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認知中的漢朝，雖然有西漢和東漢、或者說前漢和後漢的區別，但總是被視為同一個朝代的不同階段而已。中間那個王莽所建的新朝，一般被認為是漢朝延續過程中的一個插曲，根本不具備正統地位。不過實際上劉秀重整漢家天下後建立的朝代，其核心與劉邦初創時的漢朝，已經有了根本性的區別，無論是統治基礎、中樞機制、社會結構、經濟構成、文化內涵都截然不同，完全應該將它們視為兩個不同的朝代。史家們之所以將兩漢並稱，不過是看到了劉秀的宗室身份、同時也是要表明其頭上皇冠的合法性和正統性而已。

劉邦賴以起家的班底全是沛縣寒門子弟，身份稍高點的蕭何、曹參之輩不過是基層小吏，唯一一個六國貴族出身的張良雖位高但權不重。所以西漢諸帝，對於地方豪門一貫是持削弱壓制的態度，用營建陵邑的名義強遷天下富戶到長安守陵就是一例；而武帝時那些動輒破家滅門的酷吏，也是豪強們的噩夢。直到元、成、哀、平幾個闇弱帝王在位時，才放鬆了對地方上的控制，而西漢王朝的滅亡實際上正是豪強們推波助瀾的結果。

劉秀則是依託南陽的地主豪強崛起，所以他上位後不得不對自己的基本盤做出一些妥協，導致東漢的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豪強們不僅田連阡陌、而且使得很多底層民眾淪為半農奴的附庸，門閥這一華夏中古時期的毒瘤在此時開始出現絕非偶然。而西漢和東漢在治國思想上的差異更是巨大，西漢早期遵行黃老之術、武帝雖然名義上獨尊儒術，但其實是儒法兼用，儒家真正大興是卻是在東漢，到了東漢中後期天下學術基本被儒門弟子壟斷，世代修習經術的經學世家與門閥豪強結合了起來，這是東漢社會的一大特徵。

而從能力來看，西漢前期諸帝要比東漢大多數皇帝傑出得多，對朝廷的掌控力度也更強。雖然劉秀重建漢室後將朝中三公架空，削弱了相權，但總體看東漢皇室的權威卻在逐步衰落之中。特別是東漢中期之後外戚坐大，皇帝無奈之下重用宦官，之後這兩股勢力開始輪流坐莊，士大夫為主體的文官集團反而被弱化，當然這種情況只限於中樞，地方大權卻基本上落在經學世家和士族門閥之手，漢末三國那種混亂局面就是外戚、宦官、門閥三股勢力交相作用的結果。

後世史家們論述兩漢歷史時，往往推崇西漢而貶抑東漢，將西漢時的強盛歸功於漢初諸帝的德行，要麼就是重申親賢臣遠小人之類陳詞濫調，不過西漢整體表現強於東漢卻是不爭的事實。其實前文已經提到，兩漢的差異主要原因和儒生們喜歡談論的德行之類虛無縹緲的東西並無關係，而是因為放鬆了對地方豪強的管控、在中樞又沒有建立士大夫主導的健康朝堂秩序，最後使得各州縣向心力大增，這才導致了東漢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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