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認為仁宗為北宋巔峰的觀點，也被大多後人所認同，比如明末史學家王夫之就在《宋論》中寫道：“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宋政之亂，自神宗始。”他認為與神宗朝施政理念相比，仁宗朝的最大區別就是“不折騰”，與民休息，無為而治。

相較於其他盛世，仁宗盛治的不折騰表現在沒有為後來的接任者留下爛攤子，歷史上的盛世，比如漢武盛世、開元盛世和康熙盛世等，無不為後世留下一堆爛攤子，漢武帝南平百越、北擊匈奴，李世民滅國之戰，康熙南征北戰，雖然都使得國家的版圖擴張，讓國家進入鼎盛時期，但同時也是耗費巨大，康熙還好，遇上了節儉的雍正，要是乾隆這樣愛敗家的，估計就沒有盛世了。

仁宗盛治則與以上盛世完全不同。在他當政四十二年裡，雖然沒有偉大軍事成就，但是人民可以享受和平。雖然皇帝不是“英雄”，但他具有“禮、儉、仁、恕”的良好品德。願以民為本，讓人民過上美好的生活。宋史記載，宋仁宗半夜餓了，想吃羊，但他還是剋制住自己的食慾，告誡別人不要為了取悅自己而去御膳房準備伙食。因為他知道，如果御膳房的大廚知道皇帝有時晚上餓了，他們可能每天都會烤羊肉以備不時之需，這必然會耗費人力。這體現了仁宗的“仁”的治國理念。

仁宗的仁政除了對自身的要求外，還體現在讓利於民。嘉祐四年，在大臣的建議下，仁宗一舉廢除了施行長達兩百多年，自唐朝中葉以來茶葉由官府壟斷的政策。宋仁宗認為“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如果茶葉被政府壟斷，就會造成尋租和腐敗。在走私猖獗的情況下，也會使國家法律法規更加嚴格和殘酷。

朝廷不應與人民爭利，而應讓它造福於人民，財政則可以透過稅收來維持，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這就是他下令廢除這一政策的原因，“損上益下，以休吾民”，最終達到“民不加賦而國永饒”。“以犧牲上下級為代價，我們可以讓人民得到安息。”對老百姓來說，這是一種仁政。據史料記載，宋仁宗中期皇佑年間，北宋開墾耕地228多萬公頃。在他死後幾年的和平時期，開墾的農田面積增加到440多萬公頃。皇祐年間共開墾土地44186。65萬公頃，和平時期增加到1417。9萬公頃，364萬公頃。可以說，形勢一片大好，沒有給英宗留下什麼亂子。

仁宗時期，在經濟方面，北宋國家耕地面積持續擴大，人口超過漢唐。一年時間，織布能達15。5萬多件，水運量1173萬石，同時發展了海外貿易。其年貿易如犀牛、珍珠玉、香藥等海外商品，達53萬石。全國兵員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其中禁軍八十二萬六千人。小說《水滸傳》第一章將宋仁宗的統治描述為“三次登基”。科技文化方面，第一本詳細記載了火藥在軍事中應用的《武經總要》，由曾公亮奉宋仁宗之命編纂；我國古代第一本民間百科全書，沈括的《夢溪筆談》。海外貿易的繁榮也意味著我國人們已經開始使用指南針來航海；慶曆年間，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邵雍完成《皇極經世書》，周敦頤寫出《太極圖說》，這都為宋明理學奠定了基礎。而北宋的著名詞人柳永、蘇軾等也都生活在這一時期，這些無不體現了此時北宋的繁榮昌盛。

仁宗時期，鄰國間和睦相處，官民間悠然自得，沒有戰爭沒有饑荒。朝野上，眾官勵精圖治，民間，百姓大都豐衣足食，在開放包容的社會風氣下，知識分子們也過得自得其樂。可以說，這是大多數人都過的很好的盛世，也是大多數人所期望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