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末，一則訊息讓過去一年多以來頗顯沉悶的俄羅斯政壇炸開了鍋：屬於梅德韋傑夫派系的一位前政府部長因涉嫌犯罪被捕。

去年五月剛剛卸任的前“開放政府事務部“部長米哈伊爾·阿貝佐夫在莫斯科被捕，檢方提出的指控包括貪汙40億盧布公款、以權謀私及“有組織犯罪”，如果罪名成立，這位前政府部長將面臨高達20年的監禁。

與之相伴的另一則傳聞比事件本身更加勁爆：因為擔心可能被捕，阿貝佐夫甫一卸任就出了國，長期住在義大利。這一次臨時返回俄羅斯，原本是為了參加同樣在去年5月卸任的前副總理阿爾卡季·德沃爾科維奇的生日宴會。

阿貝佐夫被普遍認為是總理梅德韋傑夫的派系成員，而德沃爾科維奇更是梅德韋傑夫的左右手。

德沃爾科維奇方面事後多次否認了這一傳聞，按照相關人士的說法，前副總理當時正代表俄羅斯象棋協會在聖馬利諾訪問，並且也在事發一週後的4月3日返回了俄羅斯。但在德沃爾科維奇一反常規，沒有任何公開行程的情況下，這樣的澄清無異於往已經沸沸揚揚的猜疑和傳聞上又澆了一瓢滾油。

有媒體獲得的細節稱，阿貝佐夫在被捕時一度情緒崩潰至歇斯底里，大喊要給梅德韋傑夫打電話。3月27日下午，在第一批針對此事的分析和評論當中，也有媒體直截了當地將這句話掛上了標題：

米哈伊爾·阿貝佐夫是俄羅斯唯一一位“開放政府事務協調部長”。

從九十年代起，阿貝佐夫長期擔任能源國企管理層，頂頭上司是曾主導俄羅斯“休克療法”的阿納託利·丘拜斯。2011年，在有關梅德韋傑夫是否將謀求競選連任的疑雲之下，阿貝佐夫自掏腰包為梅德韋傑夫組織了龐大的宣傳活動。

梅德韋傑夫當然並未參加之後的競選，但無論是投桃報李，還是以此為契機被發現了政治才能，此舉都給阿貝佐夫帶來了豐厚回報：2012年1月，梅德韋傑夫在自己總統任期的最後時間裡將阿貝佐夫任命為“總統助理”，並在2012年5月的組閣方案中進一步提名他為“開放政府事務協調部長”。

這是一個新設職位，它沒有具體的下轄部門，而更像是總理職能的一個分支角色。工作內容是推動梅德韋傑夫提出的“開放政府”計劃——這個從西方政治學理論中嫁接而來的概念可以包括很多內容，比如政府資訊公開，數字化辦公，或組織民間專家意見並反饋給相關政府部門。

剛剛回歸總統職務的普京對這一安排並未提出異議，儘管在當時沒有人真正知道這個“開放政府部長”會做些什麼。

謎底在六年後揭曉：“開放政府部長”並沒做成什麼。在職的六年裡，阿貝佐夫唯一稱得上成績的專案是啟動了俄羅斯公共請願網站，然而從2013年到2016年，這個網站一共只通過了十三個請願活動，最終落實為成文法案的則僅有兩個。另一個曾成為重點目標的專案是推動國企高管公佈個人收入，其結果是 “俄鐵”、“俄氣”、“俄油”三家最核心國企公開拒絕了這一要求。

2018年5月，在普京又一次連任當選後的組閣方案裡，“開放政府”專案銷聲匿跡，對應的部長職位則因為缺乏存在的必要性而宣告撤銷。

米哈伊爾·阿貝佐夫的政治生涯也因此劃上了句號。

在過去十年裡，梅德韋傑夫一直被視作普京之外俄羅斯的另一極，相對於強硬、保守、民族主義色彩濃重的普京，梅德韋傑夫的形象定位是年輕、自由、西方化——在2012年普京迴歸以後全面調頭的俄羅斯政界，“開放政府”專案成了梅德韋傑夫時代的最後一點餘波。

對於俄羅斯的大多數人來說，這個專案最終的失敗並不值得驚訝——它就與以梅德韋傑夫名義做過的所有政治嘗試一樣，和這個國家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你不能期待一個封閉的國家擁有開放的政府”。

