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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起於1368年，清代止於1911年。這一時段，中國氣候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總體上以寒冷為主。從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冷暖階段性波動看，明清時期所處的寒冷氣候階段約起於14世紀初，還包括了元朝後半段，止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屬一個持續約600年的寒冷階段。

第一個寒冷時段

14世紀初，中國氣候開始轉寒。

例如，大德六年（1302年），江蘇淮安和鎮江兩地見到毛桃花已盛開於清明（4月4~5日）節前後，而1964~1982年江蘇鎮江毛桃開花盛期為4月1，1963~1982年江蘇揚州的毛桃開花盛期為4月3日，1966~1980年江蘇鹽城的毛桃開花盛期為4月8日。可見，當時春季的自然物候期與1960年代~1980年代初基本相同。

然而，至大元年（1308年）閏十一月，元人郭界從無錫出發時無錫附近運河已因酷寒而冰，他在日記中寫道：

“閏十一月十九日（1309年1月1日），早發無錫，舟過毗陵，東北風大作，極冷不可言。晚宿新開河口，三更，舟篷浙漸聲，乃知雪作也；二十日（1309年1月2日），苦寒，早發新開河，舟至奔牛堰下水，淺不可行，換船運米，至呂城東堰，方辨船上篙槽，皆劍冰也，舟人畏寒，強之使行，泊柵口；二十二日（1309年1月4日），晴，冰厚舟不可行，滯留不發。”

1330年代起，氣候急劇轉冷。例如，1328年、1329年連續出現兩個極為嚴重的寒冬，1330年，再逢冷夏。

因此，元人劉嶽申記道：“天曆元年（1328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於是吾鄉老者久不見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曾識者。明年（1329年）大雪加凍，大江有絕流者，小江可步，又百歲老人所未曾見者。今年（至順元年，即1330年）六月多雨恆寒。雖百歲老人未之聞也。吾鄉有歲一至大興、開平者，曰：‘兩年之雪，大興所無；去年之凍，中州不啻過也。六月之寒則近開平矣。‘有自五嶺來者，皆雲連歲多雪。”

1329年的寒冷事件，還導致“太湖冰厚數尺，人履冰上如平地，洞庭山柑橘凍死幾盡”。

至正九年（1349年）春，嚴寒再襲中國東部，浙江“溫州大雪”，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人迺賢有詩云：“分監來時當十月，河冰塞川天雨雪。”

顯然，陽曆11月前後黃河河南段已經出現冰塊，而20世紀中葉，黃河河南花園口段冰塊出現的最早日期為12月9日。

此外，“地素無冰”的嶺南廣州附近，也常有“結冰”現象，而今地處亞熱帶南緣的廣州長夏無冬，偶有奇寒，如自有氣象儀器觀測記錄以來，只有3年極端最低氣溫達到0℃（其中1934年為一0。3℃，1957年2月11日及1999年12月23日都為0℃）。

上述這些事實表明，當時氣候明顯較20世紀冷。

14世紀中後期至15世紀前期，寒冷記載較少，儘管可能是因戰亂所導致，但也至少能說明當時的極端寒冷事件有所減少；同時，中國北方地區(特別是農牧過渡帶)初霜凍害，也明顯減輕。

明洪武初（1368年後），今山西北部和內蒙古和林格爾、集寧一帶的大同都衛“屯田二千六百四十九頃，歲收粟豆九萬九千二百四十餘石”，平均畝產已達0。37石（約當今30kg），與當時河北平原的產量相近。中書省建議乘機將屯軍月糧減去三鬥，明帝不允，並說：“大同苦寒、士卒艱苦，月糧且勿減，待次年豐熟，則依例減之。“

顯然，這只是常年的產量，尚有進一步提高的可能，說明當時的氣候已有明顯的好轉。

但自1400年以後，長城以外地區的明守衛卻紛紛南撤，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氣候突然轉冷而致；直至15世紀中期，極端寒冷事件明顯增多。

明景泰四年（1453年）冬十一月至次年孟春，“山東、河南、浙江、直隸淮、徐大雪數尺，淮東之海冰四十餘里，人畜凍死萬計。

五年正月，江南諸府大雪連四旬，蘇、常凍死者無算。是春，羅山大寒，竹樹魚蚌皆死。衡州雨雪連綿，傷人甚多，牛畜凍死三萬六千蹄”。

顯然，這是一個極為罕見的嚴冬，因為除蘇北沿海的結冰、太湖封凍外，浙江北部杭州、嘉興、湖州等地二麥也被凍死，山東部分地區一直到“三月初冰猶不解”。其後，罕見的嚴冬頻頻出現。

