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19年薩爾滸之戰後，明朝與後金已經完全對立，因為大家都在爭，明朝爭的是延續自身的封建統治，而後金爭的是建立一個新的大一統的王朝，但薩爾滸之戰後，努爾哈赤攻佔了撫順和開原，將明朝原本的自大與狂妄打得支離破碎。

在問罪了楊鎬後，明朝廷趕忙的啟用了熊廷弼，要說熊廷弼也是個牛人，若明朝當時沒有那麼嚴重的黨爭，並且能夠一力支援熊廷弼在遼東的軍事主張，或許他真的能力挽狂瀾，將後金趕出遼東，回到他們起源的牡丹江流域。

但很可惜，明末的閹黨和東林黨紛爭不斷，而且黨派們的膽子都相當的大，遼東的戰役在他們眼中，也只是爭權奪利或陷害對方的工具，而熊廷弼既非東林黨，又非閹黨，而是勢弱的楚黨，這就使得熊廷弼變成了一個在情勢危急時被提溜出來震懾外敵，在情勢好轉後又必定會被拉下馬來的悲劇人物。

萬曆四十七年，除了薩爾滸之戰戰敗，楊鎬入獄外最值得一提的便是熊廷弼的上書了，熊廷弼在奏疏中說：若聯合朝鮮，再派兵遣將，便可以對後金成東西合擊之勢，勝利有望，但若陛下真派我去駐守遼東，便請朝中眾人一力支援戰鬥，遣兵將、被糧草、修器械，不要短了自己和部隊的所需，也不要在延誤自己上任的時間，最後，要給自己絕對的主戰權，而不是派遣監軍什麼的來攪亂自己于軍中的佈置，否則必定是誤了戰事，誤了國家，也同樣誤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當時情勢危急，朝中眾人本就無計可施，因此便令熊廷弼帶著尚方寶劍踏上了征程，尚方寶劍的作用可不僅僅是帝王的象徵，而是一種可先斬後奏的權力，嚴格來說，這時候的萬曆皇帝雖然垂垂老矣，但卻給了熊廷弼最大的支援。

而熊廷弼也未負眾望，雖然上任後已遼瀋已經落入後金手中，但在熊廷弼一系列強硬的措施下，算是堪堪穩定了遼東的軍民之心，而後金方面自薩爾滸戰役後也有所損失，也需要修整，在這樣的條件下，熊廷弼硬生生的將遼東的局勢扭轉過來，呈現了有利於明朝的局面。

但可悲的是，就在這個時候，熊廷弼被萬曆皇帝坑了一把，偏生熊廷弼還沒處沒處說理去，因為萬曆皇帝去世了，這皇帝一死，東林黨和閹黨又動了起來，誰都希望繼位的是親近自己一系的新君，於是熊廷弼這個既非東林黨，又非閹黨的遼東大將熊廷弼又進入了兩黨的視線，一個手握重兵的將領，在朝堂的發言權可是不小的。

但是熊廷弼本身脾氣就剛硬，自然不想沾惹兩黨的鬥爭，更是拒絕了魏忠賢的拉攏，於是，反正遼東已經穩定了，誰來守著都是收割果實的，這熊廷弼既然不識抬舉，那換掉便是，於是，魏忠賢一派給熊廷弼按了個懈怠練兵，用刑嚴苛的罪名，撤掉了熊廷弼遼東經略的官職，派了個善於管後勤和治水理財的袁應泰來遼東任職。

這袁應泰吧，能力是有，但是卻是個心軟的，他到了遼東後，將熊廷弼的“重典”一一推翻了，另外還接收蒙古難民，包吃包住的，且不說這些難民裡是否有探子，單說這供給難民的糧草便是一大筆開支，而這開支自然是以消耗遼東儲備為代價的。

