎是在一種類似“精神控制”的狀態下，無條件地捍衛自己的偶像。

吳亦凡劇照

這並不罕見。我們已經見過飯圈千奇百怪的種種面相，有的為了給偶像接機，把機場玻璃擠碎了；有的為了圍堵偶像，一直追到了高考考場；有的為了給偶像打榜刷分，沒有工作的未成年人可以集資到數千萬之巨……

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可能需要結合《娛樂至死》《烏合之眾》《論分析心理學與詩的關係》等等社會學、心理學的知識才能完全理解。但很直觀地表現就是，許許多多的青少年，他們的思維變得單一，他們的偶像必須永遠光鮮、必須被萬千寵愛，任何不認同這個預設的人，都是“對手”，甚至為此不惜對抗社會秩序。

這樣的粉絲看上去“戰鬥力極強”，但實際上都很脆弱。因為他們不敢直面真實：他們的一些偶像並不完美，既沒有作品，也談不上偉岸的人格。

當偶像坍塌，治理行動紛至沓來，飯圈的暗箱操作被刨根，這是對行業的整頓，也是青少年價值觀的重塑：告訴他們在偶像之上，還有是非道德、公序良俗，進而幫助他們認知到，不能非此即彼、非粉即黑。

在這個層面，文娛領域的整治，其實也是在拆除一些青少年身上的枷鎖——心靈與思維被偶像光環所宰制，讓他們看到一個更大的世界。這個世界當然也有高顏值的偶像，但還有一些其他內容，比如對道德美感的理解，對辯證思維的體悟。

其實，青少年喜歡偶像，其最初的出發點也不過是追慕一種更精彩的人生、投射理想化的人格。希望能借這個機會明白，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定不是透過盲從與癲狂，而是理性與包容。

引發普遍質疑的“倒奶門”事件

文化生活的“單調”，讓很多人開始厭倦

如果說盲目追星、愛豆打榜之類的現象，過去還是部分粉絲群體的圈地自萌。但最近幾年，卻不停地向外溢位，佔據了文化生活的大量篇幅，即便是路人，也無法逃脫這種粉絲經濟的侵擾。

曾有某明星上線一首新歌，10個小時銷量突破1000萬，4天突破1億。然而這首歌在社會上卻幾乎沒有影響，人們記不住，也哼不出旋律。這是一波粉絲經濟猛烈操作的例證，讓自己“哥哥”的作品躋身華語樂壇的崇高位置——僅從銷量看的話。

而這已近乎成了行業吸金的慣用套路，於是人們看到的幾乎都是千篇一律的靚麗偶像，以及記不住的作品；電視裡充斥著一輪又一輪的選秀，他們舉手投足間都帶著琉璃易碎的精緻；影視劇裡面癱演技、五毛特效，劇情演繹一言難盡，但其中的流量明星卻始終霸佔著話題榜……

之所以如此，也是因為技術的加持、資本的湧入，迅速搶佔了渠道話語權，某種被圈定的娛樂形態便鋪天蓋地般湧來。看上去我們有選擇權，手機、電視，都能自己控制。但選擇權其實是有限的，除了已經被重重流量包裹的打榜、刷分之外，已經很難找到淨土。

於是就出現了充滿悖論的一幕：我們的文化產品已經相當豐富，作品種類和數量已經極為可觀，但其中卻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單調：我們正在被一種標準化、表面化、資本化的文化景觀所統攝。在這個過程中，傳統、古典的文藝評價體系在削弱，那些曾經極為重要的標準——演技、歌喉、道德等，變得不再那麼重要。

這當然會激發相當大的反感。這也是為什麼當文娛領域整治行動到來之際，首當其衝的那些主體，明星也好關聯的行業公司也罷，是如此的孤單。相反，公眾對治理行動則抱以樂觀的期待——這事實上是被排斥在粉絲經濟之外的普通人的一次集體“抗議”，人們忍受這種單調與乏味很久了，期望有一些深層次的改變。

這也是行業規制之外，人們期望看到的未來。文娛領域的治理，並不是整頓哪個哪個藝人、打掉哪個哪個作品，其意義一定是建設性的，即我們的文化生活，可以迴歸更本質、純粹的目的，給人帶來更加高階、多元的精神享受，而不是用一種模式化的形式，去強行同化人們的審美，裹挾著所有人共同參與無休無止、浮華而空虛的表演。

與共同富裕相匹配的文化遠景

在那些失德藝人和文娛亂象裡，一個非常顯著的特徵是，這些亂象背後都有著或隱或顯的經濟動因。

起初，治理行動的力道猛烈，讓有些人有措手不及的感覺，甚至產生了認知上的誤區，認為這是向某個領域“開刀”，猜測背後有著更深層的目的邏輯。其實，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文化娛樂產業的改進方向都是明確的，在這一點上不需要模稜兩可的揣測。

相反，文娛領域的一些問題，已經是積弊已久、關係重大的問題，恰恰需要出重手、下猛藥才有可能得到緩解與祛除。比如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偷稅漏稅，相關從業者已構成了盤根錯節的關係，影響之大甚至構成了影視行業發展的絆腳石，造成了影視行業收入結構的大面積失衡。在這種情況下，解決問題的前提必然是凝聚起相當的力度。

比如因偷稅漏稅、代孕等問題而崩塌的演員鄭爽，被曝出拍攝一部電影77天收入6。4億，平均日收入208萬，但她從2019到2020年偷稅漏稅的總額就達到7000多萬元。

可以想見，當一位藝人可以動輒撬動以億為單位的資金量，行業如無相應的秩序，必然是叢林法則當道，到處是難以見光的商業勾連。

更關鍵的是，文化娛樂領域由於具有較高的社會認知度，已經成為人們觀察理解社會的一個重要視窗。如果這個領域展現的是一副野蠻生長、混亂無序的面貌，那麼又如何讓公眾理解各項調節收入分配、維繫社會公平的願景？

從這個層面看，文娛領域的整治，可以嵌入共同富裕的大框架內考察，預期未來能呈現與這個遠景目標相匹配的文化圖景。文娛領域應當呈現一種健康的面貌，從業者各得其所、按勞分配，而非在扭曲的遊戲規則之下，變成了大魚吃小魚的遊戲。

共同富裕的概念本身，既包括物質生活的富裕，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裕。精神生活的富裕自然意味著人們可以享用的文化產品數量增多、質量提高。只有文娛領域能夠產生更多有價值的作品，才能有可能實現民眾的精神富裕。這些，也是戳破行業“虛胖”、讓其迴歸質樸的意義所在。

文娛領域確實在2021年有了“鉅變”之感，失德藝人幾無立足之處。看待這個話題，我們依然需要用長程視角去打量，這不只是哪個偶像塌房那麼簡單，而是社會價值譜系的一次深度調整：無論是青少年價值觀、還是文藝評價標準、抑或是社會公平的內涵，藉由這個契機，都在經歷著一場規模罕見的重塑，並進而為社會重新校準方向。

編輯汪垠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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