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是中國古代文化王冠上的一顆明珠，是指以古體詩、近體詩和格律詞為代表的中國傳統詩歌。中國詩起源於先秦，鼎盛於唐代；詞出現的年代相對較晚，起源於隋唐，盛行於宋代，但是都流傳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廣受喜愛。

在中國諸多的古詩詞中，有一些頗為另類的作品近來受到了許多人的關注，我們或許可以將其稱作“半句好辭”——比如唐代詩鬼李賀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婦孺皆知，但能立刻續上其上一句“衰蘭送客咸陽道”的恐怕不多，能將《金銅仙人辭漢歌》全詩脫口而出的恐怕更是少之又少。類似的例子還有“多情自古空餘恨”、“百無一用是書生”、“貧賤夫妻百事哀”、“不愛江山愛美人”、“十年磨一劍”等等，誰能馬上想起它們的前後句？

“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原詩不太出名，人們更熟悉的是另一個版本

白樂天的名作《放言五首·其三》也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光看詩名和上半闋可能讓人一臉懵，但下半闕只要一入眼，就會讓人恍然大悟：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白居易是在貶官江州的途中寫下這首詩的，想必是他對仕途乃至人生的一次總結，並用近似於通俗的語言表達了自己的感悟——無論看人論事，都不能僅著眼於一時，要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那些所謂的“窺一斑而知全豹，處一隅而觀全域性”純屬瞎扯淡，否則就會鬧出把周公當成權奸、把王莽當成君子這樣天大的笑話。

老白主張以結果而非過程論成敗和英雄，自然是有道理的。比如要提起中國歷史上的大奸賊，說古有秦會之，近有汪兆銘恐怕爭議不大。雖然前者曾是北宋最激進的抗金派之一，後者也曾“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過，但想拿這樣的經歷替他們翻案是壓根就站不住腳的。

在靖康之變前，秦檜是堅定主戰派，與他後來的政治態度大相徑庭

但單純以成敗論英雄其實也並非在哪裡都適用。比如說起南宋，給人的印象之一就是“奸相”遍地走，“佞臣”多如狗，諸如秦檜、韓侂冑、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這樣的坑貨都得為南宋的衰亡負上主要責任。其實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除了秦檜讓人無話可說以外，其餘幾位說起來都挺冤枉的，起碼有值得商榷之處。

尤其是賈似道，這位連元世祖忽必烈都恨不能招至麾下以用之的南宋權相，實為兩宋三百餘年間不多得的精英人物。

我們先來簡單回溯一下賈似道的生平，看看他是怎麼當上“奸賊”的。

賈似道，字師憲，號悅生，台州天台（今浙江松溪）人。從履歷上看，小賈他爹（賈涉）曾擔任過京湖制置使，堪稱南宋的方面大員，所以他算是個官二代；同時小賈他姐（賈貴妃）是宋理宗趙昀的寵妃，所以他的身上又籠罩上了一層外戚的光環，是貨真價實的“國舅”。

賈似道出身好、運氣佳、腦瓜靈，出人頭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這些身份也成了他後來屢遭攻訐的地方。其實就像對賈似道的諸多非議一樣，這種說法即便不能算是欲加之罪，但事實也並非如此簡單。

早在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賈涉就因為在處理忠義軍問題上遭受彈劾，最終憂憤而死，此時賈似道這個“衙內”才年僅11歲而已，能借到多少光？更何況當爹的賈涉還得罪了當朝權相史彌遠，做兒子的賈似道沒受到牽連已經算是運氣好了。至於賈貴妃確實很受趙昀的寵愛，甚至一度打算想把她冊立為皇后，不過賈貴妃很短命，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就香消玉殞了。此時的賈似道中進士才8年，只爬到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副使的位置，距離出將入相還有十萬八千里的距離。而且趙昀很快移情別戀閻貴妃，小賈這個前小舅子顯然已經成了過氣網紅。

不光是出身好，賈似道的運氣更好，走到哪兒都有貴人相助。

端平元年（1234年），賈似道以父蔭入仕為嘉興司倉、籍田令，4年後中舉，又憑藉姐姐的枕頭風超擢為太常丞、軍器監。此後，當朝宰相史嵩之的弟弟、時任京兆尹的史巖之慧眼識才，舉薦他到地方磨練，賈似道因此才遇上了人生中最大的伯樂、南宋名將孟珙。

