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書籍秘史》，作者：［西班牙］ 伊蓮內·巴列霍，譯者：李靜，博集天卷｜湖南文藝出版社2022年4月。
沒錢的作家，有錢的讀者
在古羅馬，能否弄到書主要看人脈。古人對知識界形成了獨到的看法，這些看法完全基於誰認識誰。
古代文學從未建立像我們今天這樣的圖書產業和圖書市場，圖書流通全靠朋友加抄寫員。在私人藏書館時代，有錢人想要古書會先跟朋友借——如果哪個朋友有，再讓人抄一本，有時找家奴抄，有時在作坊裡找個願意接活的抄寫員抄。他們若想要新書，就得等人贈送。當年沒有出版社，作者寫完一本書會找人抄若干份，四處贈送。因此新書是否受歡迎全靠朋友圈的廣度和知名度，取決於有多少同行和客戶願意出於情分或承諾去讀。據說，有一位名叫雷古洛的演說家家境殷實，他寫了一本有關已故兒子的書，寫得狗屁不通。老普林尼惡毒地評論道：這更像孩子寫的，不像寫孩子的。雷古洛命人抄了一千份，贈給全義大利各省熟人。此外，他還跟古羅馬軍團的好幾個十人長聯絡，由他出錢找聲音好計程車兵，在帝國不同地區組織作品公開朗誦會——相當於圖書推介會。推薦、傳播文學作品的任務全都落在作者身上——如果財力允許的話，如雷古洛——或貴族贊助人身上，因為作者常常是個困頓的外鄉人。
當然，會有人想讀新出版的書，但他不認識作者本人，因此不在贈書名單上。遇到這種情況，他便只能向圈內人求助，借書來抄一本。一旦作者將新作“分發”出去，書就成了公版書，誰都能拿去再抄一本。拉丁語動詞edere被我們譯為“編輯”，其實它的意思更接近於“捐贈”或“拋棄”，意味著任書自生自滅。那時壓根不存在類似智慧財產權或版權的東西。在圖書推廣鏈上，只有抄寫員（不是家奴）會按行數收取報酬，類似於今天我們去影印時按張收費。
古羅馬時期莎草紙上的文字。
英國偉大的文人約翰遜博士說過：誰寫書都是為了賺錢，只有傻瓜除外。我們不知道古代作家的腦袋瓜是用什麼材料製成的，但他們所有人從一開始就明白，靠賣書一分錢都賺不到。1世紀，幽默作家馬提亞爾埋怨道：“我的書只能靠免費討人喜歡。”這位比爾比里斯人來到羅馬後便親身體驗到文學這行不賺錢，連成功的作家也未能倖免。他說，有一次，一個不認識的大富翁在街上看見他，盯著他，用手指著他，就像今天追著名人自拍合照的那些人，說：“你不是……？沒錯，你就是那個說笑、使壞，寫的書人人都讀過的馬提亞爾。”緊接著他又問：“你怎麼穿這麼破破爛爛的大衣？”“因為我是個蹩腳作家。”馬提亞爾回答道，其言外之意首開阿拉貢式反諷之先河。
像西塞羅那樣，將自己的演講稿和散文抄那麼多份的人到底圖什麼？是出於政治野心，期望更有名，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力；也是出於私心，試圖打造公眾形象，確保朋友和敵人瞭解自己取得的成就。他們跟貧寒才子的資助者差不多，圖的無非是榮耀、顯擺和恭維。對某些人來說，書首先可以確立或鞏固聲望。文學作品自由流通，作者自願以贈送或借閱的方式，將作品傳遞到感興趣的人手中，以此圈出一小群文化精英，一個有錢人自組的小圈子。這些人願意接納並庇護出生低微、才華橫溢的自由民或奴隸。如果受到冷遇，沒有身居高位的朋友，讀者也好，作者也罷，都會無法生存。
