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新熵，作者丨苒一，編輯丨伊頁

國慶過後，鄭州突然冷了起來，不下雨的時候也總是霧濛濛的。

週末傍晚，小玉從廚房櫃子的最裡側拿出一個日式小爐子和一個奶白色的小鍋。倒上水加入火鍋底料，還有事先切好的香菇、杏鮑菇、金針菇。小小的火起了，待整個湯汁咕嘟咕嘟，就可以涮自己愛吃的食材了。

背靠沙發坐在地毯上，順手開一聽啤酒，圓滾滾的貓咪在腳邊睡覺。此時，她可以不用理會工作群中的訊息。從柔和清淡的一口啤酒開始，到廚房中嘩嘩流水聲結束，一切糟心事兒在過程中煙消雲散。

今年，是小玉獨居的第二年。兩年的獨居生活不是每天都如這樣平靜且美好，當意外發生時，她也常常覺得孤立無援。

美國作家梅·薩藤在《獨居日記》裡這樣描寫獨居生活，“只有當我獨處，環視這屋子，重溫舊時和它的對話，我才充分品嚐到生活的滋味。”

這種“生活的滋味”混合著獨居青年們的獨立與孤獨、自尊與自洽。小玉理解中的獨居生活，是“自由與孤單的並存”，是“主動選擇與被動接受的混合體”。

獨居，是年輕人生活的一個階段，還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年輕人憧憬的居住生活到底是怎樣的？或許能從他們的故事中找到答案。

獨居是一個靠近自我的過程

“獨居，更像是一個靠近自己的過程。”小玉所說的這個“自己”，是那個你可能還未發現的、真實的自己。

小玉是獨生女，大學之前沒離開過父母，大學之後住在宿舍，從沒有過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獨居。畢業後她頂著房租壓力，在鄭州老城區租了一間單身公寓，房間不大，30平的樣子，客廳和床挨在一起，還有個朝南的小陽臺，和一個只容得下一個人的廚房。

家裡陽臺採光很好，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把窗簾拉開；小玉還買了很多漂亮的餐具和杯子，每天認真做飯，經常為“用哪個盤子盛食物”這個問題而糾結很久；她還添置了一臺落地燈、一個書架，上面放了127本書。

一個人住的大部分時候，日子平淡且自由，但孤獨感不時來襲，小玉發現了那個“低能量”的自己。第一次感受到孤單，是一個平常的、重複了很多次的下班晚上。

“冬天天黑得早，開啟門屋裡漆黑，靜悄悄的，只有樓下小孩子們偶爾的嬉鬧聲。”那天晚上，小玉沒有自己做飯，早早洗漱後躺在床上，試圖用看劇緩解孤獨感。

那之後，她常常需要傍晚時分與孤獨情緒作抵抗，小玉說，“畢業後才知道原來自由和孤單是並存的，獨處也需要能量。”

流浪貓七七的出現給她帶來了新的能量。

七七出現在下班回家必經的路上，小玉沒有猶豫，輕鬆把它拎起來帶回了家，此後家裡有了個等她回家的“小東西”。但七七卻成了生活裡的“突發事件”。

週末下午有快遞送上門，開門的間隙，七七從屋裡竄了出去，慢悠悠地走到走廊的另一頭。小玉想都沒想，出門追貓了。結果陽臺窗戶大開，空氣對流，沒等小玉走幾步，大門“砰”的一聲鎖上了，貓也順著樓道跑的不見蹤影。

“完了，鑰匙和手機都在家裡”，小玉心想，“還是得先把七七抓回來。”12層樓，她來來回回爬了5遍也沒找到那隻貓。又回不去家，只能踢著拖鞋向物業求助，叫來開鎖師傅。幾經折騰，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1點。

小玉還是放心不下七七，又拿上鑰匙出門尋找，終於在7層和自己家同樣位置的住戶門口，發現了蹲在一旁的七七。

從那以後，小玉逐漸與孤獨感和解，她說，“孤獨感和意外是獨居的一部分，每種感覺都是階段性的，情緒來來去去，順著它就行了。”