例如，成化十二年（1476年）“十二月太湖冰，舟楫不通者逾月”；成化十八年（1482年）冬，長沙一帶“冬大雪，冰凍閱三月，堅硬數尺，路平無砥，無江河阻隔”。弘治六年（1493年）冬，東中部地區數月籠罩於嚴寒之中，凍害異常嚴重。例如，安徽六安“秋九月十三日大雪，至次年三月二十七日止。深丈餘……山畜枕藉而死”。巡撫風陽都御史張瑋奏稱：“十月至十二月內鳳陽等府，滁、和、六安等州轟雷擎電，雨雪交作。”

監察御史史瑛也說：“安慶、太平等府自去歲（弘治六年）十一月初以來需雨大雪，連月傾降，冰雪堆集，樹木倒折……寒冷異常，民多凍死。”湖南長沙“大雪，凍幾三月，冰堅厚數尺，如石路平坦，無復江河溝壑之阻”，衡陽“十月內，大冰，歲終方解”。

江西的北部“交冬風雪連綿……菜麥牛羊凍死殆盡”。此外，在河南各地的許多地方誌中也都有該年冬天大雪連續三個月，厚達數尺以上的記載。

蘇北沿海也有海水結冰，漣水一帶“冬，大雪六十日，囊葦幾絕，大寒凝海”。之後，氣候也曾有過一定程度的回暖，如正德四年(1509年)“冬極寒，竹柏多槁死，橙橘絕種，數年間市無需者。黃浦中冰厚二三尺”。

《正德松江府志》雲：“有香柑一種，出新莊”；“有綠橘、金橘、蜜橘數種，皆出洞庭山。近歲大寒，槁死略盡”。儘管上述史料屬嚴冬記錄，但表明在正德四年之前上海一帶存在一定規模的柑橘種植。

正德八年(1513年)，“二月大寒，太湖冰，行人履冰往來”，可能也是這一時期的最後一次寒冬。

第二個寒冷時段

其後，氣候又進入了一個相對溫暖的時段，不但極端寒冷記載較少了，而且在嘉靖年間，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柑橘種植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例如，《嘉靖太倉州志》雲：“近年吾城人家多種橘，種類不一，惟衢橘為佳。”

王世懋（1536~1588年）所著《學圃雜疏》也說：“柑橘產於洞庭，然終不如浙溫之乳柑、閩漳之朱橘。有種紅而大者，雲傳種自閩，而香味徑庭矣。餘家東海上，又不如洞庭之蜜橘，乃土產蛻花甜、蜜橘二種，卻不膏勝之。橘性畏寒，值冬霜雪稍盛，輒死。植地須北藩多竹，霜時以草裹之，又虞春枝不發。”王世懋是太倉人，“

餘家東海”即指王世懋的家鄉太倉。

而在長江沿岸的丹徒、通州、如皋等州縣則以種植橙樹為主。

至少到明末，長江三角洲地區柑橘種植未曾間斷過，如《崇禎松江府志·物產》載：“橘似柑而小，吾鄉之種俱移自洞庭，有綠橘……有黃橘……有紅橘……有波斯橘。”

顯然，自明朝中葉至明末，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柑橘種植應比較普遍；柑橘品種的多樣性，也表明當時柑橘種植可能有較大規模；將防霜凍技術作為常規農業措施，則說明這一地區已是柑橘種植的北界，與1950年代~1980年代我國的柑橘種植北界基本一致，需一定的防霜凍措施才能完全越冬則表明，雖然較前一階段氣候有一定回暖，但仍處於以寒冷為主的氣候背景中。

由於農業生產對氣候變化的響應存在一定的滯後，且對強度不大的事件不甚敏感，

因此，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柑橘種植雖能一直持續到明末清初，但自明後期開始，嚴寒記載卻逐漸增多。

例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冬至嘉靖四十年(1561年)春，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等地就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冰雪寒冷天氣，並導致淮河的一些河段出現封凍；類似的寒冷天氣在1565年冬至1566年春、1566年冬至1567年春、1577年冬至1578年春與1578年冬至1579年春又相繼發生。其中，以1578年冬至1579年春為最。