古羅馬文學始於外國人、奴隸，後來漸漸出了幾個本土作家，但他們只寫關於歷史、戰爭、法律、農業或道德等宏大主題的散文。西塞羅和愷撒是古羅馬共和國第一代作家中兩個最著名的顯貴。相對於從古希臘領土帶回來的奴隸詩人，他們是就嚴肅題材進行文學創作的古羅馬公民。當時不允許外國人寫有關古羅馬法律或傳統的作品，好出身的古羅馬公民如果花時間去寫詩，也會被視為不成體統。就像我們這個時代，國家元首要是去寫流行歌曲的歌詞，許多人也會覺得離譜一樣。
西塞羅雕像。
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兩種文學同時存在，各自發展。一方面，古希臘奴隸或獲釋奴隸寫詩，去取悅庇護他們的有文化的貴族；另一方面，受人敬重的古羅馬公民中的文學愛好者寫散文。“詩歌的地位並不尊貴，要是有人去寫詩，大家會喊他叫花子。”老加圖寫道。從那時起，從卡拉瓦喬到凡·高，從莎士比亞、塞萬提斯到熱內，雜耍藝人、音樂家和藝術家始終地位低下。
擁有合法權益的古羅馬公民如果願意，是可以從事文學和藝術活動的，條件是偶爾為之，尤其是不能以盈利為目的。相反，對富貴人家來說，以文字為生並不體面。知識只要跟盈利沾上邊，立刻就成了有損聲名的壞事。前文提到，哪怕是需要大量學識的純智力型行當，如建築、醫學或教育，都是下等人在做。古代學校的老師大部分是奴隸或獲釋奴隸，工作低賤，被人瞧不起。“他出身不好。”塔西佗這麼說一個剛開始從事教師這種低賤行業的外國人。貴族們尊重知識和文化，但鄙視教書。悖論在於：學很高尚，教就不高尚了。
沒想到在偉大的數字革命時代，文化只是愛好者的消遣這一古老思想重新獲得了生命力。老調開始重彈，說什麼如果作家、劇作家、音樂家、演員、電影人想養活自己，應該去找份正經工作。藝術這玩意，閒暇時搞搞就好。在新自由主義的新框架和網路世界裡，居然跟貴族和奴隸生活的古羅馬一樣，要求人們無償地提供創造性工作。
古羅馬的女性可以讀書習字嗎？
當文化開始在財力雄厚的上層社會紮根時，藏書者中出現了女性。透過西塞羅書信，我們認識了卡萊莉亞（Caerellia）。她酷愛讀書，擁有私人哲學藏書館。這位貴婦用了某種手段——也許是賄賂——弄到了西塞羅《論至善與至惡》的抄本。當時，此書還未正式流通。西塞羅氣憤之餘，諷刺地寫道：“毫無疑問，卡萊莉亞對哲學興趣甚濃。”
這位迫不及待的女讀者不是特例。在古羅馬上層社會家庭，有學問的女性很常見。公元前2世紀，格拉古兄弟的母親科涅莉亞親自指導兒子們學習，為他們挑選最合適的老師。此外，她還主辦了幾場文學聚會，當年的政治家和作家濟濟一堂，堪稱斯塔爾夫人法國文學沙龍的前奏。塞薇利婭是後來刺殺愷撒的布魯圖斯的母親，喜歡閱讀拉丁語和希臘語作品。西塞羅說女兒圖利婭非常博學。龐培的幾任妻子——不是同時娶的——中的一位非常熱愛文學、地理和里拉琴音樂，還跟卡萊莉亞一樣“樂意參加哲學討論”。
羅馬貴族往往會讓女兒接受教育，他們通常的做法不是將女兒送去學校，而是請家庭教師來家裡教以時時監看，保證女孩的貞潔。古人總是擔心貴族家庭的孩子上街會遇到危險。在猥褻兒童盛行的時代，怎麼提防都不為過。因此，他們會專門派一名家奴，每天接送小少爺上學和放學。他們被稱為paedagogus，今意是“教育家”，原意只是“護送陪伴孩子的人”。不過，關在家裡也有危險。公元前1世紀，名師昆提斯·凱基利烏斯·埃皮羅塔給主人家的女兒上課，師生關係曖昧，招來無數流言蜚語。這位生性放蕩的獲釋奴隸最終被流放。
