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人民政協報

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不斷融合，以數字、智慧、資訊科技為支撐，一批擁有傳統實體基因，同時具備強大數字技術和能力的企業應運而生，它們為實現產業鏈供應鏈降本增效和推陳出新，促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業界人士由此將這類企業稱之為“新型實體企業”。而幾乎伴隨這一稱謂誕生，圍繞此類企業的概念界定、其與平臺企業在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中的角色區別、新分類背後的政策邏輯等一系列話題，討論甚至爭議之聲不斷。

我們是否需要新型實體企業？它們的發展又需要什麼？圍繞這些問題，來聽聽委員與學者的觀點。

新型實體企業是如何煉成的？

在京東、北汽、京東方、伊利等企業的代表看來，推動“數實融合”，被冠以“新型實體企業”稱謂的他們，“昨天”有成績，“今天”遇難題，“明天”有期待。

“昨天”的成績來自實幹。

社會上沒有一個行業是憑空出現的，都擁有歷史演進過程。那麼，新型實體企業是什麼？中國企業評價協會秘書長劉李佳表示，一批擁有傳統實體基因，同時具備強大科技能力的新型實體企業應運而生。也可以說，是數字經濟時代催生出了新型實體企業。對於新型實體企業，可以從實體性、科技性、生態普惠性這三個角度來識別。特別是生態普惠性，指的是不光自己做得好，還能幫助其他企業共同帶動產業數字化。

在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來看，作為實體企業的高階形式，新型實體企業以數字化、網路化、智慧化為核心競爭力，為實體經濟的高效運轉、創新發展提供解決方案，其主要具備三大特點：首先，新型實體企業可以是依託數字經濟起家，也可以是由傳統實體企業轉型而來；其次，它的科研、創新投入比重大，透過應用前沿技術，線上線下融合，創新服務模式，具備數字經濟和實體企業的基因以及較為穩定、高水平的產業鏈供應鏈；最後，新型實體企業漸成突破產業關鍵核心技術、帶動傳統實體企業轉型升級的主力軍和中堅力量。

“在這些特點中，我們也可以梳理出新型實體企業對實體經濟發展的三大重要作用：一是降本增效、推動資源整合；二是提升實體企業對市場的敏感度；三是幫助企業在滿足更多元化消費需求的同時，拓展更大市場，實現轉型升級。”趙萍這樣表示。

說到“今天”遇到的難題或困惑，市場主體代表認為，新型實體企業的發展，緣起於物聯生態的共建共享，以及消費者對高度數字化生活方式的追求，因此無論是數字產業化還是產業數字化，企業轉型升級一個明確目標是提升生產效率，這有賴於政策對於市場的合理引導。特別是新業態出現後，應對其型別做界定，新型實體企業不同於傳統實體企業，更不能等同於平臺經濟，因此要對其制定配套政策。

談及對“明天”的期待，市場主體和部分學界代表提出了幾條建議：比如，最佳化頂層設計，建立新型實體企業發展的良好政策環境，建議從統計、監管等層面，建立“新型實體企業”標準與制度體系，將新型實體企業與以流量為核心的網際網路平臺企業進行明確的區分，實施分類監管；比如，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鼓勵具有示範性、引領性的新型實體企業參與，支援企業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的能力提升，充分發揮自身數字能力和場景經驗，為產業鏈提供普遍性的數字基礎設施和與真實場景深度融合、應用導向的產品與技術方案；再比如，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培育一批“專精特新”新型實體中小企業等。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證監會原主席

肖鋼

有多少固有邏輯，將因數字化而變？

未來，數字生態的競爭將比企業競爭還要激烈！

分類問題可以探索，分類之後要施策。

當前，要不要把新型實體企業作為一類企業劃分出來，我認為這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因為有些邊界現在看來還是比較模糊的。比如新型實體企業的特點之一就是高技術門檻。當然，新型實體企業一定是高科技企業，但這種科技主要體現在數字技術方面，因此其定位和科技型企業會有一些交叉重疊。再比如新型實體企業和平臺型企業、網際網路企業在定位上也有交叉點，還有傳統實體企業數字化轉型中哪些可以劃為新型實體企業，哪些不能劃，邊界如何釐清，還需進一步研究。

提出這樣的分類，意義究竟在哪裡，也可以再做一些深入的討論。如果只是為了區別一些平臺型企業，防止監管政策“一刀切”現象，則意義不大。因為隨著監管政策的不斷完善、進入常態化，將有效避免“一刀切”、集中式的監管措施。從這個角度看，當前由市場端推動新型實體企業這一分類走上前臺，並且期待透過分類來解決監管中的問題，是否有必要，還有待商榷。

