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宋朝，我們舊有的印象是“積貧積弱”。關於“積貧”，錢穆先生說“宋代……內部又終年鬧貧，幾於窮得不可支援”；至於“積弱”，從表面現象看，它的疆域遠不及漢、唐，先後受遼、西夏、金、蒙古欺負，直至亡國。
現代史學家經過認真研究，發現宋朝既不“積貧”，也不“積弱”。“積貧”不過是宋代統治階層力圖改革的輿論宣傳。兩宋時期，國家財政收入較隋唐時期有了大幅增加，國家財政和民間財富的積累也是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的。與漢唐時期脆弱易分裂的遊牧聯盟國家匈奴、突厥相比，兩宋所要面對的，是新興起的擁有二元管理體系，能夠對國家內不同的農耕和遊牧民進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北方帝國這種強大得多的敵人。說這個在戰爭中立國，同數個強大敵人戰鬥並生存300多年的政權“積弱”，在邏輯上說不過去。
事實上，宋朝在過去被嚴重低估了。在許多著名史學家眼中，宋代不僅僅是文化最發達、科技最進步、經濟最繁榮的時代，也是民生最富足的時代。費正清認為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日本學者宮崎市定認為，“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具魅力的時代。中國文明在開始時期比西亞落後得多，但是以後這種局面逐漸被扭轉。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亞而居於世界最前列”；而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則認為“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就在宋代 ”。
那麼，大宋繁榮300餘年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重視“勸農”以“盡地力”
農業隆興是社會繁榮的基礎，史稱宋代“百姓康樂”，當系事實。
宋承五代戰亂之後，特別重視“勸農”以“盡地力”。農村設有“農師”，教導農民耕稼之法，並監督農民之勤惰，有“飲博怠於農務者”，可告之於州縣治罪。宋太宗嘗親自檢察汴京近郊青苗的生長情況，並告訴群臣，農民太辛苦，如果不是“兵食所資”，他真想免徵租稅。他曾“親耕籍田，以勸農事”，可見其對農業的重視。
“澶淵之盟”後，四方無事，農村開始繁榮，但“天下廢田尚多”，朝廷乃設法鼓勵流民耕種。迨生齒日繁，廢田已盡，朝廷遂有開墾荒地之議，包拯即以輯撫流民屯田有功。據《宋史·食貨志》所載，宋太宗時，墾田三百一十二萬五千餘頃（每頃百畝），宋真宗時墾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餘頃，至宋神宗時，天下墾田已逾三千萬頃，故農產品豐盛。
南宋高宗即位之初，農民逃亡者眾，乃“詔有司招誘農民”，給予賑貸或免稅之優厚條件。時黃淮流域飽受金人迫害的百姓紛紛逃至江南，也對充實江南農村極有幫助。宋高宗曾諭令：“淮北之民襁負而至，亦可給田，以廣招徠。”開墾荒地的農民，政府均不加稅，故無“曠土”。
水利是發展農業的要務。宋太宗時即發諸州戍兵一萬八千人，築堰六百里於福建，引水溉田。宋仁宗下詔（1044）制定對官吏興水利成績的懲獎條例，對振興水利、開墾田疇有功者有不次升賞，不力者從重黜罰。宋神宗為興築陝西渠堤，不惜動用內藏錢。南渡後，江南多水田，水利尤其重要，興水利被視為官吏的天職，官吏對於陂塘溝澤的整理浚疏，莫不盡力而為之。總之，兩宋有“民生性命在農，國家根本在農”的觀念，故朝廷對水利之興建，災荒之賑濟，均全力以赴。
工業興盛，商業活躍
在農業繁榮的基礎上，工商業自亦發達。宋代的工業技術已很進步，當時已可以利用水力推動安裝有三十二個錠子的大紡紗車；指南儀器、膠泥活字印刷術、火藥武器等都有長足改進。
宋代的主要工業由官方經營，工人分為兵匠與工匠兩大類，製造的產品種類繁多，亦可分為供應皇室日常用品與武器兩大類。產品自織繡到鐵甲，應有盡有。汴京皇室工廠有一百五十餘所，兵匠與工匠合計達兩萬三千餘人，可見分工之細與規模之大。宋神宗十三年（1080），朝廷全年鑄銅錢五百餘萬貫（一貫為一千文），鐵錢八十餘萬貫，為唐朝極盛時代（玄宗時）的十八倍，鑄造技術一定大有改進。
與武器及鑄錢平行發展的是礦冶工業。北宋時年產銀最高約三十噸，銅約九千噸，鐵約三千七百五十噸，以七八百年前的標準而言，產量已是驚人矣！
民間工業的規模不大，但成品的質與量，都足令後世欽羨。其中以紡織品、瓷器、漆器及造紙最盛，如成都的蜀錦，景德鎮的青瓷，定州的白瓷，溫州、杭州的漆器，宣州的宣紙，台州的玉版紙等均負盛名。
工業興盛，貿遷有無的需求增長，商業由是活躍。商業中心分佈全國，北宋時代，今浙江、山東、河北中南部及江蘇北部一帶的商業最發達。今浙江及太湖一帶稻、布帛、工藝產品豐盛；今山東一帶出產絹綢，有海口與南方及外商如高句麗商人貿易；今河北一帶因與遼通商，亦有商業中心。蘇北盛產鹽、茶，故貿易興盛。廣州、福州、泉州為對外貿易中心，自五代時即已如此。
