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國古代史上，歷代王朝一幕常見的“活劇”，就是將軍造反，好些“動靜較大”的造反事件，有時更能改變一些王朝的歷史程序。而面對那些慘烈的“造反過程”，許多後世讀史者也都大惑不解：都說封建時代皇權至高無上，那為什麼有些將軍造反時，其麾下計程車兵們卻毫無“效忠皇帝”的覺悟，甘心一條道走到黑呢？

這其中的第一個原因，大概可以歸結為“吃誰家飯”的問題。

說起古代士兵的生活，我們常說“扛槍吃糧”，理論上說，歷代大一統王朝裡，士兵們確實吃的是皇家的糧，可實際操作起來，有時卻並不是這麼回事。趕上特定的時代，那些割據一方，擁有強大權力的武將，才是士兵們最直接的“衣食父母”。最能說明這個“吃飯問題”的朝代，就是唐朝。

唐朝立國的時候，軍事上採取“府兵制”。這個制度自南北朝時期誕生後，發展到唐代已十分成熟：全國均田制下的農民進行編戶，農民二十歲起服役（盛唐時改為二十五歲），五戶為一保，徵發兩人為府兵。府兵們日常接受訓練，戰時為國出征，服役時享有免除個人租調的特權，立了功還可以獲得勳官職務。

這樣計程車兵，從生活訓練到個人前途，都有來自朝廷的保障，倘若敢跟著某些武將造反，那就等於砸自家的飯碗。所以唐朝前期，雖然也發生過“揚州之亂”等叛亂，但憑著忠誠度極高且戰鬥力強大的府兵，這類叛亂都很快被一一平定。所以哪怕到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亂時，安祿山的十幾萬大軍都扯起反旗了，唐朝的好些官員依然自我感覺良好。宰相楊國忠就寬慰唐玄宗說：皇上您放心，安祿山的部下絕不會跟他一起造反，沒準就把他綁了送來。

可是，這些糊塗大臣沒搞明白的是：恰恰在“吃飯問題”上，安祿山的叛軍士兵很不一樣。盛唐年間，由於土地兼併等原因，府兵制的根基均田制早已被破壞，府兵制也名存實亡，唐朝計程車兵主要來自募兵，邊境上更設立了十大節度使，負責募兵等事務。這些鎮守一方的邊將，也就成了士兵們的衣食父母。以安祿山為例，控制東北三大重鎮的他，掌握了財政招兵大權，嫡系兵馬近二十萬，精銳“曳落河”八千人，全都是自己百分百的鐵桿。

這樣的軍隊，吃著安祿山的飯，受著安祿山的管，對於“天高皇帝遠”的大唐王朝，自然也就談不上有什麼感情。所以八年安史之亂裡，他們造起反來也毫無壓力。安史之亂後，各地藩鎮割據，藩鎮裡計程車兵們，利益更和主將緊密捆綁在一起，因此也就有了一場又一場的動亂。曾經無比強大的唐王朝，在整個後半段，幾乎都栽倒在這“士兵吃飯”問題上。

同樣的例子，還有清初時發動“三藩之亂”的吳三桂。當時作為西南“平西王”的吳三桂，不但可以節制雲貴總督，他的嫡系官員號稱“西選”，幾乎遍佈西南各個要害崗位。其轄區內的鹽井、金礦、銅礦等暴利行業，也幾乎都被他壟斷。所以吳三桂才有充足的底氣，煽動起了八年“三藩之亂”，把年輕的康熙皇帝驚出了一身冷汗。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中國曆代王朝，在吸取了種種教訓後，都在著力解決“士兵吃飯”問題，宋代建立了空前規模的禁軍，國家花錢養兵，明代建立了百萬規模的衛所兵，清代的八旗綠營，也形成了嚴密的體制，確保軍隊牢牢掌控在朝廷手中。這些苦心也是立竿見影。但是另一個問題也浮出水面：倘若一個王朝日益腐敗，對軍隊的控制力下降，恐怕軍隊就算杜絕了“造反”的隱患，卻又會生出新的毛病。

比如明末農民戰爭時，那些各地的明軍遇到農民軍時，有時並不像後人想象的那樣展開激烈廝殺，相反很多時候卻是彼此“談條件”，農民軍在交出一部分財物和人口後，往往就會被明軍“放行”。如此一來，明軍在前線“捷報頻傳”，農民軍卻一次次有驚無險，反而在流動作戰裡滾雪球般壯大，直到最後雙方攻守易型，李自成的百萬農民軍浩浩蕩蕩，把崇禎皇帝逼到了上吊。

為什麼又會有這樣的情況？明代的衛所制度，到明末時已極度腐朽。明末名將盧象升就曾看到，由於軍隊缺少衣食，許多士兵們走路都搖搖晃晃，校場上站一下隊，就會倒下好些人。這樣的軍隊，確實沒有“造反”的能力，卻也沒有拱衛王朝的能力。不久後明朝的覆亡，其實也就從此時埋下了伏筆。“士兵跟誰”的歷史話題背後，正是這樣的興衰教訓。

參考資料：《明末農民戰爭史》《中國曆代軍事制度》《安祿山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