於是，熊廷弼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的局面瞬時土崩瓦解，而這時，已經休養生息的努爾哈赤又帶著後金軍來勢洶洶，於是，在袁應泰治理下的鬆鬆散散的遼東無異於一盤熱氣騰騰的好菜，而，努爾哈赤便是準備進食的“客人”。

因為這盤香氣撲鼻的“菜”是袁應泰親自“炒”好的，因此，在努爾哈赤攻入遼陽瀋陽時，袁應泰自知有罪，選擇了自焚殉國，但無論袁應泰怎麼把自己折騰死，明朝北方的屏障都已經落入後金的手中，迴天無力，而在明朝國都北京以北的地方，也唯剩下廣寧可以守上一守了。

這時，大家就又想起熊廷弼了，於是熊廷弼又再次帶著可先斬後奏的尚方寶劍出征了，要說熊廷弼真是個人才，經過打探，他總結出了後金軍的致命弱點——缺少水師！因此，若是利用好這一點，打江河湖海之戰，明軍是佔有優勢的，於是他制定了三方建置，聯絡朝鮮的戰略，力求一個“穩”字。

若按著熊廷弼的戰略，收服遼陽瀋陽或許是有機會的，但是為了聯合朝鮮和蒙古（哪怕不能共同抵禦後金，也讓兩國袖手旁觀，兩不想幫），朝廷派來了一個特別善於交際的遼東巡撫——王化貞。

這王化貞作為一個東林黨都能夠結交好閹黨，甚至能得巴結得上魏忠賢，算是兩頭較好還沒被吞了的人物，其交際能力可見一斑，他到了遼東後，也確實穩住了蒙古和朝鮮，但是，與熊廷弼的穩中求勝，徐徐圖之不同，王化貞是一個激進的主戰派。

而他力求速戰速決的主張原本是可以壓制的，但在收買了後金鎮江中軍陳良策，並奪回鎮江後，王化貞急速膨脹了起來，因為這“鎮江大捷”，又因為在與蒙古建交中，蒙古對王化貞許諾了四十萬大軍，於是，王化貞給民朝堂畫了一張中秋前蕩平後金的大餅。

關鍵是，朝廷上的眾人還真就被這大餅誘惑，再度輕視了後金，駁回了熊廷弼徐徐圖之的力薦，採納了王化貞的軍事主張。

於是，當北國千里冰封，王化貞做的“局”還沒完成時，後金大軍就已經殺來，頓時山河染血，鎮江失守不說，還帶累熊廷弼丟了廣寧，不得不退守山海關。

要說廣寧的丟失，其實罪不在熊廷弼，因為他已經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事情，雖然手中握著尚方寶劍，但是新上任的天啟皇帝並沒有給他濫殺的權利，而是允諾副總兵以下可先斬後奏，而被朝廷認可了戰略的遼東巡撫王化貞顯然不在可先斬後奏的範圍內。

但廣寧落入後金手中卻是事實，熊廷弼不得不以戰敗被革職還鄉，更為可悲的是，熊廷弼為了能再度上戰場守衛邊關，上了名為請罪但實為為自己辯護的摺子，但這個摺子卻被閹黨拿來做文章，除了說熊廷弼自己“認罪”之外，還指責熊廷弼貪墨軍餉，延誤援救等罪名將他與王化貞一同下獄。

為了找出莫須有的十七萬被熊廷弼“貪墨”的軍餉，閹黨帶人抄了熊廷弼甚至其姻親的家，最終，熊廷弼長子不堪受辱，自盡而亡。天啟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熊廷弼胸前掛著《辯冤疏》被斬首於西市刑場，而真正該承擔戰敗後果的王化貞卻還在獄中得以苟且。

而於如今看來，熊廷弼算得上明朝末年的希望之光，也是一個值得敬重的為國為民的真漢子，只可惜，明朝自身深陷於黨爭的泥淖中，即便有如熊廷弼一般的人在苦苦為救國保家而掙扎，但卻終究沒能掙脫因黨爭而反覆的政令的束縛，這大抵也是明朝走向滅亡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