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社會財富多寡而論，宋朝堪稱中國古代最富有的朝代，遠遠超過秦漢、隋唐、明清等大一統王朝。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麥迪森在其專著《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曾為宋朝的經濟總量做出過相當客觀的評估，認為在宋真宗鹹平三年（1000年）時，中國的GDP總量已達到265。5億美元，約佔當時全球財富總量的22。7%，而人均GDP則為450美元，遠高於同期西歐各國的水平。

宋朝鼎盛期疆域圖

按照一般規律，富有的朝代往往有意願和實力來組建一支人數眾多、戰鬥力強的軍隊，非此不能保障國家安全。然而，宋朝在歷史上堪稱“異類”，雖然富得流油，但軍隊的戰鬥力卻很弱，版圖也遠不及其他大一統王朝遼闊，並且屢受異族的欺凌，堪稱“經濟上的巨人，軍事上的侏儒”。其實，宋朝的軍事實力之所以如此不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歸結起來大致有以下三點原因：

首先，“崇文抑武”的國策消磨了國民的尚武精神，也嚴重限制武將的自主性。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藩鎮割據、軍人跋扈而導致政局動盪、王朝更迭頻繁的教訓，不遺餘力地推行“崇文抑武”的國策，對文臣士大夫極盡優寵之能事，並利用科舉籠絡天下英才。與此同時，則對軍人採取防範、壓制的措施，非但不允許他們參加政治，而且要接受文臣的領導。

宋太祖畫像

受這種國策的影響，讀書人的地位被無限拔高，而軍人的地位則被無限貶低，久而久之，社會上自然會形成“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意識，以刻苦讀書、透過科舉入仕為征途，將練習武藝、在戰場上博取功名視作末途。隨著時間的推移，國民的文藝氣息固然提升很多，但尚武精神卻被消磨殆盡，而沒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又怎能被鍛造成勇敢無畏的雄師？

除了整個社會缺乏尚武精神外，宋朝皇帝對武將近乎神經質的防範政策，更是不利於軍事的發展。皇帝為限制武將的自主權，不僅實行調兵權與指揮權相脫離、由文官擔任監軍、將帥平時與士卒隔絕等措施，而且還用“御製陣圖”來指導前線將領在戰場上行軍紮營、佈陣作戰等事宜，嚴禁將帥自主行事。如此一來，被束縛住手腳的將領們，怎能在戰場上取得佳績？

宋朝的陣圖

而事實一再證明，只有破除對“陣圖”的依賴，允許前線將領發揮自主性，才能在戰場上取得輝煌的勝利。其中，發生在979年的滿城之戰堪稱典型案例。當時，宋軍主帥李繼隆果斷拋棄僵化老套、華而不實的陣圖，根據戰場形勢靈活地變化陣法，結果一舉擊潰遼軍。然而，李繼隆深得宋太宗的信賴，擁有自主行事的底氣，一般將領哪裡敢這樣做？

其次，戰馬數量嚴重不足，並且盡失北方天險。在冷兵器時代，戰馬的重要性堪比今天的坦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於唐末五代的戰亂，傳統上養殖戰馬的西北、河套等地區早已被党項和契丹人佔據，導致宋朝的戰馬數量奇缺。按照正史的記載，宋朝戰馬數量即使到達最高峰時，也從未超過5萬匹，嚴重限制了它跟遼、西夏、金、蒙古等政權作戰的威力。

燕雲十六州形勢圖

更加糟糕的是，石敬瑭為了做皇帝，竟然將戰略地位極端重要的幽雲十六州拱手獻給契丹（遼），由此使得北方天險盡失、中原門戶開啟，一旦遭遇異族侵擾時，幾乎無險可守。雖然後周世宗在位時曾收復三關之地，但遼國依然控制著大部分北方天險，其對中原構成的威脅始終難以消除。在這種情況下，宋朝的國防政策主要用於抵禦遼軍的南侵，難以騰出手來勞師遠征。

最後，宋朝的對手大多是組織化程度很高的民族，征服難度遠超漢唐兩朝。僅就北方戰場而論，無論是漢朝的對手匈奴、鮮卑、烏桓，還是唐朝的勁敵突厥、回鶻，全都是組織化程度很低的民族，基本上處在部落聯盟階段，君主的權威性完全取決於部落首領對他的依附程度，並不能始終做到政令暢通、整齊劃一。更何況，這些民族都過著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這決定了他們生存的脆弱性，遠比不上過著定居生活的漢人。

契丹人畫像

但宋朝的情況則完全不同，無論是遼朝、西夏，還是金朝、蒙古，無一不是由組織化程度很高的民族建立的政權，君主的權威性跟宋朝皇帝基本無二，政令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貫徹執行。與此同時，這些政權在保留本族傳統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利用被征服的漢人大力發展農業、積蓄物資，生存的穩定性大大加強。在這種情況下，若想擊敗他們，所需軍隊和物資遠超漢唐，絕非宋朝所能承受。

《清明上河圖》描繪出宋朝都城汴梁的繁華

正是由於上述三點原因，決定了宋朝無法效仿漢唐兩朝，在擊滅周邊異族的同時開疆拓土，而只能採取保守主義軍事策略，並將統治區域基本上限定在漢人的聚居地區，因而疆域要遠遠小於其他大一統王朝。不過，宋朝雖然戰鬥力很“渣”，版圖遠不及漢唐遼闊，但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達到其他大一統王朝難以企及的程度，其偉大成就值得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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