阿寧的生活比一般獨居者更加自由，因為她不僅獨居，還是自由撰稿人。看看她現在井然有序的生活，真不敢相信她之前的日子過得一團糟。

阿寧說，“剛開始寫稿那會兒，我真是高估了我的自律能力。”家裡全是速食產品，要不就是點外賣；一兩個星期也不想拖一次地；經常一邊焦慮一邊拖稿……

生活和工作都沒有約束的狀態，帶來的往往不是舒適的生活，而是因失去秩序感而變得頹廢的漩渦。這種日子過了半年，阿寧實在有些崩潰，“再不好好寫稿，房租都要交不起了。”

好的生活狀態往往只需要從一次大掃除開始，丟掉過期的食物和速食產品，收拾好沙發上亂七八糟的衣服，把地板拖得乾乾淨淨，好心情就這麼回來了，阿寧決心找回生活的秩序。她開始把工作細化到每天的每個小時，自己動手做晚餐，每三天收拾一次屋子。

阿寧明確了一件事，選擇自由，你需要比平常人更用心地做時間管理，缺乏意志力的人會在自由生活中成為一名“廢柴”。“獨居者的儀式感”和“自由職業者尋找秩序感”本質上是一個道理，就是你可能需要為了獨居的可持續性而付出點什麼。

獨居還不是青年人的主流生活方式？

像阿寧和小玉這樣的獨居青年不在少數，去年國家民政部公佈了一組資料。2019年中國的單身人口高達2。6億，超過英、法、德三國人口總數，其中8000萬處於獨居狀態，預計到2021年，這一數字會上升至9200萬。

但是現在，關於獨居青年的定義其實還沒有完全理清。到底是一個人住一套房算獨居，還是幾個人合租一套房也算獨居？

在歐美國家，不少關於獨居的研究都指的是自己一個人住一套房，但中國的研究卻主要針對“空巢青年”，即離開父母居住，無論是自己一個人住還是幾個人合租，或者與情侶同居都算進“空巢青年”的範疇。

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風笑天在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卻表示，自己不太贊同“空巢青年”這個概念。

實際上，“空巢”一詞來源於“空巢老人”，而“空巢老人”指的是孩子離家後，留下老年父母獨自在家，這種被動的狀態並不適用於獨居青年。

風笑天認為，“獨居”應該是一人戶，進門後不需要跟任何人互動來往，才能稱作獨居。國內排除幾個人合租一套房的情況，真正的獨居少之又少。

這樣說來，現在並沒有看到中國獨居青年數量越來越多的證據，關於獨居青年的數量似乎有待考究。

風笑天說，“應該明確的是，人口是按照戶口進行統計的，獨居資料不僅僅針對青年人口，而是包含了所有年齡段的人群，所以一人戶數量的增加並不意味著獨居青年數量的增加。”

但不可否認的是，獨居青年的狀態的確會長期存在，獨居始終是自主選擇與被動接受的混合體。

改革開放前，城市居民和單位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單位通常會給員工提供住處。而經濟體制改革後，工作單位不再提供集體宿舍，所以工作時間外的住宿問題全權由年輕人自行解決。這種情況下，年輕人租房成為必然。為避免相互打擾，部分經濟條件好的人群便會選擇獨居，所以早期的獨居是一種具有經濟實力基礎下的選擇。

隨著一屆又一屆畢業生湧入社會，獨居青年便成為了一個階層，乃至一個社會的文化。

輕鬆的獨居生活是一項社會成就

在歐美國家，獨居文化則來得更早一些。在美國，2015年時就有超過50%的人處於單身，獨居人口占美國總戶籍的28%，獨居者成為美國第二大戶籍形式。

關於眾多美國人選擇獨居的原因，或許能從2013年，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艾裡克·克里南伯格撰寫的《單身社會》中找到答案。他在書的結尾寫道，“在如今這個高度網際網路、超級活躍、24小時無休止的社會文化中，……獨居帶給了我們時間與空間，來實現有效率的自我隱居。”

