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河對岸

明朝，是我國曆史上最為剛硬的王朝，有人稱之為“不議和”、“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此雖是對明朝的褒獎，卻也看出了此中問題的存在，而明朝之滅亡，也正是亡於這份“剛硬”。

明朝這種剛硬，實質上就是體制的僵化。而對一個君主來說，能忍羞含辱、再圖匡扶才是該有的作為。倘使崇禎一朝能稍微低一下“高貴”的頭顱，忍一下辱，也許就不會有華夏文明三百年浩劫。大明以前，當王朝遇到危機，遷都與議和從來都不是難以決斷或值得非議的事。周平王因關中遭到犬戎的殘破，而遷都於洛邑；楚昭王時期迫於吳國壓力，也曾遷都於鄀，但仍不失為中興之主。大唐在安史之亂、黃巢之亂中也曾數次棄守長安；南宋趙構擅長逃遁之術；大明徐達北伐時，元順帝也從大都跑了。

大明朝以後，英法聯軍逼近北京，咸豐跑了；八國聯軍進北京前，慈禧、光緒跑了。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也遷到重慶了。漢高祖劉邦曾與匈奴議和，李淵、李世民父子亦曾稱臣於突厥，此皆無可厚非。但問題一到了明朝就完全不一樣，遷都於南京是恥辱不能接受，與後金（清）議和更是恥辱而張不了嘴。

那為何大明朝的國策，會演化得如此僵硬呢？

其一，大明朝沒有祖先的“壞榜樣”示範。漢初有白登之圍，其後就有了長期和親之策。唐初稱臣於突厥多年，故對和親也不會排斥。大宋開國三十餘年，就有了澶淵之盟，而向遼輸送歲幣的慣例。開國皇帝（太祖太宗），通常都是雄才英武的君主，也是後世君主的楷模。太祖太宗都有過的“屈辱行徑”，其後世子孫執行起來也就輕車熟路。而太祖太宗沒做過那些“苟且”之事，其後世子孫便難於執行，動輒就會落了個“敗家仔”的惡名。

大漢最繁榮的時期是在文景時期，武力鼎盛是在武帝時期。而大唐武力鼎盛時期，是在太宗——高宗時期。唯有大明，其武力鼎盛時期就在太祖太宗（明成祖的早期廟號也為太宗）時期，開國便處於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強勢地位，而無“屈辱”的先例。且大明又是靠“驅除胡虜”，才得以建立的，就更不能對“胡虜”屈服了。

其二，宋明理學的發展。唐朝中期以後，和親便漸漸為人詬病，中唐詩人戎昱，便寫詩道：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擬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為輔佐臣？

到宋明時期，理學得到大力發展，更是將和親之事視為恥辱。宋朝雖軍事實力較弱，但內心卻充滿了對蠻夷的鄙視，故在與外族的交涉之中，寧願多賠點錢財，也不願將公主送於外邦。

其三、多受南宋議和的負面影響。南宋與金人的議和，最受後人的詬病，至今，秦檜等人還跪在岳飛面前。不論能不能戰？而在任何時期，主戰派都很容易與愛國相掛鉤，而主和派就輕易地與屈膝投降掛上鉤。凡主張議和就會輕易地與秦檜劃上等號，朝野上下的輿論壓力太大，使得誰也沒有勇氣去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