孟珙是南宋早期抗蒙的中流砥柱，戰功不在岳飛之下

孟珙是繼岳飛之後南宋最為傑出的軍事將領，號稱“屹然為東南砥柱者有年，珙亡而宋事遂不可支”（《唐宋御夷得失論》清·唐才常），是南宋早期抵抗蒙古侵略的中流砥柱。同時，孟珙還以擅長識人、用人而聞名，比如指揮了著名的釣魚城之戰並幹掉了蒙古大汗蒙哥的名將王堅、堅守襄陽的大將高達、曾“夜率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的猛將劉整、後來南宋淮東戰場的主帥李庭芝等人都是出自孟珙門下。

蒙古侵宋共有三條路線，分別是江淮、京湖和四川，其中以孟珙為統帥的京湖戰場是蒙古人進攻的重點地區。而賈似道被下放地方以後，先是擔任湖廣統領，又遷沿江制置副使，再知江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可以說是一直在孟珙的手下打工。他在此期間表現出的才華和能力深得孟珙的青睞，所以在臨終前“遺表舉賈似道自代”（《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列傳第一百八十》），賈似道這才得以接任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從此踏上仕途的快車道。

出身好、運氣更好，但賈似道最終能在南宋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還是靠自己能幹。

寶祐六年（公元1258年），蒙古出兵三路大舉侵宋。其中大汗蒙哥率主力進攻四川，同時分兵給忽必烈，令其進攻鄂州，並以此為根基窺探宋都臨安。

賈似道守住鄂州意義重大，否則宋都臨安都可能被忽必烈一鼓而下

次年九月，忽必烈率軍包圍鄂州（今湖北武昌），南宋舉朝震動，趙昀令樞密使賈似道節制江西、兩廣宋軍火速馳援，同時為便於統籌指揮鄂州之戰，拜其為右丞相。

可以說趙昀把保住鄂州，進而遏止蒙古人攻勢的希望都寄託在了賈似道的身上。

要說賈似道不怕死，那肯定是說瞎話。在接到趙昀讓他從鄂州突圍、赴黃州阻止蒙軍威脅臨安的命令時，他曾經哀嘆道：“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防古南侵》明·陳邦瞻）但是明明不甘心、明明很害怕，但這傢伙心裡卻有股狠勁，愣是帶著700親兵連續突破蒙古人的重重包圍，最終殺進了黃州。

賈似道不光膽子大，而且還很會動腦子。在蒙古人圍城戰事最烈時，忽必烈曾下令造“鵝車”，打算挖掘地道破城，賈似道隨即下令在城牆之外以木柵圍城應對，使得蒙古人無功而返。對此頗有梟雄之姿的忽必烈非但不惱，反而對賈似道讚賞有加，甚至深恨其不能為己所用：

“昔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列傳第十三》）

後來蒙哥戰死釣魚城下的訊息傳來，忽必烈只得撤兵北歸去跟他兄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鄂州之圍方解。

賈似道的軍事才能並不突出，鄂州之戰幾乎是他唯一能拿出手的戰績。但此時南宋能拿出手的也只剩下個賈似道了

賈似道在鄂州之戰中雖然不能說打敗了蒙古人，但畢竟保住了這個極其重要的戰略要地。所以在趙昀的眼中，他的這個前小舅子“有再造功”，便在戰後給他封爵衛國公，拜為少師，“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傳第二百三十三》）。

賈似道以大功入朝後，很快乾掉了著名的奸相丁大全，又整死了政敵吳潛，從此大權獨攬，再無人能制。

在其位就要謀其政，賈似道入朝之後立即針對南宋財政收入銳減、兵員枯竭的問題，痛下狠手開展一系列改革措施，先後推出了“公田法”、“打演算法”等法令以圖徹底整頓南宋政局。

南宋人口峰值曾達到8000萬左右，但到了元滅南宋之前（至元十一年，即公元1274年）就剩下了千餘萬。即便考慮因戰亂導致的社會管理能力下降，以至於出現巨大的統計誤差以及人口逃亡，這個巨大的數字落差也是驚人的。人口數量的銳減必然導致南宋政府財政收入和戰爭潛力隨之下降，賈似道採取的辦法就是以強硬的手段阻止士紳地主兼併土地、囤積糧食，同時核銷軍費開支，懲治軍官貪汙，以此來增加財政收入。

不過，賈似道的改革措施幾乎得罪遍了南宋朝廷的既得利益者，遭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和記恨，這注定了他的最終結局。