因為淮河下游的許多河段以及蘇南和上海的小河流與小湖泊均因此而嚴重封凍，甚至連紹興運河也出現嚴重封凍。

這種較為寒冷的氣候可能一直持續至17世紀前期；1620年冬至1621年春，我國又出現了極為罕見的嚴冬長江中下游地區及其以南的大範圍冰雪天氣持續長達40餘日，致使漢水及淮河下游與洞庭湖等大江和大湖也出現嚴重封凍，長江以南的大量河流和湖泊出現結冰，亞熱帶和熱帶果蔬及其他植物出現嚴重凍害。

直至明末，儘管各地仍有一些寒冷的記載，但缺少大範圍的寒冷事件，僅1636年冬至1637年春出現過類似1578年冬至1579年春的嚴寒天氣。

因此，當時氣候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回暖，但仍未回到1510~1560年的溫暖水平。因為據明末清初(1588~1648年)有關日記的物候記載，當時蘇州與杭州等江南地區多數年份的春季物候期較1960年代~1980年代初的常年物候期晚，各種植物春季物候期平均較1960年代~1980年代初遲3天以上。

第三個寒冷時段

17世紀後半葉，極端嚴冬頻繁出現，春季物候期既比1960年代~1980年代的常年物候期晚，也明顯較前期（1588~1650年）春季物候期延遲。

在這種寒冷的氣候下，河流凍結南界比20世紀中、後期約南移了3個緯度。

因此，康熙帝說：“天時地氣，亦有轉移。朕記康熙十年（1671年）以前，四月初八日已有新麥。前幸江南時，三月十八日亦有新麥而食。今四月中旬，麥尚未收。……從前（指康熙十年），黑龍江地方冰凍有厚至八尺者，今卻和暖，不似從前。又聞福建地方向來無雪，自本朝大兵到彼，然後有雪。”

氣候的轉冷也給農業生產受到了深刻的影響。

例如，《康熙上海縣誌》載：“海邑浦東向出川珠早米，故有清明浸種，穀雨落秧之語，然晚稻亦與鄰境同。自順治五六年間，晚種之稻競秀不實，西風一起，連阡累陌，一望如白荻。顆粒無收，後並早稻之下種略遲者亦然。遂有百日稻、六十日稻，今更有名五十日者矣，不知種從何來。地氣變遷，種植之事，今昔大異。”

順治十一年(1654年)冬和康熙十五年(1676年)冬兩次寒冷事件，更是導致柑橘凍害，最終導致江西一帶柑橘栽培的停止。

1700年前後，極端寒冬記載頻率減少，程度明顯減弱，氣候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暖跡象。因此，雙季稻開始在江蘇等地興起。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指派李英貴帶著耐寒早熟稻種“御稻”到蘇南試種雙季稻，並取得了成功。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又命蘇州織造李煦，並“喻知督撫”一起試種雙季稻，但由於該年天氣不佳，以及未能掌握好節氣，後季稻因翹穗頭嚴重而影響了收成。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李煦擴大試種雙季稻，獲得成功。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次擴大試種的面積，此年年景較好，產量達到“十分”之數。

此後，清廷不但在蘇南的蘇州、南京及蘇北的揚州和裡下河地區等地大量推廣“御稻”，而且還在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大面積推廣雙季御稻形成了較為穩定的雙季稻種植區。

這一種植區的北界與20世紀中後期的雙季稻種植北界基本一致，說明當時氣候已與20世紀中後期的溫暖程度相仿。

乾隆帝顯然也觀察到了這一回暖過程，並以“氣候”為題作詩，形象地道出了他所經歷的氣候變暖現象。

詩曰：“氣候自南北，其言將無然。予年十二三，仲秋必木蘭。其時鹿已呦，皮衣冒雪寒。及卅一二際，依例往塞山。鹿期已覺早，高峰雪偶見。今五十三四，山莊駐蹕便。哨鹿待季秋，否則弗鳴焉。大都廿年中，暖必以漸遷。”乾隆生於1711年，仲秋即夏曆的八月，季秋是九月。

從詩中可以知道在乾隆十二三歲時，即1723年前後的八月（古人一般計以虛歲，即出生後一過年就算2歲），木蘭圍場一帶已經下雪，鹿也已鳴叫了，而到1742年前後的八月，只有高的山峰上偶可見雪，鹿的鳴叫也推遲了；1764年前後，鹿鳴已延遲到九月了。

