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代宗在平定安史之亂的戰爭中擔任天下兵馬元帥，有收復兩京的大功，並早早被肅宗立為儲君，但他的繼承權依然不夠穩定，仍需要透過宮廷政變的方式才能登基。值得注意的是，代宗在即位大赦詔書中，對繼位之際的這場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有如下的公開說法：

“日者先聖哀損，朕在問安，而鬩牆構災，凌長成禍，昭此共工之心，終貽管蔡之辱。舍彼有罪，鹹服其辜。廢於離宮，闐於城潁。”

由於代宗透過非正常的方式取得皇位，也就使得支援他的一部分人立下了擁立之功，成了代宗的功臣，並以寶應功臣為名，作為對他們的獎賞，“寶應功臣”也享有諸多優厚待遇。

一般來說，功臣名號一般只授予勘定叛亂的武臣，而代宗對所有在凌霄門謁見者全部予以“寶應功臣”的稱號，可見正是藉助這群寶應功臣的效忠與支援，代宗才得以戰勝張後、越王之黨。

事實上，這些人主要就是由李輔國和程元振所率領的飛龍、射生二軍。但詔書中又明確指出，這些“諸色文武官”並不屬於飛龍、射生這就說明寶應功臣顯然不止李輔國、程元振等人，像殿中少監這樣的文職官員同樣也在功臣之列。

然而，寶應功臣的身份並不是權力和地位的保證，程元振稍後失勢的例子足以說明代宗對功臣的推崇仍然是以現實利益作為出發點。

當程元振成為代宗的政治負擔之後，代宗便毫不猶豫地將他拋棄。程元振對代宗有擁立之功，在代宗初年顯赫一時，但在代宗流亡陝州之後，程元振很快失勢。

史稱：“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蕃寇犯京師，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上甚嘉納，以元振有保護之功，削在身官爵，放歸田裡。”

身為禁軍統帥的程元振在吐蕃入侵京師之際不能有效地組織抵抗，導致代宗被迫出逃，應該是他失去代宗信任的根本原因。與此同時，程元振成為全體官員的公敵更促使代宗決心拋棄他。

如果說此前程元振的權力基礎在於掌管禁軍，那麼從吐蕃輕易攻入長安可以看出禁軍的實力仍然十分有限，特別是程元振賴以成名的射生軍竟在危急時刻叛變，這一切最終導致程元振的權力基礎徹底喪失。代宗雖將他罷黜，卻未處以極刑，仍然是當初的“保護之功”在起作用。

總而言之，宦官李輔國、程元振等人以其保護並擁立代宗之功，在代宗即位之初的數年間，成為權力中樞內極受代宗信賴的政治集團，這對正處於形成期的中唐政治具有相當大的影響。雖然代宗出於維護自身權威的需要而將李輔國、程元振先後除掉，但總體而言，他對“寶應功臣”群體的信賴仍然高於其他人。

由於代宗成長於道教盛行的玄宗時期，在道教文化中浸染頗深，同時他也“博通經籍，尤精易象”，後來又受到佛教思想的薰陶，三教糅合的印記十分明顯，這種複雜的意識形態背景對他執政的思想和行為具有廣泛而深入的影響。

安史之亂平定以後，朝野內外普遍一致的要求是中興皇室，恢復開元時期國家昌盛的面貌。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杜甫的這首著名詩篇很好地代表了戰後人心厭戰渴求太平的社會心理。而如何鞏固朝廷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選擇政治方向的問題。對於當時人來說，還有什麼比重新強調那些在開元盛世時期已經得到證明的價值觀念更加有效和容易接受的呢？

代宗在戰亂中親身經歷了顛沛流離的生活，體驗了各種艱辛，自小錦衣玉食的他由此深明國家復興，尤其是重振皇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是戰亂畢竟剛剛結束，朝廷雖然倖存，卻已經是元氣大傷，在這種困難的局面之下，想要有所作為，談何容易？

為了維繫人心以鞏固政權，代宗在即位之初提出要以“大中之道”作為其執政的根本方針。在此後的數次詔書中代宗一再重申與強調“大中之道”，足見其在代宗朝具有治國綱領的地位。

口號的提出固然與實際的效用之間尚有很大的距離，但由代宗對“大中之道”的反覆宣告可以看出它在大曆政治中不容忽視的價值。

大中之道”，語出《尚書》的《洪範》篇，簡單來說，以“大中”來定義“皇極”的目的，主要在追求均衡與安全，所以《傳》和《正義》二書都特別強調安中之善”，這與子“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頗有契合之處，十分符合當時朝廷的要求。

而代宗和長期擔任宰相職位的元載又皆熟諳道家文化，洞悉其中的深刻內涵，故而代宗一朝對這個指導思想大體上奉行不渝，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

代宗去世之後，“大中之道”的政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成為中晚唐時期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後來德宗的建中、宣宗的大中等年號的選擇明顯就是“大中之道”的繼承和呼應。

“安中之善”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安靜與穩定，這在政治運作上就表現為因循無為。

僅以百官之首的宰相為例，在代宗一朝的18年中，前後擔任宰相之職者共12人，宰相的變動頻率為唐代最低，可謂有唐近三百年中宰相人選最少變更的時期之一。

由於更換宰相的頻率根結底要取決於皇帝對政治安全的感知度以及對政治運作的滿意度，因此大曆時期宰臣鮮有變動充分反映了朝廷政策的穩定，恰如其分地體現了代宗追求安靜與穩定的政治期望。

但是所有的政策都有利弊兩面，安靜的消極內涵就是因循無為，這就導致了“代宗之世，事多留滯。現實政治往往是複雜多變的，即便是元載當政時期，也絕非僅僅“因循”二字可以概括。

代宗時期的黨爭在中唐政治史上有著鮮明的特色，對中晚唐的黨爭有著深遠的影響。毋庸諱言，正是由於代宗抱持因循而不作為的態度，導致黨爭在大曆時期愈演愈烈，這無疑是過於強調安靜無為所帶來的負面效果。

代宗性仁恕，言事者諫曰：“陛下為政傷於太寬，朝典由是不肅。”上笑而答曰：“今時運艱難，凡人臣事朕者，窺少祿利耳。”

由此可見，代宗其實對政治局勢有著清醒的認識，他並非不想振肅朝綱，但代宗始終將鞏固政權視作其執政的根本目標。

為了籠絡人心，代宗不得不以寬大為政。正是出於同樣的目的，對於武裝割據的藩鎮勢力，實力有限的朝廷也只能是以安撫為主，而這一無奈之舉卻在後世備受非議，成為大曆政治最為負面的形象之一。

然而事實上，正是在代宗堅持“務因循而重作為”的政策之下，唐王朝才得以在大亂之後逐漸鞏固統治，為日後的中興之路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