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明朝建立，二是燕雲十六州重新回到中原王朝手中，朱元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目標初步得到了完成。此時元朝的殘餘勢力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擁兵十萬的擴廓帖木兒便擺出了堅決不受明朝招撫的態度，然而光燕雲十六州被收復一事，便足以讓這一年在漢家歷史上具備無與倫比的意義了。

400多年前，燕雲十六州被“兒皇帝”石敬瑭作為一件禮物送給了遼太宗耶律德光，以此換取契丹人對其皇位的支援。這件事不僅讓石敬瑭自此後遺臭萬年，更讓中原王朝失去了抵抗北方遊牧民族入侵最為關鍵的天然屏障，但凡看看地圖山川形勢便不難發現失去這片包括如今山西、河北、天津、北京部分地區的後果多嚴重，沒了它，河北腹地防禦體系形同殘廢。

兩宋屢屢在遊牧民族處吃虧，並最終亡於遊牧民族之手落得個“弱宋”之名便與燕雲十六州的丟失有著直接關係，不單單是宋朝皇帝腦子有坑的問題。

而明朝開國這一年，朱元璋以名將徐達為主帥，常遇春為副，終於直接攻入元朝大都，為漢家雪了前恥。這是非常讓人驚歎的歷史功績，因為明崛起於南方，從南至北打統一的戰爭向來難如上青天，諸葛亮的北伐也好，兩宋時期的數次北伐也好，最後都以失敗告終，明初的北伐是古代最成功的例子，岳飛泉下有知，也一定會為之感到欣慰。

作為這次北伐最主要的指揮者，徐達究竟佔了哪些天時地利人和的要素，才得以在歷史書頁寫下如此濃墨重彩一筆呢？

如果要和岳飛相比，徐達的第一個優勢便是他碰上了元廷日衰的歷史時機。元末亂世群雄並起，除了朱元璋之外還有陳友諒、張士誠、明玉珍、方國珍等，這些人個性不同，對待元的態度也不盡相同，據守的地區不同，彼此之間甚至打得不可開交、你死我活，但他們無疑削弱了元在全國地區的統治力量。

如方國珍這般一會兒倒向元一會兒又討好朱元璋的牆頭草，如果元朝統治集中，絕不會容許他像海大王似的割據浙東稱霸，要換了洪武時期，只怕他連名字被寫到碑上的機會都沒有。

然而《明史》記載，方國珍起事時，響應朝廷徵募與之對抗的民間壯士居然拿不到官方的犒賞，錢基本都流入了貪得無厭的地方官吏手中，方國珍等為亂者卻被授予官職以作招撫，於是出現了“民慕為盜，從國珍者益眾”的滑稽局面。

一個黨爭傾軋亂七八糟、官吏貴族忙於撈錢、財政問題突出、為維持朝廷支出又把手伸向底層民眾、又遇上天災不斷、矛盾大面積爆發卻無力緩和的末路王朝，是沒辦法和朱元璋的北伐班子比組織力的。

其二，朱元璋的戰略佈局能力、長遠眼光更不是當時理政水平不行吃喝玩樂一流的元順帝可比。事實上，徐達北伐時昔日縱橫歐亞的蒙古軍團並沒有徹底淪為渣渣，只是少了如忽必烈時期那樣指哪打哪統一作戰的整體指揮。再強悍的軍隊沒有好指揮也不過一盤散沙而已，後來和徐達做對手的名將王保保，在元順帝的“英明指揮”下明知收復大都短期不可行、還是硬著頭皮上，結果被徐達圍太原以救大都之計殺得落荒而逃。

反觀朱元璋卻大不一樣。在北伐開始之前，朱元璋聽了常遇春直奔元大都而去的建議後並沒有採納，而是選擇了更穩固的辦法：先取山東，再取河南，攻下陝西潼關，如此一來，元大都便成了一座被團團包圍的孤城，這比領著軍隊直奔堅固的大都城，內有堅守外有元援軍威脅要有利太多。

事實證明，朱元璋的策略是十分高明的。真正優秀的戰略家絕不會逞兵強馬壯之能，縱然對手頹勢已露，也絕不會輕敵。君不見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戰，前秦皇帝苻堅自誇“以吾之眾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卻輸給了兵力遠不足秦軍的晉還留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歷史笑話。

而朱元璋的高明，碰上了徐達這樣綜合素質出色的主帥簡直就是上天打造的無敵之劍，徐達與常遇春不同，《明史》對他的評價是“持重有謀”，他不像常遇春熱衷殺降；擅長指揮大軍團作戰；更在軍民中有好口碑，自至正十三年（1353年）跟隨朱元璋作戰以來，身先士卒屢戰屢勝，1363年的鄱陽湖水戰，徐達除了在交戰之處奮勇殺敵，更在後續被朱元璋派去守後門應天時表現極其出色，使得張士誠不敢在後面搞小動作。

這樣的能力再加上征戰多年立下無數大功的資歷，作為北伐主帥實在是再好沒有。應該說徐達能直逼元大都收復燕雲十六州不是運氣，而是對手相對太次（元順帝在徐達逼近時居然戰也不戰，直接收拾行李跑路了），明軍本身又上下齊心、軍需供給源源不斷多重因素綜合的成果，這些都是諸葛亮與岳飛等曾嘗試過北伐者沒有全部具備的優勢。

《孫子兵法》中說：“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燕雲十六州在大明天團手中重冠華夏之名，便是朱元璋一方佔了五勝之道後的結果，歷史的奇蹟，其實並非奇蹟，沒有人為努力，上天不會將勝利白白送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