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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明信片上的記憶:方增先和他的中國畫《粒粒皆辛苦》

最好的休閒就是在秋天午後的陽光下,搬出落有微微塵土的箱子,翻出一摞摞略帶有紙黴味道的舊信封、明信片,邊曬邊欣賞,令心情和血壓始終處於安逸平穩的狀態。

前蘇聯實寄明信片

從一摞兒前蘇聯60年代的實寄明信片中,竟然找到幾枚帶有中國元素的明信片,從明信片正面印刷資訊可看出明信片印製於1958年,來自一個大的系列,編號151,印量50000枚。明信片貼了一枚面值4K,圖案為蘇聯國旗和國徽的普通郵票(1961年1月前蘇聯發行的普通郵票【10組】)。明信片左側密密麻麻寫有天書般的俄文,1962年12月4日寄出。

前蘇聯發行的明信片

明信片背面國畫圖案,看上去就很親切。近景為一老農形象,頭戴白色包頭,身著青白色棉布襖,下身著黑色布褲。右手伸向斜前方,正欲拾起散落於地的一棵麥穗。左手持旱菸袋和兩棵金黃的麥穗。一張黑紅的臉龐,低垂的目光專注凝視著地上的麥穗。衣服褶皺用焦墨寫成,略加淡墨暈染,不僅使筆墨效果上虛實相生,而且也恰倒好處地彰顯了骨骼結構。布褲下面的赤腳被肩搭的白色長汗巾遮住了大半,長汗巾暈染較少,以書法線條組成其紋路肌理,頗具張力。遠景隱約可見兩輛裝滿穀物的驢車,施以淡墨淺色,成功地拉伸了畫面的空間縱深感。畫作的左下角用隸書寫有“粒粒皆辛苦 一九五五年六月,增先”的字樣。

明信片背面圖案

這位增先先生所畫《粒粒皆辛苦》一定是一幅代表中國當代畫家的精品力作,否則的話怎麼可以登上當時的蘇聯明信片呢?我這樣猜想。

按圖索驥獲知,方增先,現代畫家,1931年生。浙江蘭溪人。擅國畫。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留校後為研究生。現為上海美術館館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畫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上海中國畫院一級美術師、上海大學講席教授。作品有《粒粒皆辛苦》、《說紅書》、《孔乙己》等。《母親》曾獲第七屆全國美展銀獎和齊白石藝術基金獎。出版有《方增先人物畫集》、《方增先畫集》。專著有《怎樣畫水墨人物畫》、《結構素描》、《人物畫的造型問題》、《人物水墨寫生教學筆記》等。1984年,《帳棚裡的笑聲》參加全國美展,獲上海地區優秀獎;1989年,《母親》參加七屆美展並獲銀獎和“齊白石獎”;1991年,《母親》獲上海文學藝術優秀獎;2004年,榮獲文化部頒發的“造型人物成就獎”;2013年 1月,獲第二屆“中國美術獎·終身成就獎”;2013年2月,獲“上海文藝家終身榮譽獎”。

明信片正面圖案

方增先1931年生於浙江省浦江縣西塘下村。父親系小學教師,1943年就學於通津橋私塾。1949年7月,考入浙江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解放後的1950年,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改名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就學期間,他的作品在春季全院創作評比中名列前茅。1953年繪畫系畢業後留校,轉入本院創辦的研究生班,指導老師為油畫家黎冰鴻。1954年研究生班畢業分配到新創設的中國畫系。後隨同中央美術學院、浙江美術學院敦煌考察隊赴千佛洞,研究、臨摹壁畫三個月,又深入草原藏區寫生。

方增先肖像照

在從敦煌考察歸途中,方增先多次目睹北方農民在田中收割小麥的場景,此時,新中國誕生不過6個年頭、百廢待興,國家建設需要人手,國民經濟建設的基礎在農業,聯想到國家正進行的糧食節約宣傳與農民與糧食的感情,於是迸發出這一題材創作的定位。1955年6月在杭州創作了《粒粒皆辛苦》。1956年,《粒粒皆辛苦》隨中國畫展去民主德國展出,並發表在該國美術雜誌封面上。

《粒粒皆辛苦原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傳統中國畫的革新發展成為美術界的當務之急,突破傳統國畫的規範束縛,打造適應新時代需求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國畫,成為五十年代國畫屆的主題。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方增先博採眾長,創造出一套融合西方結構素描法和中國水墨畫傳統(主要是寫意花鳥畫傳統)的新穎的中國畫人物表現方法。用中國傳統的水墨材料創作具有鮮明時代特徵和現實生活氣息的人物畫探索從此走出了一片新天地,這在中國畫現代化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性意義。他也當仁不讓成為浙派人物畫的奠基者和領軍人物。

米勒《拾穗圖》

有人拿法國畫家米勒的《拾穗者》與《粒粒皆辛苦》進行對比,儘管構圖與人物動態有相似之處,但思想表達上卻是完全不同的。《拾穗者》表現的是封建制度的剝削下,農民階級貧困潦倒,只能艱辛無奈的依靠撿食麥穗維持生計。《粒粒皆辛苦》則表現了中國農民勤儉節約的美德與新時期積極向上的時代風貌。畫中的老農散發著中華民族勤儉、質樸、善良的傳統美德,有如家鄉父兄那般質樸、親切。

《粒粒皆辛苦》既是方增先寫實人物畫的典範之作,也是浙派寫實人物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更是那個特殊的時代的藝術“經典”,蘊涵著豐富的藝術、歷史、政治、社會等諸多價值和意義。由於畫作的成功,方增先在不同場合又多次畫過同樣的作品,有區域性,全部的,以1963年的為比較完整。

受當時印刷條件限制,蘇聯印製的明信片從色彩上與原作差距明顯,顏色顯得淡雅而不夠濃郁,也可能與版本不同有關。儘管如此,這些明信片的出現,在那個時代的前蘇聯人民面前展現了一個全新面貌的新中國形象,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