宋代對外貿易設有市舶使，對內各地均設有徵稅機關，稱為“務”或“場”，徵收過往物品商稅。宋神宗時全國有務場一千八百五十處。南宋時務場更多，其密如網，可稱之為“商稅網”。雖然如此苛擾，因為稅率只有百分之三，開店鋪的稅率為百分之二，故商業仍然很發達。
宋代對商人的歧視較前代為輕，不似唐代規定坊（住宅區）、市（商業區）分開，市有一定的營業時間等種種限制。宋代只要納稅，任何地區、任何時間均可設店營業，並有夜市，可營業到清晨。還有“草市”的興起，即設在城郊定期的市集，後逐漸發展成為永久的市鎮，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即變成州縣。唐代十萬人以上的城市不過十餘處，到宋徽宗時，此種城市全國增加到五十餘個，這與商業的興盛有密切關係。
宋代的貨幣數量多而又劃一，交易起來自是方便。宋真宗初年四川出現“交子”，大約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宋仁宗元年（1023），政府在四川設“交子務”，次年發行交子一百二十五萬餘貫，以後逐漸增加。交子到南宋時便很普遍，流通全國，這對貿易的擴大極為有利。奇怪的是，北宋貨幣雖多，似未造成通貨膨脹。據專家研究，北宋一匹絹的平均價格反較唐代的低。
皇帝寫《勸學詩》：宋代的重文政策
宋代提倡文治。歐陽修嘗惋惜士人何不幸而生於五代。宋太祖針砭時弊，特別獎勵文風，重用儒臣，自是正本清源之良策。他除優禮士大夫外，最重要的政策是重視科舉制。他即位次年（961）即開科舉，進士及第者僅十一人，可見讀書種子之少。他立即“釋褐”，即派為官之意，與唐代進士及第後尚需經吏部考試合格後再授職不同。在優異的名利鼓勵下，士人日增，進士及第的人數也增加，太宗二年（977）朝廷已錄取五百餘人，均授優職。應考者亦日漸增至萬餘人，錄取七百人。每三年一試（1066），遂為定製。這種轉移世風的政策，確是用心良苦。
宋真宗還寫過一首通俗的《勸學詩》，來勸導民眾走科舉之途。詩曰：“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富貴、榮華、嬌妻均可於讀“五經”而得之。此詩意境卑下，文辭鄙俚，是北宋開國之初所作，但其用心良苦，亦可概見。
為更進一步地獎勵讀書人，宋廷提高官吏的俸祿。以左右僕射為例，除正俸外，其他衣食住行均有津貼，名目繁多，包括酒、茶、廚料及從人七十人衣糧，此外有退休金及額外恩賞。每歲郊天，行“推恩封蔭”，各官均被賞賜銀帛，並封“蔭子”，即推恩及子孫。
宋代重視科舉，兼及學校。宋太祖初設國子監，生徒額為七十名，七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學習五經，以後人數增加，但入學資格限制過於窄狹，不符合要求，乃增設太學，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之俊異者”皆可入學。宋徽宗時有太學生三千八百人，學生皆有生活津貼。
南宋高宗十七年（1143），政府恢復太學，入學採用考試方法，最初報考者六千人，取錄三百人，其後報考者眾，至南宋寧宗八年（1202）時，參加太學生入學考試的人數已達兩萬七千餘人。
在朝廷“崇儒”的政策下，讀書的風尚大盛。地方的州縣也分別立學，入學者可免戶役不等，設有“教授”以督導之。
私人講學以北宋的白鹿洞書院、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四大書院最著名。書院起源於唐，自宋而大盛，均設在風景優美之地，藏書豐富，有學者講學其中。白鹿洞書院有“學徒常數千百人”，朝廷對之十分鼓勵，均頒額賜書。南宋成立的書院更多，可考者有四十餘所。兩宋教育之發達，讀書風氣之濃厚，為亙古所未見。
在宋代，印刷術的精進與普及對於文化的繁榮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是時雖已發明活字版印刷術，但一般仍用刻版，木板、紙張、墨、雕刻術均極講究，故宋本成為後世拱璧。宋室倡導文風，故由政府彙編叢書，以享社會，其最大部叢書有四：（一）《太平御覽》一千卷，集六朝至唐代類書；（二）《冊府元龜》一千卷，以歷史為主；（三）《文苑英華》一千卷，輯選南朝至唐代之詩文；（四）《太平廣記》五百卷，輯小說。
其他經、史、子類的書籍，政府亦刻印，包括刊刻佛教的《大藏經》及道家的著作。政府刻印普及各家典籍，毫無偏頗。地方政府亦刊印書籍，稱為“公使庫本”。書籍普及，與必須手抄一部《漢書》才能開始攻讀漢史的情況，相差不啻霄壤。典籍既不為極少數門第世族所獨享，普及於一般人士，自極有助於文化進步。當時人士的著作，亦盛行刻印，亦足以鼓勵創作。
當然，繁榮的前提是和平。兩宋先後經歷了與遼、西夏、金、蒙古的對峙和戰爭，但國境內大體上和平的時期居多，尤其是大江南北幾乎沒有大戰亂。長時期的和平使農業興盛，工商發達。富庶的民生，熙和的社會，正是創造文化的溫床。何況還有唐代所創發的豐厚的文化遺產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