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商業和城市的發展，南方士人逐步居於城市，更是疏遠了宗族鄉里。這一系列的發展變化，導致南方士人的宗族勢力出現嚴重的脆弱性。北方世家大族更盛行“雙家制”的生存方式，與鄉里保持了較為密切的聯絡。宗人少年時多居鄉里，壯年遊宦至京，致仕後返回鄉里，為官者“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這種方式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世家大族的社會根基，使其不致因某些突發性的變亂而舉族覆沒。然而，南方的世家大族在這一方面顯得很乏力，致使他們的宗族鄉里勢力過於脆弱。

南方士人在宗族勢力的脆弱性

導致他們在統一王朝中顯得無力。缺少了強大的宗族勢力支撐，他們在隋朝的政治影響力大為減弱，失去了與統治者討價還價的資本。同樣因缺乏強大宗族勢力的支撐，他們的命運只能任由他人擺佈，任何一個統治政策就能使得他們命運起伏不定，正如他們在文帝和煬帝兩朝的命運起伏。缺乏根基的南方政治勢力，也只能選擇成為皇權的附庸，這就不難理解，煬帝時裴蘊及虞世基等人的所作所為。習文之風的盛行，以及玄學思想的流毒，導致他們產生荒誕虛放之弊端，缺少了政治實幹的品質。

大一統王朝的發展，政局趨於穩定，統治者需要的是求真務實的官僚，缺乏實幹的文人無法長期居於政治高位。鄙棄武事之風，更是導致了南方士人無法透過軍功穩固自己的地位。這些最終導致他們無法長時間立足於政治高層，這無疑使得自己不斷滑向政治低谷。玄道思潮的衝擊之下，南方士人的個體自由之風逐漸走向世俗化，導致大規模的追求個人利益，致使內部成員之間互相傾軋，團結之風缺乏。北朝用人，相容幷包，其社會階層更具開放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緊張因素。然而，南朝卻頑固地固守著各個階層的底線，明顯分為兩個層次。

士族與土豪之間，關係顯得過於緊張，兩者之間缺乏必要交流與聯合。這種緊張的關係，一直延續到隋朝，士族階層依舊頑固地與土豪保持距離，導致南方政治勢力內部缺乏應有的交流與聯合，各自為政。這種情況導致了其內部力量的分散，缺乏內聚性，而這種內聚性正是一個政治集團所必需的品質。綜上之語，南方政治勢力存在原始的脆弱性，自身力量的薄弱，導致了他們起伏不定的命運。缺乏內聚性的頑疾，導致其不可能長期佔據政治高位，在未來的政治鬥爭中必將處於下風。隨著社會的發展，江東士族和南方土豪活躍於南朝社會的兩大階層註定要走向終結。

侯景之亂、江陵陷落

以及隋滅陳三次打擊，使得江南士族階層已經失去了對整個南方社會的控制力，他們在經過隋王朝的離散宗族、鄉里制度和檢括戶籍等一系列政策實施後，其強大的宗族勢力和經濟實力已經消失，統一及強勢的王朝不允許有這樣一支實力強勁的力量存在，註定了他們不可能再回到從前。由於失去了宗族勢力的支撐，不斷地失去政治上的高位，他們只能憑藉文化上的優越性晉身仕途，隨著科舉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他們也許會有更多的機會透過這一優勢再次攀登高位，此時的江南士族也只能稱為“文化士族”了。

隨著統一王朝的興盛，中央政權對地方的控制力不斷強化，土豪勢力也會失去原有的生存空間。由於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力，他們原有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也必將在政權的強制下得以喪失。在文化上又不能與士族階層相媲美，也就註定了他們中的大部分脫離土豪這一階層，有的淪為一般的地主，有的甚至淪為普通民眾，成為萬千民眾中的一員。隨著文治政府的不斷形成，以及科舉制的發展，他們要想晉身統治階級，也只能選擇身份的轉變，就像南朝時期吳興沈氏那般棄武修文，成為統一王朝中的文臣。

最後：

事實也是如此，南朝長沙土豪歐陽氏一族便是如此，隋末唐初的歐陽詢已經轉變為文化士人，其祖父歐陽頒、父親歐陽紇在南朝陳時是有名的南方土豪。隋朝大將來護兒之子來濟到唐朝時已經以文人身份自居，更是說明他以轉變為文人。南方土豪在隋末至唐朝時已經接近尾聲，失去了存在的空I司。但凡統一穩定的王朝是不會出現農民起義的，這就註定了農民起義暫時性的特點。隋末南方的農民起義勢力，也在統一的大趨勢下走向了終結，歷史的車輪最終轉到了李唐王朝。經過唐朝的不斷髮展，北方的兩大政治集團逐漸合二為一，南方政治集團艱難地堅守著自己的陣地，逐漸形成了大一統時代統治層內的南北朝臣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