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部頗有口碑的《大秦帝國》，終於迎來大結局《大秦賦》。

就目前看到的幾集，不論在場景上，還是在情節上，均保持了前三部的高水準，堪稱近年來少見的優秀歷史劇。

一般來說，越是與當代靠近的歷史，越易給人親近感，而秦國距今已2000多年，在此期間，社會結構、價值觀念、風俗、生活習慣，乃至語言，都發生了鉅變。且自漢代起，在歷代儒生潑汙下，秦國已被貼上“暴秦”等負面標籤。既然如此，《大秦帝國》為何還能贏得如此多的觀眾認可？

剛上線的第四部《大秦賦》多少給出了答案，即：這不是一部古裝劇，而是歷史劇。

誰也無法再現“真實”，只能與“真實”押韻。

一般認為，歷史劇就是以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為題材的電視劇。黑格爾提出，“維持歷史的忠實”是歷史劇的重要創作原則，所以，判斷一部歷史劇的好壞，“是否真實”是硬標準。由此帶來一個巨大的困境：歷史的結局都是固定的，觀眾早已知道，完全真實的話，懸念何來？而沒有懸念，戲劇還能稱為戲劇嗎？

面對這一困境，形成了“七實三虛”“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等解決方案，但從結果看，效果一般，絕大多數國產歷史劇被拍成了古裝劇——從細節看，它是真實的，從環境設定與人物關係看，也基本真實，但其中的精神，卻是偽造的，不過是把現代人安放到古代的背景中。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觀眾對歷史劇存在誤解，特別是誤會了“真實”，所以每部歷史題材的電視劇，後面必然跟著一群愛好者在大加撻伐，必求人物姓名、地理名稱、服裝紋飾、日常器物的準確。在這種“放大鏡看美人”式的研究下，反而會扼殺美感。春秋戰國時，漢語和今天都不一樣，今人聽上去，猶如外語，如果一定用這種真實來拍戲，恐怕無人能看。

事實是，真實不是與歷史相等，不是克隆。歷史一旦過去，便不可能複製，誰也無法再現“真實”，只能與“真實”押韻。也就是說，深入把握歷史精神，而不是錙銖必較、死摳細節。

《大秦賦》之所以好看，乃至整個《大秦帝國》之所以成功，恰恰在於把握了歷史精神的真實。

它的真實，來自表達出華夏共同體意識

那麼，什麼是歷史精神的真實呢？具體到戰國末期，就是要直面真問題：秦國為何能最終統一天下。

誠然，在戰國末期，秦國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組織能力最強，但縱覽春秋戰國史，晉國、齊國、楚國等也曾稱霸一時，它們為何沒能實現大一統？秦國強大後，六國聯手對抗，為何沒能成功，反而被各個擊破？

大秦賦中的場面還是非常不錯的，肯花錢做道具，至少畫面很精緻，但床弩似乎沒這麼早

決定勝敗的最終因素，永遠是人。把握住人，才能給出有價值的回答。《大秦賦》的處理堪稱樣板：在劇中，嬴異人（辛柏青飾）、呂不韋（段奕宏飾）、嬴政（張魯一飾）、嬴稷（王慶祥飾）等，甚至包括嬴子傒的師傅，他們彼此有恩怨、互為仇敵，甚至不擇手段，可他們卻都有強烈的華夏共同體意識，他們行為、思考的出發點，都是掃平六國、一統天下，這種責任感大大超過了其他六國的君臣。

以嬴異人（秦莊襄王，秦始皇的父親）為例，史籍關於他的記錄甚少，似乎只是呂不韋的傀儡，但《大秦賦》卻精描出他的軟弱中，自有剛強的一面——為呂不韋擋劍；逃離邯鄲時想回去尋找趙姬（朱珠飾）；甚至為了趙姬，忤逆華陽夫人（鄔君梅飾），幾乎喪失了繼位的可能……在情感與理智之間，嬴異人更偏重前者。可隨著責任感增加，嬴異人的責任意識不斷上升，面對戰國四公子之一平原君趙勝的訛詐，嬴異人的理智最終壓倒了情感。

這種圓形盾牌，似乎是古希臘的，不是古代中國的。

秦國君臣的這種華夏共同體意識，與趙國國君汲汲於個人是否受辱、趙姬在危難時擔心被嬴異人拋棄、西君的色厲內荏……形成鮮明對照。

特別是趙姬，因嬴異人在情與義的選擇中，沒能偏向自己，產生報復心理，視兒子嬴政（張魯一飾）為私貨，為她攫取個人利益的的砝碼，當這條線與兩代秦王（嬴異人、嬴政）的雄心碰撞時，公與私、義與利、道德與法律之間經過一番激烈博弈，從而很好地回答了天下歸秦的原因：大格局必勝小格局。作為普通人，選擇“以天下為懷”還是“一己私念”，屬於個人偏好，只是一旦轉化為集體意識，則高下、勝負立判。

