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元朝失之於寬，故朕濟之以猛”。看清楚，朱元璋可沒說元朝以寬仁失天下，而是說“失在太寬”，是寬而不是寬仁。

語出《皇明寶訓》，原文摘錄如下：

朕觀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寬。昔秦失於暴，漢興濟之以寬，以寬濟猛，是為得之。今元朝失之於寬，故朕濟之以猛，寬猛相濟，惟務適宜爾。

朱元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認識？

首先要對皇權進行一個拆解。

皇權，一個是制度性皇權；一個是個人性皇權。前者要把皇帝看成一個國家機構，這個國家機構作為權力核心，運用官僚體系，實施政治統治。後者是把皇帝看成是一個活生生的個人，這活生生的個人作為最有權勢者，憑藉制度性皇權，實現自由意志。

雖然皇帝一直從丞相或宰相哪裡為自己爭權。但爭得主要是制度性皇權。目的就是要確保自己始終是權力核心，而手段則是把官僚體系這個工具武裝到牙齒。所以，中國的皇帝不是日本的天皇，不僅有名而且有實，關鍵是權力越來越大。到後期，任何貴族、諸侯以及權臣，都不可能跟皇帝掀桌子。

但是，這只是制度性皇權。隨著官僚體系這個工具越來越強大，個人性皇權卻一定要受到限制。皇帝要實現自由意志，往往會與實現政治統治的制度性皇權，發生矛盾。所以，制度性皇權越強，個人性皇權就越弱，皇帝個人也就越來越不自由。

始皇帝開心了，建個阿房宮，於是“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漢武帝開心了，先搞個十八萬軍隊的朔方大閱兵，再搞個泰山大封禪，然後全國上下一起跟著他淫祀濫祭。這些都是皇帝的個人權力，簡單說就是：我的天下、我做主。

但是，宋朝皇帝呢？

宋真宗也要封禪泰山。但是，在這之前，他這個皇帝必須要搞定宰相。於是，身為皇帝的宋真宗，竟然向宰相王旦行賄了。而且，行賄手段相當藝術。宋真宗先是設宴、請王旦喝酒，宴後再賜給王旦一樽好酒，並親自囑咐王旦帶回家跟媳婦一起喝。王旦回家之後，開啟御賜樽酒，竟發現是滿滿的一樽珍珠。一樽珍珠，這麼重的賄賂，宋真宗要讓王旦幹什麼見不得人的大事？沒別的事，就是：真宗要搞封禪，王旦這個宰相別說話就行。

這就是宋朝皇帝，其個人性皇權已被擠壓到卑微的地步。皇帝要實現個人意志，居然要送禮、行賄大臣。但是，宋朝皇帝的制度性皇權卻非常強，老百姓造反，只是反官僚但不反皇帝。如《水滸傳》中阮小五唱到：

打魚一世蓼兒窪，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

酷吏贓官該殺就殺，因為他們都不是好人。但殺這些人的目的是什麼？當然是替天行道，但也是“忠心報答趙官家”。而這個趙官家就是大宋趙氏皇帝。宋朝皇帝的制度性皇權，甚至強成了某種宗教信仰。

然後，到了元朝了。元朝皇帝呢？

元朝皇帝實現統治的主要憑藉，就不是官僚體系，而是怯薛和達魯花赤。怯薛，最初就是蒙古大汗的護衛親兵。元朝的朝廷權力基本上都被這夥人給把持了。達魯花赤的意思是鎮守者、掌印者，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這夥人被設定在地方政府，但不管行政只管監察，就是盯著地方官員給大元皇帝幹活。

這兩夥人，到底是個什麼來頭？你完全可以認為他們就是大元皇帝的奴才。其存在的目的就是維護大元皇帝這個主人的個人利益。至於大元帝國的公共利益，這夥人就不管了。那大元帝國的公共利益，靠誰來操心呢？當然是卑微的大元官僚。

把持大權的，都是皇帝的奴才。而奴才掌權的結果就是：大元皇帝的個人性皇權要多彪悍有多彪悍。宋朝大臣朝堂論事，敢把皇帝摁在座位上：我今天必須講，你今天必須聽，不聽我就動手。這是宋朝大臣VS宋朝皇帝。而元朝皇帝呢？瞅哪個大臣不開心了，拉出去就是一頓鞭子。明朝的廷杖，就繼承了元朝的鞭子。這是元朝大臣VS元朝皇帝。