事實上，無論是數字化轉型還是發展新型實體企業，一個特點是數字經濟已經改變了經濟競爭的正規化或形態。過去我們講競爭，多數講的是企業間、產業間、供應鏈之間的競爭，需要政府改善營商環境、搞好放管服。而到了數字經濟發展階段，更重要的事情變成了如何建設良好的數字生態，包括建設和完善資料、人才、資本、技術等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良好的新型基礎設施，良好的資料治理等。未來數字生態的競爭比企業間，產業間的競爭更為激烈，因此需要更加重視數字生態建設。

全國政協委員、

原中國保監會副主席

周延禮

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需要更多優惠政策保駕護航

當前，數字經濟處於高速發展階段，按照去年中國網際網路協會發布的統計資料，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佔GDP的比重已達到38。6%，同比增長9。7%。現在數字經濟仍處在快速增長區間，已成為穩增長的重要因素。不久前，國家釋出了《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按下“加速鍵”。為此，消費網際網路對拉動居民消費是可以大有作為，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平臺經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平臺經濟高速發展之下，企業對於嚴監管政策不太適應，市場對此也有高度的敏感性。另一方面，網路安全、資料安全、消費者權益保護等問題亟須解決，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與市場主體不斷磨合，探索制度建設。雖然時至今日，國家圍繞個人隱私、網路安全、資料安全等領域制定了相應的法律法規，但我們要看到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制度建設需要與之相適應。因此，我建議立法機關和監管部門應一邊摸索一邊立法，緊跟科技發展步伐，立法邏輯要充分考慮數字經濟發展的特點，在加強監管保護消費者權益和促進數字經濟發展、保護科技創新之間找到平衡點。

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企業的確很不容易，一方面加大投入，另一方面還要堅持科技應用與創新，這需要以戰略定力來推動、加大研發投資力度。在做這些事的過程中，企業可能還會面臨更大的風險和挑戰，這時就需要政策給予支援，包括財稅政策的支援，金融機構也要靠前服務，積極作為。特別是數字化投資需要金融支援，能否納入財稅政策支援範圍、需要國家搭建怎樣的政策框架來助力市場主體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這些問題，我們要充分聆聽市場主體的心聲。

全國政協委員、

北京市工商聯主席

燕瑛

加快推動平臺企業從流量型平臺轉向價值型平臺

北京的資訊服務業最近兩年發展得特別好，去年一年，北京的資訊服務業佔全市GDP比重達到16%，同比增長11%。資訊服務業的發展在北京具有明顯的優勢，收入規模也是全國第一，資訊行業上市企業和國家級資訊領域的百強企業數量也是全國首位。截至去年年底，這一領域中北京上市企業家數佔到了全國家數的30%，國家級資訊領域百強榜單，北京企業數量也排在首位。

經調研我們建議，應進一步穩固資訊服務業中重點企業的存量，助力一線企業成長，緊抓數字經濟機遇，共建資訊服務產業生態體系，引導資訊服務企業健康發展。為此，我們進一步推動了針對重點企業調研的走訪和服務對接，把它們存在的困難和問題記錄下來，適時推出相關政策措施，引導資訊服務業的優質企業高質量發展。

對於這些企業，我認為在監管的同時，還要考慮不斷創新扶持政策。比如加強培育中小微資訊服務企業，助力潛力企業的成長。不能幾家企業獨大，需要更多企業形成好的生態環境。同時，我們也要釋放企業創新活力，進一步鼓勵新設資訊服務科技企業的發展，鼓勵金融機構完善科技創新金融服務，向優質中小微企業提供精準支援和服務。

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資訊服務消費結構單一，需要進一步最佳化資訊服務業產業的消費結構，進一步挖掘消費增長點，這就需要在“雙迴圈”的新發展格局下，進一步擴充套件消費渠道。當前，數字平臺是獨特的商業模式，已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規範健康持續發展的前提下，需要充分發揮頭部企業和平臺經濟的輻射帶動作用，加快推動頭部企業、平臺企業從流量型平臺到價值型平臺的轉變，幫助企業平穩度過陣痛期，實現平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