賈似道改革的意義不亞於王安石變法，只是蒙古人沒給他留下足夠的時間

賈似道確實在盡力拯救南宋危局，但蒙古人卻不肯給他時間和機會。從鹹淳三年（公元1267年）起至鹹淳九年（公元1273年），蒙古大軍針對南宋戰略要地襄陽圍攻不止，賈似道指揮宋軍堅決抵抗。在這7年間，賈似道先後組織了14次大規模救援襄陽的軍事行動，但均遭到失敗。在襄陽、鄂州相繼陷落之後，南宋在戰爭局勢上已經陷入了絕境，賈似道被迫拼死一搏，親自統率南宋最後的13萬機動兵力與蒙軍決戰於丁家洲，但依然慘敗。在蒙軍逼近臨安、南宋存亡陷於一線間之際，舉朝上下卻無人關心抗敵，只管揪住已成喪家之犬的賈似道喊打喊殺。似乎只要弄死了賈似道，蒙古人就能退兵、大宋朝就能轉危為安：

“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傳第二百三十三》）

臨朝稱制的謝太后承受不住壓力，只好將賈似道貶往廣東。在行至漳州木棉庵時，有“義士”鄭虎臣出於“公憤”，私殺賈似道。

士大夫對賈似道恨之入骨，不但要殺其人，還要毀其名

禍國鉅奸賈似道掛了，但蒙古人依舊兵臨臨安城下。然而前一日還一副忠心耿耿的臉孔、死活要為國鋤奸的舉朝忠臣們，轉過臉來就將謝太后和年僅6歲的宋恭宗趙趕出城外獻給了蒙古人，然後自己照樣高官得做、駿馬得騎。

至於那個早已死無葬身之地的賈似道也不得消停，忠臣們繼續指責他喪師辱國、竊弄威福、害民致亂，是南宋之亡的罪魁禍首。從此“奸賊”這口黑鍋算是死死的扣在了賈似道的腦袋上，誰都甭想摘下來。

接下來再“揭發”一下賈似道的罪狀。

《宋史》編纂於元順帝至正年間，這時候距離元亡也就剩下了20來年，而且還是跟《遼史》和《金史》同時修撰的，因此這幾部史書在二十四史中是出了名的粗糙。不僅如此，《宋史》的屁股坐得還挺歪，距離史家追求的持正客觀距離有點遠。

《宋史》既囉嗦又混亂，尤其是屁股坐得太歪

尤其是主持修撰這部史書的元末“賢相”脫脫實在有點忙——不但得替元順帝打理國事，還得花大力氣治黃河，又被遍佈全國、此起彼伏的各路起義軍搞得手忙腳亂。後來他實在是沒工夫管修史這種閒事了，只好辭職。然而接任的阿魯圖連漢字都不認識，誰還能指望他什麼？於是《宋史》的修撰工作實際上是被以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等人為代表的理學門徒把持，所以這部書的思想傾向也就很明顯了。

繼《新唐書》之後，《宋史》也搞了個《奸臣傳》，而且入圍的倒黴蛋還不少：

“蔡確、吳處厚、邢恕、呂惠卿、章惇、曾布、安惇（《奸臣傳一》）；蔡京、蔡卞、蔡攸、蔡翛、趙良嗣、張覺、郭藥師（《奸臣傳二》）；黃潛善、汪伯彥、秦檜（《奸臣傳三》）；万俟禼、韓侂冑、丁大全、賈似道（奸臣傳四）。”

《奸臣傳》分四部，“奸臣”們也可以劃分為四類——第一類全是王安石變法的得力干將，自然是理學派的死敵。這幾個變法派私德或許有虧，但絕非大奸大惡之徒，被列入《奸臣傳》純屬是理學無恥的打擊報復（要不是王安石人品太好、無從攻訐，估計老王也得被弄進來）；第二類囊括了北宋亡國的罪魁禍首，沒啥爭議（六賊中的王黼、朱勔被列入《佞幸傳》、童貫、梁師成、李彥入《宦者傳》，張覺和郭藥師似乎應放到《叛臣傳》更合適）；第三類（含万俟禼）全是南宋初年賣國求榮的奸賊，這是無可爭議的；而第四類則是爭議最大的。

