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王南征，是西周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其事見於《左傳》、《呂氏春秋》、《楚辭》、《竹書紀年》等傳統文獻。傳統認為，昭王南征是征伐楚國，出土的金文中，亦屢見昭王南征楚荊之事。

然而，就是這樣一件大事，卻因周人的隱晦而蒙上了重重迷霧。雖然昭王南征一度取得重大勝利，但昭王最後的結局，卻是喪師殞命。因為這樣的結果很不光彩、所以周人一直諱言此事。這給後世學者研究昭王南征，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質疑，昭王南征的物件，到底是不是楚國。

首先，在所有的涉及此事的傳統文獻中，無一例外，都記載昭王南征的物件是“楚”或者“楚荊”，甚至是“荊”。其次，在近年出土的金文資料中，昭王南征的物件依舊是“楚”、“楚荊”和“荊”。由此可見，昭王南征的物件，確實是“楚”。不過，我們需要關注的是，這個“楚”，到底是指哪個“楚”。

傳統認為，這裡的“楚”，就是楚國。這個認識，恐怕是有問題的，因為“楚”所能指代的物件，並不是只有“楚國”。縱觀各類文獻，“楚”字大概有四種意思：一是指某種野生林木；二是指中原某些地區，這些地區以楚為名，可能是與當地遍佈楚木有關；三是指楚蠻，其歷史早於羋姓楚國，又稱荊蠻；四是指羋姓楚國，即我們所熟知的楚國。

楚蠻與羋姓楚國，是有交集，但卻不太一樣的兩個存在。西周乃至東周早期，楚蠻與楚國並立，楚國在楚蠻之內，楚蠻大，楚國小。到了東周，楚蠻盡為楚國所並，只有楚國，而無楚蠻。因此，人們翻閱傳統文獻時，會下意識地認為，文獻中的“楚”，必然是楚國。其實，早在西周時期，“楚”既可以指楚國，也可以指楚蠻，昭王南征之“楚”，是楚蠻，還是楚國，仍然需要考察到底。

最早認定昭王南征之“楚”為楚國的人，是東漢學者王逸。王逸注《楚辭·天問》時，寫道：“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楚人沉之，而遂不還也。”王逸此說一出，得到了大部分後世學者的採納。於是，昭王南征楚國一說，幾乎成了定論。

不過，昭王南征楚國一說，實有不可解之處。首先，昭王南征的規模很大，其對手必然也相當的強大。但在那個時候，楚國位卑國小，根本不值得昭王動用如此大規模的武力。其次，昭王在第一次南征中，收穫頗豐。當時的楚國，並沒有這麼多的財富，可以被昭王掠奪。第三，《今本竹書紀年》：“（穆王）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如果昭王真的命喪楚人之手，那麼周王室怎麼可能會在不久以後，跟楚國一起伐徐？楚國參與穆王伐徐之戰，亦表明此事的楚國，還在周朝的政治體系之內，仍在周朝的政治控制之下，不可能是剛剛打敗昭王、重創周王朝的強大對手。

一些學者發現這一系列問題之後，便試圖給出一些另外的解釋。龔維英先生就認為，昭王南征的物件，應該是殷商移民。而王光鎬先生則根據黃陂魯台山西周高等級墓，提出了荊、楚二國論，主張昭王征伐的是當時十分強大的荊國。張正明先生認為，昭王南征之“楚荊”，應該是當時長江中游地區的桀驁不馴的諸多方國和部落的總稱。

龔維英先生的想法，是經得起考古挖掘的證實的。當時的長江中游地區的文化面貌，確實與殷商文化較為近似。這可能是因為，有殷商移民遷到了這裡，並帶來了他們的文化。不過，殷商移民從無楚荊之稱，他們可能只是楚荊之地的組成部分之一，而不是主流。至於王光鎬先生的推測，則已經被張亞初先生、黃錫全先生依據黃陂魯台山西周高等級墓地出土有銘銅器所推翻。張正明先生的說法較為籠統，他本人並未對此詳加論述。

昭王南征的物件既然不太可能是楚國，又不是殷商移民或者所謂的荊國，那就是可能是楚蠻。《史記·楚世家》稱楚蠻為“楚蠻”，而其他傳統文獻則稱楚蠻為“荊蠻”。楚蠻，就是商周時代的南方居民，為古三苗族的後裔。商周時期，楚蠻相當的活躍。

直至春秋時期，楚蠻才不見於史籍，應是已為楚國所並。楚蠻這一族群，雖然人數眾多、分佈廣泛，但卻始終沒有像從前的三苗和後來的楚國一樣，形成一個強大統一的政治體，只是一些分散的小部族。這種情形之下的楚蠻，正適合作為昭王南下侵掠的物件。

其次，昭王南征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掠奪南方的銅，而楚蠻手中又有著豐厚的銅礦資源，兩者是能聯絡上的。在青銅時代，銅是極為重要的戰略資源，青銅器在三代政治鬥爭中，又具有中心地位。同時，中原地區銅礦資源匱乏，而江南地區銅礦資源又十分豐富。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歷史上的商周王朝進攻南方，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掠奪南方的銅料。

第三，部分傳統文獻記載，亦表明了昭王南征的是楚蠻。《呂氏春秋》：“周昭王親將徵荊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抎於漢中。”因為《呂氏春秋》的時代，已是楚、荊通用，所以此處的荊蠻，應是楚蠻，而非楚國。

綜上所述，昭王南征之物件，應是楚蠻或者荊蠻，而非楚國，亦非殷商移民或者所謂的荊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