《大秦帝國》刻畫了6代秦王，他們各有缺點，也會犯各種錯誤，但強烈的華夏共同體意識，激勵著他們不斷超越自我，使秦國積強為雄，最終鷹揚天下。

刻畫好人，“歷史精神的真實”才能落地。

不否認，《大秦賦》的服裝、化妝、道具頗為精細，但沒有“歷史精神的真實”，細節的真實就毫無意義。

然而，“歷史精神的真實”比較抽象，在具體創作中，較難把握，而《大秦賦》在兩點上處理較好。

首先，正確理解歷史人物：這需要大量閱讀史料，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獨到的史識。

秦國本屬東夷，犬戎殺死周幽王後，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僥倖成為諸侯，被列國譏諷為“起於戎狄”。在此後與犬戎不斷髮生的軍事衝突中，秦國逐漸強大。戰國七雄都有華夏共同體意識，但其他國家的意識來自文化傳承，秦國則來自實戰——一旦喪失華夏共同體意識，就可能被犬戎消滅，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所以，秦國的華夏共同體意識更強烈、更切實。

異常華麗的地磚，以及片中木地板，感覺也有點穿越，但視覺效果確實不錯。

在傳統史料中，秦國君主被汙名化為“虎狼”“殘暴”，但認真梳理一下，就會發現，歷代秦王均有強烈的犧牲精神。比如當質子，不僅要承受侮辱，且隨時可能被殺，但嬴稷（秦昭王）便曾在燕國當人質，他只有兩個兒子，長子嬴悼在魏國當人質，並死在那裡，次子安國君嬴柱（秦孝文王）曾在趙國當人質，秦異人（秦莊襄王，秦始皇的父親）也曾在趙國當人質。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責任感是在苦難與危險中磨礪出來的，《大秦帝國》牢牢地把握了一代代秦王從貴公子到強者的性格成長曆程，而《大秦賦》中，辛柏青的演繹尤其精彩。歷史的主體是人，刻畫好人，“歷史精神的真實”才能落地。

其次，與當下結合：所謂歷史，必須與當下發生關係，它不是博物館的陳列物，更不能墮落為講故事。沒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情懷，讀史何益？

《大秦賦》牢牢地把握了華夏共同體意識這一根本，因為它貫通古今，為解決當下問題提供幫助。

在中國歷史中，存在“歷史週期律”，即盛世難持久，因盛世易生浮華，導致責任感、上進心、集體感的喪失，因此落入災難中，興衰治亂，往復迴圈。這提醒後人：唯有堅守歷史精神、自強不息，才能掙脫歷史宿命的纏繞。

過去的不只是過去，它將沉澱為後人的智慧與精神，永遠地保留下來。真正的歷史劇必然要承擔起“文以載道”的義務，而《大秦賦》引人關注，恰恰就因為它承擔起了這份義務。

歷史劇與古裝劇的最大不同，在於後者以娛樂為主，片面追求情節複雜、離奇，只塑造扁平人物，而歷史劇要提供人格樣板，即塑造英雄。這就帶來一大難題：英雄是超越觀眾的常態生活體驗的，呈現方法不當，可能引起不適感。

從效果看，《大秦賦》創作者們的手法值得關注：

一方面，牢牢把握“三一律”。比如嬴異人與西君、平原君趙勝談判，將趙姬、嬴政等也牽扯到談判桌旁（不能發言，只能用表情傳達意見），透過現場幾人的不同反應，推動情節向前發展，將嬴異人逼死角，不得不在情與義間做出選擇，類似經典場景在戲劇史上不絕於縷，雖結局不難猜到，但有了各方牽扯，無懸念也變得有懸念，形成了戲劇效果。

另一方面，把握住個性差異。在《大秦賦》中，嬴異人、呂不韋、嬴政等均稱英雄，但他們並不相同。呂不韋的雄才大略源於他設立了一個宏偉目標，有了目標，所以能忍受現實的折磨。嬴異人的英雄情懷則來自血脈，一旦有外部力量激發，便迸發出來。嬴政的氣概則來自童年遭遇，屢經背叛後，自我意識被強化，因猜而雄。

所以呂不韋有放鬆、戲謔的一面，嬴異人有猶豫、軟弱的一面，嬴政則有冷酷、殘忍的一面。個性差異形成的張力，對整個戲劇結構產生影響，而《大秦賦》用華夏共同體意識將他們串聯為一體，使他們既不相同，又是一體，從而與觀眾的常態經驗結合起來。

《大秦賦》較好地把握了“歷史精神的真實”，特別是找到了呈現“歷史精神的真實”的方法，所以給人以迴腸蕩氣之感。為後來的歷史劇創作，提供了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