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爭奪列國人才這場戰爭後期，出現了一個很奇特的現象，那就是東方諸國對秦國是各種鄙夷仇恨，對秦國抹黑宣傳是不惜餘力。但他們國家計程車人卻在源源不斷地用腳投票，從自己國家出走，千里迢迢地投奔西域的秦國而去。李斯指出的“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的情況絕非虛言，正對六國的上層人物形成了辛辣的諷刺。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或許李斯本人的經歷就對此有所回答。這位才華橫溢，足以輔佐秦王政掃平六合建立秦帝國的丞相，在家鄉卻只能當一個看守倉庫的小吏。這並不是因為他到秦國就突然長了學問，而是在楚國那種地方壓根沒有他上升的機會。在楚國，傳統官職任用做法是 “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也”。可想而知，在這種氛圍之下，李斯縱然有著萬般本事，最終也只能在發配到倉庫裡面看老鼠。

而其他諸國也好不到哪裡去，東方諸國雖然自詡作為繼承自周代的文明國家，但同時也繼承了周代傳下來的濃厚的宗法觀念和宗族制度，使得非王族宗室或貴族出身的人基本沒有上升空間。就算偶有一兩個意圖改革的君主，任用一些名士，也往往只是面子工程而已。齊國在齊宣王時期搞出了“稷下學士”，積累了76名才俊，統統賜列第和上大夫的官位，但是這些精英客卿在齊國最終只能是“不治而議論”，完全對實際國政沒有任何權力。這麼相比較之下，秦國或許的確是沒什麼文明的野蠻國家，但同樣的，正因為這個國家缺少傳統包袱，宗法觀念薄弱，反而給這些精英提供了足夠的上升空間，讓他們願意作為客卿到秦國去一試身手。

另一方面，由於宗族制度的匱乏，使得秦國在土地問題上也擁有更多的選擇，使得他們能夠提供給有真正才學的客卿分量十足的待遇。在戰國時期，秦國是唯一有計劃有制度地真正將裂土分茅這種分股權獎勵落到實處的：商鞅在秦國獲封商地十五邑，號商君，直接讓他從公孫鞅變成了商鞅；張儀在秦國分得的乾股較少，也有五邑，獲得稱號武信君；而範睢獲得的封地是應；而奇貨可居的呂不韋是其中最成功的，得到了河南十萬戶，封文信侯。和秦國這些實打實的舉措比起來，東方諸國就多少顯得有點口是心非了。蘇秦佩戴六國相印，聲勢顯赫，出行有如王者，然而卻沒有一個國家給他分封過土地，只有趙肅侯給了他一個可憐巴巴的武安君的虛銜。張儀也曾經中途跳槽去出任過魏、楚兩國的國相，然而也只有秦國最終給他落實了股權問題。

除了解決了待遇問題之外，秦國的客卿政策也讓所有外國才俊都心動不已，上升渠道是如此之多——選拔任用方式極為靈活；幾乎沒有天花板——能一直做到人臣之極的丞相，這些都是讓各國有志青年趨之若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