章惇都被弄進了《奸臣傳》，得有多不要臉才能幹出這種事？

丁大全沒啥可冤枉的，但韓侂冑和賈似道幹了啥不可饒恕的壞事？恐怕只有專權和打敗仗，可這是形勢所逼和能力問題，跟奸臣有啥關係？再說就算韓侂冑和賈似道是奸臣，那又專權、又妄行廢立、還殺了主戰的韓侂冑向金國屈辱求和的史彌遠算啥玩意？

再說回賈似道。賈似道最讓人詬病的，一個是私德不修，再一個就是專權跋扈。

要從賈似道身上挑毛病，那實在是太容易了。

因為出身問題，賈似道身上的紈絝氣很重。早年未入仕前他就是個各種小說、影視劇裡邊經常出現的那種典型的“衙內”，無所事事又橫行街頭，經常仗勢欺人，反正是惡名遠揚。即便在進入官場以後，賈惡霸的習氣依舊不改，甚至名氣大得連皇帝都知道了：

“（賈似道）益恃寵不檢，日縱遊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傳第二百三十三》）

要不是當時賈貴妃正受寵，弄不好賈似道就被趙昀“掃黑除惡”了。

賈似道是個紈絝子弟，這點無法否認

就算後來權傾朝野了，賈似道依然“本色不改”。他在臨安西湖畔有座豪宅，名為“後樂園”，取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意——在那個時刻面臨國破家亡的時代裡真是個絕大的嘲諷。他經常在園中與狐朋狗友以及娼妓、尼姑、宮女縱情享樂，以至於時有童謠唱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當然賈似道最出名的還是“蟋蟀宰相”這一稱號。他在南宋蟋蟀界的地位比在軍政方面還高，堪稱泰山北斗，還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專著《促織經》，簡直就是不務正業的典型代表。

賈似道絕對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如果在太平年代可以將其稱為官場上的蛀蟲和害蟲。可問題是在隨時面臨亡國之危的南宋，需要的不是道德上的完人，而是個能任事、敢做事、肯擔當的能吏——在這方面，賈似道的表現實在沒什麼可非議的。

其實僅就私德而言，像文彥博、韓琦這樣的北宋“賢相”，並不見得就比賈似道高明

賈似道為相期間，主持了對南宋財政、軍隊的改革，而且決心極大、手段極狠，稱之為變法也不為過。話說兩宋在開國之初就存在各種先天不足，導致各種矛盾和問題相繼爆發，朝廷不得不頻頻採取措施實行變法。宋仁宗時期的慶曆新政因為趙禎軟弱的性格導致夭折，此後的熙寧變法更是遭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反擊，引發了激烈的黨爭。在北宋亡國前，著名的奸相蔡京甚至也主導了一次低調且溫和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經濟和文化領域，但效果不大。

到了南宋，因為始終面臨著外敵巨大的軍事壓力和亡國之危，所以無人敢提變法，只能針對各種問題小修小補，儘量拖延矛盾和問題爆發的時間。可到了南宋末年實在拖延不下去了，再加上賈似道的紈（sha）絝（da）子（dan）脾氣，直接揮刀砍向了維持南宋朝廷的兩大支柱力量——士大夫和軍閥集團，這還得了？他立刻成了舉朝公敵，無數人恨不得將其扒皮吃肉。可是賈似道態度非常強硬，毫不妥協退讓，誰敢出頭反對就弄死誰，於是這又成了他專權跋扈、妄逞威福的罪狀：

“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引用同上）

歷史上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即王安石變法）雖然號稱推行了17年，但實際上在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二度辭相時即已經名存實亡，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的元祐更化不過是在官方口徑上對其宣判死刑而已。所以熙寧變法實際上只推行了不到8年，而且期間屢有反覆。

士大夫們將賈似道與王莽、王安石並列為“大奸”——怎麼感覺像是在誇他？

那麼賈似道呢？在他推行的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公田法，這是遏止土地兼併、挽救南宋千瘡百孔的財政危局的唯一良方。所以在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賈似道拜相後就大力推行公田法，因為這一法令幾乎將官僚地主得罪了個遍，所以趙昀下不了決心，賈似道的紈絝脾氣再度發作，威脅要辭職歸田才最終得逞。而且他還帶頭獻出自家的一萬畝地作為官田，才堵住了無數反對者的嘴巴。

從公田法推出到在丁家洲之戰兵敗罷相，賈似道硬生生的將他的改革措施足足推行了12年之久，沒有絲毫妥協，也沒有半分讓步，在那麼大的壓力下能做到這一點是極其難能可貴的。王安石要是有賈似道的強硬和堅決，熙寧變法也不至於中途夭折。

