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古往今來知名度最高的官員，是黎民百姓呼喚清官與盼望治世的精神寄託；他清廉如水、公正如山、一身正氣的精神力量，在老百姓中口口相傳；在戲曲影視節目中，他以民為本主持正義，被演義成公平與正義的化身。他就是包拯。關於包拯的口碑、話本小說、戲劇曲藝乃至當代的電影電視就演義了許許多多他清正廉明、剛直不阿的故事，演義的結果，使包公的形象更豐滿，甚至神化、傳奇化。包公“包青天”成了人們寄託、祈望的理想人物。現存18種元代公案戲中，寫包公審案斷獄的就達11種，如關漢卿的《包待制智斬魯齋郎》等。明代《元曲選》100種裡包公戲佔10種；開啟《京劇劇目初探》，可以查到34出包公戲。

幾乎所有與包拯有關的影視劇，包大人都是一張大黑臉，從來都是不苟言笑。對此，民間傳說，包拯出生時臉色就漆黑，長大後成為黑臉大漢，做官又剛正不阿，因此被稱為“黑臉包公”。因為包拯不會裝模作樣取悅別人（不偽辭色悅人），加之為官不畏權勢，不徇私情，一視同仁，所以被稱為“鐵面”。戲曲中的鐵面就是黑臉，用以表示忠正耿直、無私剛勇。久而久之，包拯也就被描繪成大黑臉了。

包拯出身在名門望族之家，沒有傳說中坎坷的身世，也不是哥嫂養大的，而是父母雙全、寵愛備至，從小接受著良好的儒家教育。包拯，字希仁，於宋真宗鹹平二年（999年5月28日）出生於廬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東）人。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29歲的包拯考中進士，被授任為大理評事，出任建昌縣（今江西永修）知縣。因為包拯老家是廬州合肥，包拯上任的地方與老家相隔實在是太遠了。包拯的父母因為年紀大了活動不方便，而且也身患疾病，常年需要吃藥，並不願意跟隨包拯到他鄉。包拯覺得自己父母年紀大了，也的確不適合長途奔波，於是主動上書辭去官職，安心在家照顧父母。悉心照顧父母起居，無微不至的關懷父母。皇帝每次提起包拯，都對包拯讚不絕口，並以包拯為楷模，大加讚賞。其他官員們也為包拯的孝心而感動，不斷稱頌包拯的美德。

慶曆元年（1041年），42歲的包拯調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府。端州出產硯臺，既是宋朝文人雅士眼裡的珍品，也是朝廷的貢品。此前的知府趁著進貢大都斂取是貢數幾十倍的硯臺，來贈送給當朝權貴。可包拯破除了這個多年的潛規則，只按規定數量生產端硯，誰也不準私自加碼？，違者重罰。這對於剛正不阿又不諳於人情世故的包拯來說，這樣做是太正常的事了，殊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包拯任滿一年沒拿一方硯臺回家。不懂為官之道、不懂潛規則，與同僚格格不入的另類官員包拯，卻因“端硯事件”得到了皇帝的賞識。慶曆三年（1043年），入京任殿中丞。後經御史中丞王拱辰舉薦，任監察御史。

包拯根據當時的朝政時局，對國家的內政外交上提出過許多批評意見；對朝廷上下不合法、不合情的事就要行使自己的監察權，就要彈劾。據統計，在他彈劾下被降職、罷官、法辦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有時為了一個人、一個案件往往反覆上奏，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氣勢，並且被他彈劾的都是當朝權貴。他7次彈劾酷吏王逵，最終把這個寵臣拉下馬；他彈劾仁宗最親信的太監閻士良“監守自盜”；？他4次彈劾皇親郭承佑，讓仁宗幾乎下不了臺；他彈劾宰相宋癢，其人道德高尚，實無過錯，包拯卻彈劾他身為重臣卻毫無建樹……

宋仁宗是一個開明的皇帝，包拯能生活在這個朝代也是他的榮幸，這倆人簡直就是絕配。包拯在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屢屢犯顏直諫，唾沫星子都飛濺到宋仁宗的臉上。儘管如此，宋仁宗還是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竟然沒有怪罪這個鐵面無私的人。包拯在官場有所作為的，最出名的就是擔任開封府的府尹，在這裡包拯破過很多案子的。這讓很多有權勢的人是很怕包拯的，也正因為皇上對包拯是很欣賞的。他做事有自己的原則，才會讓皇上這樣信任他。在朝堂上面，包拯敢當著很多官員的面子，向皇上說明他內心的真實想法，上諫朝廷的貪官。

有次想把張貴妃的伯父辭去他的官職，皇上也是很為難的。這時候正好是包拯站了出來，這件事情才得到解決。不得不說包拯是誰也不怕，雖然冒犯的皇上但是皇上心裡還偷高興。正好幫我解決了這件事情，在朝堂之上，包拯的這種直言進諫的精神。也正是宋仁宗所看重的，他是真的為國家好。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升為右諫議大夫、權任御史中丞。包拯上奏說：“太子的位置空缺已經很久了，天下人都為此感到擔憂，陛下這麼長久地不作出決定，是為什麼呢？”仁宗問他說：“你認為立誰為好呢？”包拯回答道：“臣下無能，還沒有考慮，臣請求早立太子，是為宗廟萬世之大計著想的。陛下問臣想立誰，這是懷疑臣。臣已是六十歲的人了，又沒有兒子，並不是為自己和後代邀寵考慮的啊！”仁宗聽了大為高興，說：“這件事還要慢慢商議。”

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包拯在樞密院視事時，突然得病。同月二十四日（7月3日），包拯病逝，終年六十四歲。仁宗親臨弔唁，併為其輟朝一日。追贈禮部尚書，諡號孝肅。包拯曾有遺言：“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mò）之後，不得葬於大塋（yíng）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gǒng）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這段話作為包公家訓，被刊刻於石碑上，豎在堂屋中，作為嚴格要求子孫後代的“銘”，對今人也有所啟迪。現在，包公的這段家訓，仍在合肥包公祠中，昭示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