知識的最高几級臺階是女性的禁區——高等教育只對男性開放。女性也不允許像男性那樣去雅典或羅德島學習一年，這相當於當年的伊拉斯謨獎學金專案。好人家的女兒不上修辭課，不去希臘進修語言，不去雅典衛城旅遊，也不遠離父母，品嚐自由的味道。家中兄弟在欣賞希臘雕像、享受希臘愛情時，少女們正忙著找丈夫，她們會早早地被嫁給成熟男子。古人認為：婚姻之於女性，就像戰爭之於男性，符合各自真正的本性。
在許多個世紀裡，我們找到了有關讓女子學文化之利弊的熱烈討論，夜生活在這場爭議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古希臘男人習慣把女人留在家裡，獨自去赴晚宴，花錢讓高階妓女伺候著，直到天明。相反，古羅馬女性可以走出家門，去赴晚宴。對丈夫而言，妻子能與其他赴宴者展開智慧的交談，這點非常重要。因此，在古羅馬貴族家庭，不乏對自己的學識、機智和談吐感到自豪的女性。
我們在尤維納利斯的詩裡找到了對文化女性的辛辣諷刺。1世紀末，這位喜劇詩人自稱出於憤怒開始寫詩。這位反動保守的幽默作家十分懷念過去，所以很愛發牢騷。能有這麼多其作品《諷刺詩》的中世紀手稿儲存下來絕非偶然。詩中對人性墮落的控訴無人能出其右。教士們看了這些詩作滿心歡喜，因為它們是佈道規勸時無與倫比的好素材。他在其中一首詩裡提醒男人婚後會有種種磨難，並列出了女人的種種“惡行”：沉迷於角鬥士、跟髒兮兮的外國人出軌——“你會有個衣索比亞兒子，很快，一位黑人繼承者會來爭你的遺產，大白天的，你都看不見他的人”、大手大腳亂花錢、殘忍地對待奴隸、迷信、不要臉、壞脾氣、好嫉妒……以及有文化（晚上剛開飯，女人就開始引用維吉爾，拿他跟荷馬一較高低，真是煩得要命。大師們退避，教師們敗走，律師也好，報子也好，所有人都噤口不言。我厭惡那些自以為博學的女人，她們對語法爛熟於心，說話遵守各種語言規則。她們喜歡的詩我都沒聽過，她們還愛給沒文化的女性朋友糾正表達錯誤，哪個丈夫會關心那些錯？）。
諷刺詩對女人如此惡意滿滿，專家不禁困惑：尤維納利斯究竟是保守派的傳聲筒，還是故意在用最極端的論調譏諷嘲笑他們？他是說正經的，還是在開玩笑？隔了二十個世紀，我們基本不可能判斷出來。不管怎樣，如果嘲笑的背後沒有一丁點真實的影子，他的幽默也不會廣受歡迎。毫無疑問，公元后，閱讀的樂趣已經在許多古羅馬女人的心中紮下了根。有些女人深愛語言和文學，甚至讓她們的丈夫相形見絀。貴族家庭裡首次出現了有文化的母女共同閱讀、互相交談的場面。她們能自由自在地讀書，知道如何使用文字“如神或鑽石般”堅不可摧的力量。
伊蓮內·巴列霍（Irene Vallejo），《書籍秘史》作者。1979年生於西班牙薩拉戈薩，自小因迷戀希臘與羅馬神話而研讀古典語言學，後取得薩拉戈薩大學及義大利佛羅倫薩大學博士學位。曾獲研究資助赴英國牛津大學深造，多年來兼顧講學、研究和寫作，也為報紙雜誌撰寫專欄。著有數本小說、散文和童書。
求知路上的暴力和血腥
