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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紅,額想你……”文化創作中的方言“加持”

截至6月初,王赫野演唱的《大風吹》在全網播放量突破百億,單日分享量最高達到了6000萬,成為“80後”“90後”“00後”的又一“神曲”。這首歌最洗腦的部分,就是副歌:“就讓這 大風吹 大風吹 一直吹/吹走我心裡 那段痛 那段悲/讓暴雨沖洗 風中唏噓 當初的你/彷彿是天註定……”這段是用廣東話演唱的,也許只有用廣東話演唱才夠味兒。雖然原唱是東北人,他那一口“塑膠粵語”還是讓許多人為之“上頭”,一眾跟唱仿唱、舞蹈演繹,給歌曲的流行帶來持續熱度。

不管願不願意承認,方言的運用,已經成為文化創作中屢試不爽的加分手段。甚至對於一個平常無奇的作品,哪怕有一小段方言,竟會成為點睛之筆,甚至成就爆品。在網路帶來的“泛傳播”時代,特色十足的方言,正循著“越民族就越是世界的”的規律,化身為流行文化中不可忽視的“硬實力”。

方言之用,由來已久

“方言是大眾的母語和口頭語言,源自生活和勞動,具有強大的群眾基礎;藝術作品中融入方言元素是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藝術作品採取通語中融入方言元素這種形式由來已久。比如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以雅言為語言基礎,其中大量融入了諸多方言元素(語音的、詞彙的)。”山東大學國際教育學院教師、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陳蒙告訴記者。

有文化活動,就少不了方言的參與,這的確是個普遍現象。文學創作中,戰國時期的《楚辭》,“皆說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元曲中,很多的方言俗語進入了作品之中;魯迅用浙東方言進行創作,老舍“衚衕文學”京味兒十足;還有趙樹理的“山藥蛋文學”、周立波的“茶子花文學”,孫犁的“白洋淀文學”;新時期,也有陳忠實、賈平凹的秦地小說等……都具有濃郁的地域話語特色。

音樂作品中,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除卻《茉莉花》《拔根蘆柴花》《走西口》《信天游》《愛拼才會贏》這些傳唱全國的方言歌外,近年來“融合類”的流行歌曲不少都“大火”。在我國電影發展中,陸續出現過諸如《秋菊打官司》《一九四二》《瘋狂的石頭》《山河故人》等頗具分量的方言電影,張藝謀《有話好好說》裡一句“安紅,額(我)想你”,還把陝西話徹底喊火了。而《東北一家人》《武林外傳》《裝臺》《山海情》等電視劇,則多運用“方言普通話”,即改造過的方言,直白通俗也容易接受,與劇作主題搭配得當,成就了觀眾別樣的觀看體驗。“方言代入感極強,特別契合小人物的生活底色。尤其是在喜劇題材上,哪怕只有幾句,但用它來抖包袱,就能收到‘笑’果連連。”省城影評人曉靖表示。

但方言真正得以大顯身手,還離不開網路化形成的世俗化創作與共振。大量非專業的“文化素人”在網上創作,帶有大量“土味”色彩,正好與方言的運用形成合流。如大行其道的網路詞彙,幾乎全部呈現出方言化的特點:一方面,大量的方言類短影片湧入網路平臺,主打生活的“煙火氣”和觀點的“腔調感”,甚至能讓搞笑段子連誇張都那麼自然;另一方面,網路語言文字中,年輕人常玩“諧音梗”,其中“方言化”造詞的現象格外明顯。比如,漂釀(漂亮),膩害(厲害),內牛滿面(淚流滿面),就像南京等地的方言;灰機(飛機),灰常(非常),更近似閩南語的發音;還有童鞋(同學),像是廣西等地的發音;帥鍋(帥哥),大概源自四川;腫麼(怎麼),則被認為是山東棗莊等地的發音。

“在推廣普通話大獲成功的今天,家鄉方言更顯得彌足珍貴,可以縮小彼此間的距離感。而在強烈的好奇和創新意識下,網民集思廣益,用方言化的造詞方式創造的新鮮詞彙,讓網民倍感親切。社會急速的發展變化,變革中的語言有時就會形成上述壯觀而奇特的社會語用狀況。這也符合語言的經濟原則,又表現了醒目有趣的心理特點。”有語言學專業學者這樣總結。

方言輸出是地方優勢的外溢

《大風吹》《野狼disco》等歌曲,“秀”了一小段粵語,就可以“大火”,究其原因,離不開改革開放以來粵語區文化一直具有的強大吸粉實力。這是因為,方言的輸出,是地方綜合發展實力的外溢,展示的還是地方文化優勢。

不可否認的是,從語言學角度看,粵語的特有發音特點,的確給了這些作品美妙的“加持”。有專家詳解,在語音方面,粵語保留了中古漢語韻母的塞音韻尾和唇音韻尾,在北方方言中,這些特徵早已經消失。在詞彙方面,粵語保留一些古詞或古義,而在北方方言中,這些古詞已被廢棄不用或很少用。上述特點,都使得運用粵語演唱歌曲時,語言表達能夠精妙貼切,營造出悠揚深沉的古韻。“普通話只有4個音調,語調相對嚴肅,而粵語有9個音調,語調溫和柔軟,唱歌特別是唱情歌,就更能打動人;粵語韻母多,雅韻的選擇多,節奏就更富變化,聲調也豐富,唱起來也順暢、婉轉、動聽。”青年女高音歌唱演員黎雅嬌婷對記者說。