在他看來，現如今有更多人選擇獨居，是因為他們能夠負擔這種生活，這代表著更好的生活品質，更獨立的思想，以及更優質的教育水平。

而中國的情況可能更加複雜。《三聯生活週刊》曾指出，目前中國在不斷享受個體自由的同時，還需要需要面對傳統單位制和其代表的傳統國家福利制度的結束，以及對新型社會保障制度的適應。

換句話說，在上一代人還享受著事業單位的穩定工作，和單位分房的穩定生活的時候，後一代人就生活在獨生子女政策之中，同時需要面對並適應更換工作所帶來的生活不確定性，以及人際關係的短暫性。

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王怡丹在《城市獨居青年的個體化研究》的研究結論中也指出，社會個體的確經歷了從“總體性社會”到“個體化社會”的結構之變。這種轉變，也帶來了青年人從“為他人而活”到“為自己而活”的觀念之變。隨之而來的是青年人自我認同感的上升，和自我犧牲感的降低。

此外，上海交通大學公共經濟與社會政策系副教授沈洋，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獨居現象也與中國第二次人口轉變有關。個人主義上升、婚姻推遲、生育率下降，以及同居率和離婚率上升都使得單身人口增加，而單身與獨居有著強關聯性。

同時，網路資訊科技的運用也為青年人搭建了一個身體“缺席”也能交流的“缺場空間”實時技術壓縮了時間距離，使社會關係擺脫了“此時此地”的限制。“在場”與“缺場”的並存，極大地改變了日常社會生活。

緊跟獨居文化而來的是“一人經濟”熱潮，2016年左右已有一人食餐廳、自熱食品等主打單身青年的產品；RIO也推出微醺系列，有了“一個人的小酒”的slogan，寵物市場也得到快速發展。

青年人所追求的也許是共居

在眾多人的印象中，“獨居”往往與“孤僻”、“冷漠”等詞彙聯絡起來，但是克里南伯格的調查結果大相徑庭。

他採訪的300多名獨居人的故事裡，大多充滿自由的氣息，他們的確是希望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生活。但同時與已婚者相比，這些獨居的人更願意與朋友和鄰居來往，也更願意前往公共空間與陌生人交流，這些結果證明了很多傳統觀念是錯誤的。

同時，青年獨居也不意味著更難尋找伴侶或者晚婚，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絡，因此風笑天也指出，不能認為獨居青年是弱勢群體，更不能預設為這是個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人們之所以追求獨居，是因為獨居符合我們所追求的當今社會最神聖的現代價值觀，但很少有人想永遠獨居，這不是人生的最終目標，而是一種開始一段關係前或者結束一段關係後的可靠選擇。

那麼年輕人到底需要怎樣的住所？也許不是合租，也不是獨居，而是共居（co-living）。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指出，儘管當代大都市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大的特點就是距離，但是距離太近就不能充分享受個人空間，距離太遠人與人之間必要接觸則會消失殆盡。

獨居了3年的森洋很認同這個觀點，他這三年前後搬家四次，從一開始的找舒適的房子，到後來希望找到與七八個好友，距離兩三公里遠的房子。他說，“這樣不會相互打擾，當然日常的相聚也不會讓我覺得太孤單。”

這種理念在瑞典早已盛行。上世紀30年代，瑞典人就意識到，獨居的人希望與周圍的人保持聯絡。所以從那時起瑞典規劃師就開始構思集體住宅，住宅二樓有一個公共自助餐廳，人們可以和鄰居一起吃飯，如若不想也可以在房間內下單。

國內也出現了類似“共居”的創意。比如上海、廣州的706生活實驗室嘗試了一場關於“共享社群”的居住生活實驗。在保證租客單獨居住質量的前提下，設計了很多活動和規則，來重新有意識的構建真實地對話和真實的交往關係。

與之類似的還有北京的地瓜社群，將原來的地下居委會活動室改造成社群中心，讓年輕人在獨居的過程中，保有鄰里間正常的舒適的社交。

這種相互依存的生活狀態，正在使真正的獨立成為可能。

注：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