所以，就是這麼個設定，你想都不用想，大元的官僚體系要多脆弱有多脆弱。到底能脆弱到什麼程度？一個例子已經舉過好多次了，但非常有意思，所以再舉一次：

這和尚每道有聖旨麼道，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麼！聖旨俺的。

這是元朝《宣賜湧泉寺聖旨碑》的摘錄。這道白話聖旨的意思都能看懂，看不懂的地方不是文言文而是當時的蒙古方言。其中和尚每，是和尚們的意思；聖旨俺的，是蒙古語法的倒裝。簡單說就是：你們這群和尚們，別做沒體例的壞事，敢做壞事，就不怕我那啥你們嗎，這就是俺的聖旨。

元朝皇帝的聖旨相當霸氣，完全是一副黑社會大哥教訓小弟的架勢。但，這可是聖旨啊！就這種聖旨，是怎麼從大元中書省流出來的？大元朝朝廷的官僚們，到底乾沒幹正經事？

不幹了，撂挑子了，愛咋咋地，都交給你你的怯薛護衛親兵幹去吧。這就是大元官僚普遍心態。鞭子你隨便抽，但也別指望我們好好幹活了。朝廷如此，地方呢？

地方更亂，完全就是在搞自治。

行省制是元朝的發明。但啥叫行省制，你不用管明清的設計，就看元朝的設計。元朝行省的自治權力非常大，基本上就是承認大元統治的地方部落。最要害的一點就是行省能財政自主，這個只有漢代的諸侯國能比了。關鍵是個行省內還有蒙古宗室的封地，這些宗室封地就更是一個個的獨立王國。

而大元的財政分權，也是相當奇葩。中央朝廷主要靠商稅和鹽引，其中的鹽引收入甚至高達中央財政收入的八成。而其他的賦稅呢？那就全給了地方了，你們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但是，這還不算完。在中國這種傳統的集權帝國，元朝居然搞出了包稅制，把地方當成公司來治理。安西王府官趙炳，對權臣阿合馬說：陝西一年能受稅一萬九千錠白銀，但如果官員盡力的話，怎麼也能收四萬錠白銀。OK！那我就讓陝西盡力。阿合馬立即派趙炳去陝西收稅，而趙炳也能幹，搞了五萬四千錠。然後阿合馬只要四萬，剩下的全給你們。饒州總管姚文龍說江南賦稅至少能收五十萬錠。於是，阿合馬立即任命這傢伙做江西道宣撫使，管理江南稅賦和茶法，搞夠五十萬錠就行，其他的、你們看著分。

元末為什麼腐敗？它都搞出包稅制了，地方官員要是不腐敗，那才是見了鬼。

朝廷亂、地方也亂，大元的官僚體系越到後期就越跟扯淡一樣。官僚體系是制度性皇權的工具，這個工具不行，制度性皇權就只能弱。但，老百姓會是什麼感受？

老百姓的感受相當好。因為自由啊，想幹啥就幹啥，根本就沒官員天天折騰你。但自由是有代價的，出了問題肯定也要自己扛。

蒙古人認識到農業價值之後，立即高度重視農業，鼓勵農民搞結社，好好種地、好好開荒。各種減稅措施也比其他王朝的力度要大。一個原因是朝廷根本就不怎麼依靠農業稅，靠商稅和鹽引就差不多了；另一個原因是不用抵抗草原入侵，所以老百姓也不需要為戰爭埋單。

經商呢？那就更自由了。大元朝的商人僅次於蒙古人和色目人，而且商業人才大量成為政府高官。因為大元需要商人給國家搞錢。為什麼色目人的地位比較高？因為這夥人的理財能力和商業能力是從基因裡帶出來的。那個阿合馬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文化和宗教呢？也沒人管。你看元雜劇就行了，好多諷刺現實黑暗的作品，卻在大元廣泛流行。蒙古貴族也會搬著馬紮一起過來看。為什麼不搞文化專制？蒙古人信奉用刀子說話，有本事咱就真刀真槍地幹，沒必要整這些個意識形態的含沙射影。

所以，作為大元百姓的朱元璋才會有“元朝失之於寬”的感覺。但是，這種寬，難道不是一種寬仁嗎？這不挺好的嗎？有挺好的一面，自然會有挺壞的一面。

元朝早期的黑暗就不說了，因為都是一筆血淚史。就說以後的元朝歷史。制度性皇權弱，肯定是要出問題的。首先的問題就是政治黑暗和官員腐敗。官員腐敗，你看包稅制就行了，把國家當公司玩，那當官就等同創業，怎麼榨取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那政治黑暗呢？元朝皇帝是自由了，但他手下的那些個奴才也自由啊。就那個阿合馬，身為丞相居然在大都城裡搶男霸女。哪朝丞相也不會把自己完成地痞流氓吧，但元朝的丞相就可以。