但更為重要的是,綜合發展實力一直領先的珠三角地區,隨著自身影響的擴大,帶動了語言潮流的湧動。在改革開放之初這一局面更為明顯:當時,“時髦的粵語歌”稱得上是幾代人的共同記憶。20世紀80到90年代,香港流行文化席捲全亞洲。港產影視作品的流行,為粵語流行歌曲注入了強大的動力,以港樂體系為首的華語樂壇進入全盛時期。譚詠麟、張國榮、鍾鎮濤、Beyond、四大天王等音樂巨星,都是那個時代的流量擔當。他們在強勁“圈粉”的同時,實際也完成了粵語文化的有效輸出,對改革開放剛起步的內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方言能否走紅,取決於地方實力。但在傳播過程上,方言與別的地域文化一樣,並不是完全被動的。在很多場景中,地方文化也可成功借勢方言,吸引大批新的關注,反過來為地方影響力加持。

也正是如此,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越來越多的方言創作登臺亮相,爭奪自己的話語權。比如東北小品帶火的東北話、湖南綜藝節目對湖南話的傳播,說唱音樂成功唱響了的成都話、西安話,這些作品在成功走進大眾視野的同時,有力地為自身區域刷了一次“存在感”。

這從流行的方言“融合”歌看得更直觀——歌迷們在傳唱中能把“俺們那噶都是東北人”模仿得純正,也能把東北人的爽直幽默瞭解個透;唱出閩南話“我身騎白馬 走三關/我改換素衣 回中原”,漸漸地對臺灣歌仔戲有了瞭解;跟著譚維維“喊得那巨靈劈華山吶/喊得那老龍出秦川吶”,忽而發現搖滾可以很“陝北”;和著馮翔“冬天臘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伢”的低吟淺唱,頓感武漢味兒的鄉愁“很治癒”……一曲歌下來,說是地方文化一場你方唱罷我登場、暗自較勁的擂臺賽也不過分。

“從傳播學的角度,方言會產生很強的感染力,很容易讓人記住。這也是文化多樣性的一種體現,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地方文化的傳播、地方知名度的提升,都是很有益處的。”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李欣人說。

不能為“方言”而“方言”

特色地域文化中,山東方言當然也不會缺席,這點在藝術創作上,也稱得上突出。山東方言憨厚朴實、親切自然,但也不乏靈動活潑、幽默風趣的腔調,運用到藝術作品中具有很強的感染力。明清時期的長篇名著《金瓶梅》《醒世姻緣傳》以及蒲松齡的《聊齋俚曲集》都反映出山東方言的這些特點。當下,以莫言、張煒為代表的山東作家,更是採用獨特的“地域聲音”、別樣的方言詞彙和古樸的方言語法,不僅創造了個人言說風格,而且豐富了方言寫作的審美傳達策略,呈現出別樣的原生態敘述魅力及地域特色的陌生化、民間化審美效果。近年來,電視劇《水滸傳》《闖關東》《大染坊》《父母愛情》《溫暖的村莊》等,巧妙地融入了山東話的口音以及表達方式,不僅不違和,特點還更鮮明,人物塑造層次豐富立體、個性鮮明生動,是藝術作品走向經典的“加分項”。

在音樂創作上,這樣的例子也不鮮見。經典金曲《我的祖國》《在希望的田野上》《父老鄉親》《我們是黃河泰山》《好漢歌》等歌曲的演唱者加入了山東方言的音色,突顯了歌曲的質樸親切,體現了流行藝術的民族特色。問問外省人,山東人個性啥樣,十有八九會提到“說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如何充分發揮方言的優勢,使當前的各種文化活動增加“硬實力”,我省的創作者也正在為之。比如在流行音樂的創作中,就有本土音樂人,充分藉助方言,推出不少“魯味兒”歌謠。青年詞作家、中國音樂家聯合會音樂文學委員會委員楊萌,就有多首山東方言味道的代表作。比如《大麴阜》《嘿!濟南》《濟南愛情故事》等。特別是那首《濟南老師兒》,在省內外傳唱度極高。整首歌曲從濟南特有的典型方言“老師兒”這個詞切入,把濟南話提升到一個高度,體現當地人的善良仗義、樸實敦厚。為了使歌曲更具濟南特色,楊萌還找到了自己的師父——濟南曲藝名家、北路鄧派山東琴書唯一傳人姚忠賢大師,從中演繹了一小段山東琴書唱詞,實現了傳統曲藝與現代音樂的融合碰撞。“方言是本土元素。在流行音樂、民謠中加入本土元素,相互融合、嫁接,是非常好的嘗試。這就是創新,是音樂最好的生命力。”楊萌說。

當然,來自於鄉土的方言,在生動鮮活的同時,也伴隨著“土氣”、缺乏藝術氣息的天然短板,如果運用不當、為方言而方言,其土氣、油滑的特性就會得到凸顯。因此,方言類創作也不能一味跟風。楊萌就認為,方言等地方特色與文化接軌,一定要保證故事性、藝術性。否則,很可能俗到“不入流”,硬拗造型,最終總是難登大雅之堂。

(大眾日報客戶端記者 田可新 實習生 楊爭爭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