蠅災往往成為戰爭的導火索。在古代，煌災導致莊稼減產甚至絕收，因此，各國出兵爭奪糧食的事件便屢有發生，握災從此成為兵禍。漢代淮南王劉安曾因反對出兵而寫了《書諫伐南越》，其間記載：“四年不登，五年復煌，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裡，資衣糧，入越地，輿橋而逾領，花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森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腹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為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說明在煌災重創下貿然出兵的危害。

東漢藏富在《與馬武上書請滅匈奴》中說：“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早蛙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陪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君主抓住時機，要趁著匈奴剛好遭到握災的打擊時出兵討伐。

中國古人的認知中，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提災呢？在科學尚不能有力抗握的年代，“災異說”便開始大行其道。人們將煌災與政治的清明程度相聯絡，認為政治清明的時候，便不容易產生惶災，提災就是上天對統治者發出的警告。東漢張文的《捏蟲疏》雲：《春秋》義曰：垣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垣食禾稼，而擾萬氏。獸嗤人者，象暴政若獸而咄人。”京房《易傳》曰：“小人不義而反尊容，則虎食人，闢歷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敘意，探指求源，皆象群下貪狼，成教妄施，或若蟲蝗蟲。宜敖正眾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

魯倍公小國諸侯，放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況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樸，以輔善政。世下體堯、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佈遠近，可留須央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

文中認為惶蟲是伴隨貪擾之氣而來的，捏蟲不生則代表政治潔明，蟲蝗蟲多生則代表貪吏群生，因此，握災便成了檢驗統治清明的試金石、政治好壞的標尺。《後漢書》載卓茂治縣之功雲：“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雖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煌，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說的是卓茂在任期間治理有方，因此，在大蛙之年都能倖免遭罪。

與清正廉明的執政方式相比，先唐時期對“捏喻貪吏”的記載更多，例如東漢番忠在《上書刻朱璃》中向君主列舉朱璃罪狀時，說他“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皮剝小民，甚於狼虎：多蓄財貨，繕治第舍，連裡竟巷。盜取御水，以做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因此導致了“蟲惶為之生，夷寇為之起。”的局面，因此請求君主“埔滅醜類，以答天怒”。蔡邑在《上封事陳政要七事》中也說：“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惶蟲損稼。”他認為官吏中如有貪財之人，與民謀利，就會導致蝗蟲損害莊稼。《晉書·五行·贏蟲之孽》載：“（太康九年）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昕誨訣，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握之災，不細無德之罰。”“煌蟲災異不僅僅是底層貪官所導致的，還有朝中高層甚至君主的“無德”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