國研中心原副主任

王一鳴

新型實體企業應加緊思考打造跨界融合生態！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正在呈現出一些新走向，特徵之一是從消費領域向生產領域擴充套件。過去是消費領域數字化轉型更為活躍，移動支付、電子商務、網路購物、影片直等新業態、新模式迅猛發展，促進供需時空匹配，降低交易成本，釋放巨大的消費潛能。走向未來，生產領域的數字化將會迎來新的浪潮。先進感測技術、數字化設計製造、機器人與智慧控制系統等日趨廣泛應用，將推動數字技術與製造業深度融合，形成人機共融的智慧製造模式，大幅提升生產效率，拓展生產可能性邊界，實現更高水平的價值創造。從國際比較看，我國在消費領域的數字化轉型與西方發達國家不相上下，但工業網際網路發展明顯滯後。我國工業網際網路的產業生態在“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間加快構建，其中也孕育著很多新的機會。

所謂新型實體企業，我的理解是：首先要有新型數字化、智慧化產品，這種產品是在銷售收入中佔據主導地位；其次是平臺化設計，基於工業網際網路平臺數據積累進行設計，還有智慧化製造，擁有智慧生產線和智慧車間，可以實現大規模個性化定製；再次是數字化管理，企業實現全鏈條的數字化管理。

當前，一些具備示範性、引領性的平臺型企業，希望尋找到差異化的發展路徑，深化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這個發展方向是值得肯定的。這些企業應基於技術和產業優勢，開展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先行先試，培育先進的行業系統解決方案，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同時還應在履行社會責任、遵從公平競爭規則、維護消費者權益方面下更大功夫。頭部企業也是跨界融合的嘗試者，也可以打造跨界融合生態，重構產業鏈的結構、流程與模式，提升產業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

全國政協委員、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張佔斌

政策端嚴管與厚愛都為了推動平臺企業向前走

無論從歷史、現實角度，還是從國際、國內角度來看，一個企業能不能發展得好、成為百年老店，主要看其是否符合國家戰略、社會進步趨勢以及百姓的需求，特別是能否跟上甚至引領國家經濟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讓老百姓有自信，就需要創造更大的優越性，需要創造更大的市場力量。這首先就需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過去，在這方面我們有很多嘗試，今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就必須繼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同時讓更多資本發揮更大的功效。

當前，我們討論平臺企業如何才能更好地發揮引領作用，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平臺企業在市場上影響大，需要發揮“領頭羊”作用，政策端的嚴管與厚愛，為的都是推動這些企業繼續向前走，不斷“刀刃向內”，適應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的需要。從這個意義來講，規範與發展需要一個磨合的過程，需要政府與企業不斷摸索，在實踐中找到更好的方式。

中國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支援平臺企業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期待其在國際舞臺上能夠代表中國經濟前進的方向，這一點上，我們應該有共識。同時，我們還要推動共同富裕，平臺經濟在推動共同富裕方面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比如推動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提升其競爭力，帶動其他產業聯動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尚希

鼓勵企業不斷創新，監管政策不能“打擺子”

當前，數字經濟的叫法五花八門，我的看法是，數字化即虛擬化。比如無人工廠、虛擬製造、非現場管理及服務，這一領域中的企業，很多都是平臺企業。過去做國際貿易都要到國外設立一個實體，現在網上直接就可以完成，機構也是非實體化的，虛擬程度越來越高，突破了原有的物理空間限制，提高了交易效率，原來不可觸及的領域變得可以觸及。

我認為，數字化的本質和工業化不一樣，我們應當把當前的數字革命當做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之後的第三次革命，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歷史機遇。在此背景下，企業的性質以及盈利模式、行業的邊界都將發生大的改變。企業如何應對這種大變局？我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創新，模式框架、管理方式、產品服務+數字技術的創新。從創新角度看，企業並不差錢，他們期待的是政策的可預期性。要是監管政策“打擺子”，企業有可能因為擔心合規風險太大、無法預期而放棄創新，這樣“資料+人才+資本”的數字化創新將無法推進，我國數字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也可能因此而削弱。

因此，監管改革是個十分緊迫的問題，某些監管已經不適用了，企業家可以大膽地提出來，大家不說，造成資訊不對稱，監管部門還以為自己搞對了，越搞越加大力度，企業越來越焦慮，咬緊牙關硬撐著不吭聲，這種企業與政府關係是不健康的。企業主動提出“新型實體企業”這個叫法，其實不是基於創新的要求，而是數字化程度較高的一些頭部企業產生了“監管焦慮”，面對數字監管的“九龍治水”和“平臺企業”的敏感化，希望進行切割。營造新型數字生態，消除企業的監管焦慮是應對“預期轉弱”壓力的重要舉措。

記者：崔呂萍

攝影：姜貴東

版面編輯：崔呂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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