實際上，“開放政府”專案不僅與俄羅斯社會完全脫節，甚至也沒有真正進入到俄羅斯政府的官僚體系當中去。但也沒有人想到事情最終會發展到這個地步：它唯一的代表人物阿貝佐夫很有可能將在獄中度過餘生。

與他的絕大多數“梅黨”同僚不同，阿貝佐夫並非政治上的自由派，也不是經濟專家，事實上，你很難找到他有什麼明確的政治觀點或立場，也與各政治派系關聯不大，更令人矚目的反倒是他的驚人財富——自2012年入閣至2018年卸任，阿貝佐夫一直是公示出來的中央政府高層當中最富的那一個。

這或許算得上是某種俄羅斯特色：與財富同在的永遠是醜聞。俄反對派領袖納瓦里內很快曝光阿貝佐夫在海外仍有從未申報的鉅額財產，以及數量不明的眾多離岸公司；新西伯利亞地方國企指責阿貝佐夫在九十年代私有化過程中使用欺詐手段套現國有資產；俄主要私有銀行之一阿爾法銀行則指阿貝佐夫濫用職權，在其公司破產和債務清償過程中存在大量欺詐和違規行為……

這一切都沒有影響阿貝佐夫的部長生涯，但隨著他的卸任，這些財富醜聞如今檢方起訴書中獲得了一些證實：從位於義大利海濱的豪宅，一直到透過虛抬價格將自己名下公司高價賣給國有企業。3月30日，梅德韋傑夫在沉默數天以後終於發聲，對前下屬被捕給出的評論是“對他從政之前在商界的活動我並不清楚，但既然觸犯法律，刑事調查是必要的”。

當然，沒有人真正相信這是一起單純的經濟犯罪案件，俄法檢機關的目的顯然也不是凸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在阿貝佐夫卸任部長以後，這些很早之前就已經不是秘密的交易才成了調查物件。而直指德沃爾科維奇乃至梅德韋傑夫的種種暗示，也表明比起法律的公平性，調查員們更想透過這個案子顯示的大約是“我們可以”。

阿貝佐夫是一個犧牲品，儘管他很有可能並不無辜。

在犧牲品的行列裡，阿貝佐夫也不是第一個。

2016年10月，梅德韋傑夫政府財政部長阿列克謝·烏柳卡耶夫在“俄羅斯石油公司”董事長伊戈爾·謝欽的辦公室裡被捕，事後公佈的檢方指控稱，當時烏柳卡耶夫是借私有化收購事宜在向謝欽索取高額賄賂。在俄羅斯，這句話的荒謬程度與宣稱散打冠軍慘遭路上的三歲孩子綁架沒有太大差別。

這是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第一個在任上被捕的政府部長，也是力量本就薄弱的俄“體制內自由派”的主要成員之一。案發之初，梅德韋傑夫一度強烈反對，表示對案件“無法理解”。此後數次開庭，名義上的受害人兼邏輯上的第一證人伊戈爾·謝欽在法院三發傳票的情況下依然拒不到庭，此事後來甚至驚動了普京親自過問，但一切都無濟於事，烏柳卡耶夫最終被以索賄罪名判刑八年。

稍早之前的2016年6月，基洛夫州州長尼基塔·別列赫以“收受賄賂”罪名遭俄羅斯聯邦安全域性（FSB）抓捕並起訴，案發過程與烏柳卡耶夫被捕時如出一轍：被現場截獲的行賄者後來被證明實為FSB探員。別列赫自九十年代起一直是俄羅斯自由派政治陣營中的中堅力量，曾出任反對黨“右派聯盟”黨魁。同樣地，所有阻攔努力都告無效，2018年2月，別列赫同樣獲刑八年。

這兩起程序幾乎平行的相似案件仍非孤例，別列赫案宣判後僅一個月，在普京的第四次總統大選剛剛結束之際，“蘇瑪”集團董事、富商瑪戈梅多夫兄弟意外被捕，二人隨後被以涉嫌貪汙及組織犯罪團伙等罪名羈押。這很容易令人聯想起抓捕“關係戶”以逼迫相關官員辭職的官場潛規則——瑪戈梅多夫兄弟與梅德韋傑夫一系私交甚篤。其中的哥哥、也是本案主要被告齊亞維金·瑪戈梅多夫是德沃爾科維奇關係親密的大學同學，截至目前，此案仍未正式開庭。