試想一下，要是蒙古人能給賈似道20年時間，一旦財政和軍事改革顯現效果，南宋即便不能復興，但還會那麼輕易的就被亡了國嗎？

事實上，無論是韓侂冑和賈似道，我們已經不能要求他們做得更多了。

網路上有種很火的說法叫“北宋無將，南宋無相”，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予以過反對（詳見北宋無將，南宋無相？不是命運的安排，而是時代的表象而已）。單就宰相而言，北宋看上去星光熠熠，如趙普、寇凖、韓琦、富弼、文彥博、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等，哪一個都大名鼎鼎，似乎都有治世安國之能。但事實上除了個別人外，誰能說說上述人等幹過什麼利國利民的事情？個個說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即便像范仲淹、王安石有任事的氣魄、做事的能力，但也缺乏擔當的勇氣和籌謀的格局，一遇挫折要麼意志消沉，要麼陷入無謂的爭執，最終導致前功盡棄。

北宋的名臣們除了能說會道、擅長撈名氣外，幾乎都無任事之能

北宋堪稱士大夫的天堂，文官待遇之好堪稱空前絕後，不但有不殺士大夫的“祖訓”護體，犯了錯到基層走一圈照舊還能回來。所以他們肆意妄為，空談誤國，至於任事做事就甭想了，甚至會被認為是對高貴計程車大夫的侮辱：

“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

有這樣的所謂“名臣”、“賢相”，北宋還能有個好？

而南宋的情況則正相反。經過北宋亡國的教訓，尤其是面臨嚴峻的軍事局勢，南宋君臣深知內耗的危害，不但對武將相對放權，對文臣更是予以了充分的信任。一個突出的特徵就是，北宋施行的多相制，南宋則多為“獨相”，而且還能大權獨攬。

所以在南宋，像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等宰相都被稱為“權相”，並因此屢遭詬病。其實這是沒有道理的，把韓琦、文彥博、王安石、司馬光等這些北宋宰相穿越到南宋去，一樣會成為權相——這是時代背景決定的，個人的因素有，但不是最重要的。

嚴峻的戰爭形勢是南宋權臣存在的前提

況且，范仲淹、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太像個“忠臣”了。曾有人說過，忠臣唯有比奸臣更奸，才能取得成功——事實也證明，南宋的權相就是比北宋的賢相頭腦靈活，也更能折騰——要比壞，北宋的丁謂、王欽若、蔡京只能對南宋的秦檜、丁大全、史彌遠甘拜下風，要比能幹，南宋的韓侂冑、史嵩之、賈似道其實比北宋的同行強得多，起碼不會比他們更差。

試問將韓琦、富弼、司馬光之流弄到南宋，誰敢保證他們就能幹得更好？起碼賈似道還能跟蒙古人比劃好幾十年，韓琦當年連西夏人都打不過。

賈似道改革得罪了全國計程車大夫和軍頭，獨掌朝權十多年讓無數逐權奪利者患上紅眼病，再加上他一身的臭毛病，所以一朝戰敗自然破鼓萬人捶。不但落得了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而且還被潑上了一身的髒水，留下千載罵名。

可是以當時南宋的那點可憐的本錢，換成韓信、李靖復生怕是也沒有回天之力，更何況賈似道？

賈似道始終是堅定的主戰派，所謂的鄂州和議極可能是士大夫潑的髒水

十三世紀的蒙古人恐怕是冷兵器時代最強大的一支軍隊，橫掃歐亞大陸如卷席，然而唯獨在南宋屢屢碰壁，足足攻打了45年才勉強得手——話說在此期間，蒙古人已經在歐亞大陸上玩了好幾次往返跑了（三次蒙古西征）。在宋元之戰中，前期靠孟珙，而到了更加艱難的中後期，其實一直以賈似道為核心進行抵抗的。實話實說，賈似道在戰爭中確實沒少犯過錯誤，但是他沒有放棄和軟弱過，始終主戰，甚至為此不惜得罪滿朝權貴進行內政改革。

同期的文天祥、陸秀夫是著名的愛國英雄，值得我們敬佩。但慨然赴死是愛國，竭盡全力試圖力撐危局同樣是愛國，哪怕最終的結果是失敗了，那也是能力問題，而非態度問題。

起碼也不能因為一群道學家的打擊報復，就說人家是奸臣，這也太昧良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