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納蘭談史

李自成是時代英雄還是民族罪人，需要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個人的歷史觀來評判。

先看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

明朝中後期，明政府在經濟上財政陷入到了僵局當中，儘管有晚明張居正的極力挽救，但也並未觸及到深層次利益關係，也沒有突破明帝國“祖宗之法”的體制桎梏，僅僅是整肅了官僚隊伍的紀律以及開源節流，提高了行政效率與緩和了一時的財政困難。

而明朝中後期一貫的財政困難之根源，和千年以來的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兩宋曾遇到的困難如出一轍，也就是土地過於集中，兼併現象屢禁不絕。而明朝的兼併主體也與往代的兼併主體不同，非門閥氏族，也非姻親外戚，而恰恰就是朱家的皇室子孫，所以這也是上面講到張居正無力破局的核心原因。

明朝末期朱明皇室貴族對土地的掠奪可謂瘋狂至極，幾乎把天下的良田瓜分殆盡，土地高度集中的結果，就是大批自耕農淪為了佃戶和奴僕。成為佃戶和奴僕對老百姓來講，並非壞事一樁，相反貧民還能夠以此躲避國家賦役，只不過肥了宗藩，國家的收入就大打折扣了。

在後來遼東局勢緊張、軍費不支的情況下，明廷不得不以加稅來緩解軍費開支，而這筆經濟負擔，最終還是轉嫁到了自耕農的頭上。再加上當時自然災害頻發餓殍遍野，歷史再次上演了週期律般的農民運動，李自成、徐鴻儒、張獻忠等底層人物活躍到了明末歷史舞臺之上。

因此，李自成之流的出現，是當時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下的必然產物，是當時農民階級唯一的“求生之道”。

但是李自成運動又不同於傳統的農民起義，它對後世中國的政治影響甚大，間接性地把關外由異族女真人建立的後金政權（也就是後來由滿族人建立的清朝）引入了華夏之地，造成了明朝（含南明）的根本滅亡，李自成也被一些人貶損為民族罪人。

但實際上，明朝的滅亡和清軍入關僅扣到李自成的頭上是有失客觀公允的。

其一，與其說明朝是被一盤散沙的流寇所滅亡的，倒不如說是亡於其自身。

整體來看，明朝中後期的經濟、社會、文化弱勢都源於政治上的無力，而政治上的無力則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落後所致。往大了說，是傳統集權政治難以適應商品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往小了說，是明朝政府沒有及時採取改革手段促成政體升級。所以在明末，爆發出了一連串的系統性風險。

李自成一句“均田免賦”便能聚眾百萬，背後折射的是偌大農業帝國農業的崩塌，土地兼併的激烈令農民難承其重。

其二，放清軍入關的是吳三桂，即便是明軍抵抗也力不從心難以持久。

清軍入關始於山海關之戰，李自成掐斷了吳三桂的後勤補給，吳三桂陷入經濟孤立狀態，迫於緊張局勢，吳不得不與清軍聯合，因此開啟山海關引清軍順利入關擊潰了李自成。

站在吳三桂和李自成的立場上他倆都沒錯，但是站在讀者的視角明顯是吳三桂的鍋。

山海關之戰也充分暴露出了一個問題，雖然明朝的遼東戍邊軍戰力強，但是隨著明末政府的財政拮据，後勤補給缺失令明軍連草寇之流都難敵，更何況是清軍，在沒有強大後勤保障的情況下，遼東防禦也是難以持久的。

李自成是時代英雄還是民族罪人，當下來講都沒有糾結的必要，全靠每個人的主觀評判，作為淘盡歷史浪花中的一朵，我們需要的是總結歷史，洞察利弊得失，而非糾結於誰是誰非。

如果當年李自成能夠致力於解決土地問題，協調各方利益關係，建立統一戰線擴大統治基礎那麼或許不會輸的那麼快，那麼慘。

後來者的女真人似乎更懂把握歷史趨勢，藉助漢人力量完成了統一，恢復了明末混亂的社會狀況，重構了穩定的秩序，並釋放出了種種針對於土地的“新朝紅利”，把明末的頑瘴痼疾土地兼併問題基本解決，促進了農業經濟的進步和人口“大爆發”。

明朝的滅亡和清軍的入關與李自成之間並沒有較大的聯絡。換言之，沒有李自成明朝一樣會滅亡，會有政權更替，只是形式不同，時間不同而已。發展的實質，就是新事物產生和舊事物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