儘管在性質上各有不同，但它們之間仍存在重要的共通點——包括3月26日對阿貝佐夫的抓捕在內，所有這些案件的經辦方只有一個：FSB轄下的經濟犯罪偵查部門“K”。這個被認為全俄強力機構中油水最厚、也最神秘莫測的部門自2016年起的新負責人名叫伊萬·特卡喬夫，是安全機構中所謂“謝欽特種部隊”目前的領導人。

過去二十年，俄政界派系傾軋從未停止，謝欽更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幾乎每一起關鍵衝突都與這位名義上的國企老總有關。儘管二十年來爭議一直不斷，但事實上，謝欽在幾乎所有衝突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在不少時候甚至不會顧及普京本人的臉面——從犧牲盧布匯率來填“俄油”資金缺口（2014年12月16日的盧布崩盤事件），到強行違規收購私有油企Bashneft（正是此事導致了財政部長烏柳卡耶夫的最終入獄）。

由於需要可靠人選來壟斷國內資源並以此團結權貴階層，以謝欽為代表的一批普京的“老朋友”們的特權地位在俄羅斯從不是秘密。也因此，除此之外的其他俄羅斯精英們唯有長期處於一種高度脆弱的地位：如果遭遇來自他們的攻擊，不會有任何其他力量足以提供保護，而為攻擊事件尋找法律或利益方面的原因經常又是不可能的。

沒有人真正安全，但如果你身在系統中與普京相對的那另外一端，那麼當然，你遭到攻擊的可能性會高得多。

比如梅德韋傑夫所餘不多的陣營成員。

前不久總統發言人佩斯科夫曾說，“你不能用常識來運轉這個國家”。

在梅德韋傑夫的事情上尤其如此：俄羅斯總理如今在全部民調和投票中支援率穩定墊底，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權力支援，無法保護任何一個親近的人，甚至對於大多數觀察者來說，他的政治生命早在2011年9月主動宣佈棄選總統的那一刻就已經終結。第二次“二人轉”的難度可能比普京本人連任還要大——但這一切都沒有影響普京的選擇。

2024年，普京將結束他憲法規定下的最後一個任期，屆時他也將年過七旬。無論普京是否仍有修憲以繼續連任下去的計劃，“2024權力過渡”都是目前俄羅斯政界最敏感的話題，而梅德韋傑夫始終處於法律繼承順序的第一位。

2011-2013年，俄國內曾一度掀起過批評梅德韋傑夫政策的浪潮，後者四年總統任期內推行的幾乎所有政策都在這一期間被取消，但這沒有阻礙他繼續擔任“新”總統普京的政府總理。

2016-2018年，針對梅德韋傑夫的攻擊再一次達到高峰，反對派領袖納瓦里內組織的一系列抗議活動摧毀了梅德韋傑夫的民間聲望。在政府內部，隨著他的親信在各個領域遭到邊緣化，梅德韋傑夫也已經幾乎沒有團隊可言，但它們都沒有影響他在2018年5月第二次獲得普京的總理任命。

同樣的事情今天仍在發生：儘管“針對梅德韋傑夫”已成公認結論，但根據克里姆林宮新聞稿，在本次針對阿貝佐夫的抓捕實施之前“總統獲得了提前通報”，很顯然，普京對於抓捕至少並不反對。

有一部分評論者相信，梅德韋傑夫的孤立狀態以及衰弱地位正是普京的目的。梅德韋傑夫卸任總統以後的七年裡，普京曾多次對他個人表示過信任和支援，但同樣顯而易見地，這種保護並不延及梅德韋傑夫身邊的其他人，甚至也不包括梅德韋傑夫本人的外界形象和名譽。

這對於伺機已久的強力機構寡頭們而言無異於某種特許：它意味著，只要不波及到總理本人，其他任何行動在目前都是可以被容忍，甚至被鼓勵的。這些出身安全部門的前克格勃們所有的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政治野心，沒有人真想與未來的繼承人爭奪總統位置——無論這個繼承人是誰，他們想要的只是在儘可能擴張地盤的同時不斷展示侵略性——也無論未來做總統的究竟是誰。

這可能正是普京對於後2024時代的俄羅斯的一種設想：一位弱勢的、不屬於任何政治派系的新領導人，或者至少是維持這樣一種局面出現的可能性。

但在俄羅斯，最難預測的事大約也正是一個人在做了總統之後將會做些什麼——二十年前，葉利欽也是以極為相似的標準選中了普京的。（文/路塵 責編/苗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