《馬可波羅遊記》記載了這傢伙的“光輝事蹟”：

“如果有他喜歡的漂亮的女人，決逃不出他的魔掌。如果她是未出嫁的閨女，他就強取為妾，至少也要將她姦汙。他一聽說誰有漂亮的女兒，他手下的一幫爪牙，就到她父親那裡說：‘你有個漂亮的女兒，嫁給我們的阿合馬吧！我們叫他讓你當三年的封疆大臣，或其他的高官顯爵。你以為怎麼樣？’這個人也不敢不答應。於是只好忍痛捨棄自己的女兒。這時，阿合馬便到皇帝面前啟奏：‘某個政府空缺，或將在某日有空缺，某某人是這種職務的適當人選。’皇帝肯定回答說：‘你認為誰合適就誰去補吧。’於是，這女子的父親馬上被指定上任，去主管那個政府，這樣一來，所有美麗的女子，或因自己父母的野心，或是攝於他的淫威，一個一個地成了他的妻妾和情婦”。

這個阿合馬有妻子40餘人、有妾400人，生子25人。厲不厲害？關鍵是這傢伙為了強娶人家媳婦就能把封疆大吏許出去，那你說他又會怎麼任人唯親、遍佈黨羽呢？這種政治還不夠黑暗嗎？

阿合馬這個丞相已經流氓到無底線的程度了，所以肯定要招致公憤。於是，大臣們紛紛勸諫皇帝說：這個阿合馬不是好人；元大都的百姓也向皇帝請願說：這個阿合馬該殺。但，忽必烈能殺嗎？不可能。阿合馬是自家奴才，他不愛大臣、不愛百姓、甚至都不愛大元帝國，但這傢伙愛我這個大元皇帝啊。所以，誰說都不好使，阿合馬不僅地位穩固而且年年升遷，從一個奴隸直接幹到中書省左丞相。

但是，之前不是說了嗎：大元的制度性皇權特別弱，官僚體系這個工具要多差有多差。所以，皇帝和丞相就統統別想被官僚體系保護。

公元1282年，一個嫉惡如仇的山東大漢，叫王著（北地從軍做了千戶長），夥同一個江湖術士，叫高和尚，這兩個人居然在大都搞了一場暴動。他們攛掇出一幕太子回京禮佛的假戲，把阿合馬誆出來迎接太子。然後，就在大批迎接官員面前，以太子之名，用銅錘把阿合馬的腦殼砸碎了。

這就是大元朝，堂堂一國之相，硬是被一個仗義大俠和一個江湖術士給搞死了，而且還是在大庭廣眾之下。丞相被搞死還不算什麼，官僚體系差、制度性皇權弱，然後倒黴的肯定是皇帝。

1315年，元仁宗詔命：各宗王封地的達魯花赤要由中書省來任命。這就是皇帝要奪權啊。然後，蒙古貴族立即群情激憤，一起聲討皇帝。然後呢？然後，元仁宗就收回成命：我改變注意了，你們繼續自己任命自家封地的達魯花赤吧。皇帝的聖旨說廢就廢，也就元朝皇帝的心有這麼大。

關鍵是皇帝的心不大也不行。因為蒙古宗室們可不是隻會聲討，這夥人是真能拔刀子的。

公元1232年，元英宗從元上都返回元大都，卻在中途一個叫南坡的地方遭遇了政變。一夥蒙古宗王和權臣衝入皇帝行幄就把這個皇帝給捅死了。這夥蒙古王爺為啥要殺皇帝？

因為錢。對，就這麼簡單。大元皇帝每年要給蒙古宗王歲賜，歲賜相當與大元股份公司給宗王股東的年終分紅。但是，元英宗趕上了財政困難，於是就耍無賴、把歲賜取消了。然後就是後果很嚴重，南坡之變被自己的叔伯子侄們拿刀捅死了。

失之於寬，這裡面沒有仁什麼事。但因為寬了，可能也自然仁了。國家都不管老百姓了，老百姓自然獲得了自由，勉強就算仁吧。

老百姓得到自由，社會活力被釋放，這多好啊。但這也是雙刃劍。制度性皇權脆弱的結果就是：大元朝止不住的政治黑暗、官員腐敗、朝局混亂。

權傾天下的丞相阿合馬怎麼樣？大都暴亂直接被敲碎腦殼。九五之尊的大元皇帝又怎麼樣？被蒙古王爺直接拿刀捅死。

而一旦趕上地方造反、國家崩潰，那大元皇帝和大元朝廷就只能趕緊逃往漠北了。元末之時，連平叛的大元官軍都能自己跟自己打起來。就這種架勢，都能把準備北伐的朱元璋看蒙了。所以，朱元璋自然會認為“今元朝失之於寬，故朕濟之以猛”。自己要跟元朝這麼搞，大明肯定會步元朝後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