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期正值大清盛世，不管是國力還是吏治都達到了封建專制時代的頂峰。國力自不必說，當時大清的財政收入佔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口也是三分之一。至於吏治方面，乾隆在這一時期下手也非常狠，一大批貪官紛紛落馬。

乾隆繼位之初，在諭旨中就強調：

“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

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一批高官成為其倡廉肅貪的刀下鬼。

御史能想起來的就有：乾隆六年，兵部尚書鄂善因受賄千兩白銀被正法；二十二年，勒索部屬的雲貴總督恆文被賜死，山西巡撫蔣洲侵吞帑銀被斬首；三十三年，侵吞鹽引的兩淮鹽政高恆處死；三十四年，以開礦營私的貴州前巡撫方世雋、現任巡撫良卿正法；三十七年，雲南布政使錢度勒索部屬被處死。

以上僅是所列之一端，從中可以看出，乾隆四十年以前，乾隆帝對貪官向來不手軟，不管是皇親國戚還是心腹重臣絲毫不講情面。

然而瞭解乾隆朝歷史的讀者可能不認同此論，因為這中間畢竟還出過個一個特例，乾隆六年，時任浙江巡撫的盧焯，在審理嘉興府桐鄉縣汪姓分家案時，收受汪氏賄銀五萬兩。案發後，乾隆帝親自裁定，留下了盧焯一命。

縱觀乾隆中葉的肅貪史，貪官免於一死的僅有盧焯一人。那麼這是不是就說明乾隆懲貪並不徹底，其中似乎摻雜著個人私情呢？

盧焯一案的大致經過

根據《清史稿》 卷三百三十七的記載，盧焯是漢軍鑲黃旗人，雍正初年以知縣入仕，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十分賣力，也很能幹，深受雍正帝的器重。後來累遷知府、督糧道、按察使、布政使。雍正十二年，升任福建巡撫。

正史中對盧焯的評價還是較高的，他久在地方為官，政績卓著，愛民如子。乾隆三年，盧焯調任浙江巡撫併兼理鹽務。在浙撫任上，盧焯做了不少造福地方的事情：

奏請停仁和、海寧二縣草塘歲修銀，減嘉興屬七縣銀米十之二。又奏陳鹽政諸事：請禁商人短秤；飭州縣捕私鹽毋擾民；毋捕肩挑小販；鹽場徵課不得刑比，等等。

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劉吳龍彈劾盧焯收受賄銀，乾隆令閩浙總督德沛就地查辦。此案牽連不少浙江官員，其中就有杭嘉湖道呂守曾（此時已升任山西布政使）、嘉興知府楊景震。他們被逮至浙江巡撫衙門不久後，畏罪自殺。

盧焯一案事實清楚，鐵證如山，按律當斬。德沛正要上奏乾隆定罪的時候，卻發現杭州有數千民眾來到了巡撫衙門前為盧焯訴冤，請求朝廷網開一面。

乾隆七年，盧焯被擬為絞刑，因盧焯主動認罪，並退還了所有贓款，乾隆格外開恩，改判發遣巴里坤軍臺效力。

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南巡至浙江，他視察了海塘工程，在此期間他聽聞了浙江百姓對盧焯的高度評價，乾隆念其實心辦差，下旨將盧焯召回。乾隆二十年，盧焯授鴻臚寺卿，不久署理陝西巡撫。

當然，盧焯的後半生也不是很順利，但這並不是本文要講的重點，所以略過。主要探討的還是乾隆為何要對盧焯網開一面，並且還重新委以重用？

能臣免死或是另有原因

毫無疑問，盧焯是乾隆朝有名的能臣，他興除利弊，政績卓著，在百姓中頗有聲望。所以不少人就認為，乾隆之所以放盧焯一馬，就因為他是個好官。

御史竊以為此論站不住腳。前面提到，乾隆中葉不少大官因貪腐落馬，這其中就有不少人是能臣。比如兩淮鹽政高恆就是一個典型的能臣，他整頓鹽務，緝拿私鹽方面很有一套，在任期間朝廷的鹽稅不斷提高。

況且高恆的背景比盧焯要硬很多，他是慧賢皇貴妃的親弟弟。可即便是貴為國戚，乾隆也沒有饒他一命。還有兵部尚書鄂善、山西巡撫蔣洲，他們也是幹臣，且受賄銀兩也沒有盧焯多，但同樣也是難逃一死。

這就證明，乾隆赦免盧焯，政績、能幹絕不是主要原因。實際上，能做到尚書、總督、巡撫這個位置上，很少是庸才。

那麼到底是什麼救了盧焯一命呢？原因也不難找，無非就是兩個字——精明。

乾隆皇帝有一個不良的嗜好，就是喜歡收羅天下的奇珍異寶，並且多次明發諭旨讓地方督撫進貢。名為進貢，其實說白了就是乾隆在勒索敲詐地方督撫。

皇上勒索督撫自然就會形成一個惡性的迴圈，督撫不可能自己掏腰包去購買各種珍奇異寶，路無非兩條，要不就是效仿乾隆勒索下屬，要不就是勒索百姓。

可問題是，督撫勒索下屬或百姓是個高風險的行為，一旦控制不好尺度就很容易出事。前面提到的幾個大官落馬，幾乎都是勒索下屬事發而被治罪的。

督撫的日子過得也挺難，一旦事發為了脫罪，往往就會牽扯到乾隆頭上。比如乾隆二十二年，雲貴總督恆文案發就供稱，說弄來的錢是用來進貢的，將屎盆子扣在了皇帝頭上。而盧焯卻能咬緊牙關，抱著橫豎是個死的態度，不扯任何與皇帝有關的事。

乾隆對於進貢的弊端心裡就沒點數嗎，當然不是，只要督撫懂事，不要扯上他，那麼是死是活就有商量的餘地。

與盧焯一樣，乾隆四十五年，雲貴總督李侍堯同樣也是因勒索下屬被舉報，結果被和珅查了一個底朝天。

李侍堯也是一個精明的人，同樣也不牽扯到皇上的頭上。和珅更聰明，他看到李侍堯這麼懂事，堅決不給李侍堯擬斬立決，而是擬了一個斬監候。結果這兩個人都得到了乾隆的器重。說到這裡，大致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