由此可見在1720年代~1760年代的近50年中，木蘭圍場一帶秋季鹿鳴約推遲了一個節氣，表明當時的秋季氣溫是在逐漸升高的。大約在1760年代後，這一回暖期達到了頂峰。因為自1790年代起，我國的嚴寒天氣記載又開始逐漸增多，春季物候期又開始明顯推遲。

1794年冬至1797年春，江淮及其以南地區又連續3年出現了大雪連陰的嚴寒天氣；其中，1796年冬至1797年春最為嚴重，這一年長江兩岸的許多河湖都有結冰、可通行人等記載，寧紹平原一帶數百年的樟樹都被凍枯，但太湖、鄱陽湖、洞庭湖等卻無封凍記載，因而其寒冷程度應大致與1578年冬至1579年春的嚴寒相似；與其前溫暖時段相比，江南地區18世紀90年代的春季物候明顯推遲，較1960年代~1980年代的常年物候期也明顯偏晚。

此後，1799年冬至1800年春與1809年冬至1810年春，嚴寒氣候更甚，其中前者的河流凍結記錄南界曾達江西撫州以南地區，而黃浦江凍結記載也在消失百餘年後，在1809年冬至1810年春重新出現。

由於農業生產對氣候變化的響應存在一定的時滯，因而從有關文獻記載看，蘇北裡下河地區雙季稻的栽種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一直延續到嘉慶九年（1804年）前後。道光九年（1829年）《蘇州知府批示》所載，“今常田夏始種稻，秋後種麥”，“吳民終歲樹藝一麥、一稻，麥刈畢，田始除，秧於夏，季於秋，乃冬才獲”，也說明長期以來，稻麥複種是本地的一種普遍耕作方式。

儘管道光十四年（1834年），林則徐在蘇州試種推廣雙季稻時說：“且如江北之下河諸邑……聞三十年前，則兩種兩刈也。”

1843年，李彥章也說：“有人言江北下河州縣·前數十年稻兩熟。”但由於氣候始終維持在寒冷的水平上，因此，林則徐的這次雙季稻推廣並沒有像李煦等那樣獲得成功。

直至清末，清代農業生產與收成奏報檔案中，再無蘇北裡下河地區雙季稻種植，這可能意味著自18世紀末起的寒冷時段一直持續到清末。

從19世紀嚴冬與北京及江南地區的春季物候變化看，19世紀寒冷期的冷暖變化也還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動。

例如，1820年前後和1850年前後雖然可能相對溫暖，但持續時間均較短；其他時段，特別是19世紀後期，不但嚴冬頻繁，嚴寒程度同整個明清時期的最寒冷時段17世紀後半葉也很相似；個別寒冷年份，如1892~1893年的嚴冬記載，也是自有史料記載以來極為罕見的。

因此，根據上述冷暖變化證據，結合重建的中國東部冬半年氣溫變化序列，可以看到，明清寒冷期有3個冬半年氣溫均值明顯低於1951~1980年均值的百年際寒冷時段。

第一個寒冷時段出現在元朝後期至明朝前期(約1320~1500年)，中國東部冬半年氣溫較1951~1980年均值低約0.5℃，其間有兩個冷谷，分別出現在1350年、1450年前後。

第二個時段出現在明朝後期至清朝前期(約1560~1700年)，這一時段中國東部冬半年氣溫較1951~1980年均值低約0.5℃，但與第一階段不同的是，這一寒冷階段的溫度先呈階梯式下降，其後再快速回暖；其中，前期(約1560~1650年)中國東部冬半年氣溫均值僅較1951~1980年均值低約0.2℃，而後期(約1650~1700年)卻較1951~1980年均值低約0.9℃；特別是1650年以後，氣溫急劇下降，進入這一階段的冷谷，這一冷谷持續了約40年，直至1690年以後氣溫才明顯回升。

第三個寒冷時段出現在清朝中後期(約1780~1910年)，這一時段中國東部冬半年氣溫同樣較1951~1980年均值低約0.8℃，也存在兩個冷谷，分別出現在1810年與1880年前後；此外，在上述這三個寒冷時段之間，有兩個持續50年以上的相對溫暖時段，分別出現在1500~1560年和1700~1780年；這兩個時段中國東部冬半年氣溫均值與1951~1980年基本相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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