我們以為，血腥美學和對極端暴力的痴迷是現代的新鮮事物，但其實早在古羅馬，它們就有了追隨者。古希臘神話記載了一系列暴行——強暴、摳眼珠、讓禿鷲啄食人的內臟、活剝人皮。但暴行中登峰造極的無疑是那些基督教殉道者的故事，裡頭仔仔細細地描述了各種酷刑、分屍、肢解、流血，大量的血。
其中一位最恐怖變態的虐待狂誕生於4世紀中葉的伊斯帕尼亞，恐怕就在塞薩奧古斯塔。也就是說，他的童年應該跟我的童年一樣，我們吹過同樣的風，見過同樣的河。奧勒留·普魯登修斯·克萊曼斯承父母起了個漂亮的名字，在羅馬帝國做過各種安穩崗位的公務員。然而，在日日重複的表象背後蟄伏的是昆汀·塔倫蒂諾或達里歐·阿基多的古羅馬祖先。在年近半百時，這位性情平和的伊斯帕尼亞人突然萌生了強烈的創作慾望，於是他辭去公職，在七年裡寫下了兩萬首狂熱的詩。其中一本詩集的名字是希臘語：《殉道者的王冠》（Peristephanon），講述的是對十四位殉道者施以酷刑，讓他們背叛信仰的故事。他鉅細無遺地娓娓道來，盡是些風格極致的嚴刑拷打場面。
聖卡西安（Saint Cassian）是其中一位，他遭受的病態折磨讓普魯登修斯大為震動。他的死亡記事是拉丁語文學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篇章之一，卻也意外地成為一份不同尋常的史料，讓我們從恐怖的視角瞭解了古代學校的日常和古羅馬祖先使用的文具。普魯登修斯說：卡西安是一位小學老師，對學生態度不怎麼樣，他教的是最小的那幫孩子，他讓他們聽寫，經常狠狠地責罰他們。學生們天天捱打，又氣又怕，萌生了危險的暴力傾向，就像哈內克執導的電影《白絲帶》中那群眼神冰冷、讓我們寒毛直豎的金髮孩子。
電影《白絲帶》劇照。
那時適逢宗教迫害的黑暗年代。當執政當局掀起第無數次迫害基督徒的浪潮時，他們抓了卡西安，說他拒絕信仰異教神祇。根據普魯登修斯的描述，當局決定將他衣衫盡除、雙手反綁在身後，交給班上的小學生，讓學生做劊子手。此前的故事都不難預料，但從這裡開始突然變得黑暗。死亡和殘忍竟長了一張兒童的臉。“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將平時在沉默中積攢的痛苦和仇恨釋放出來，將易碎的黑板往老師臉上砸，黑板碎了；用教鞭戳他的額頭，教鞭彈了起來；寫字的蠟板也被扔了過去，木板開裂，上面紅紅的，沾的全是血。其他人用在蠟板上寫字的鐵筆尖去捅老師，兩百隻手同時去捅，有的捅進了內臟，有的扯下了面板。”
普魯登修斯想讓讀者印象深刻、深受震撼從而堅定自己的信仰。他嫻熟地使用營造恐怖氛圍的各種手段：拉長場景、放大細節、動作、聲音和衝擊力，將日用品變成武器，探索出它們製造疼痛的可能性。他讓我們發現：在蠟板上寫字的筆像刀子一樣鋒利，用尖如匕首的筆寫字象徵著古羅馬學校暴力當道，知識和鮮血密不可分。於是，普魯登修斯的這首詩荒謬地成為至黑至暗的辯護詞，被用來反對體罰學生。所有學生似乎都被老師毆打過、嘲笑過，學生報復的可怕故事迫使我們直視學生變成劊子手，無辜者變成兇手的過程。這是令人不安的一幕，道德敗壞的一幕。“你在抱怨什麼？”一個孩子殘忍地問下場悲慘的老師，“是你把筆交給我們，讓我們抓在手裡的。現在，我們把你教書時對我們做過成千上萬遍的事還給你。我們寫字時，你本不該生氣。當我們想休息時，央求你那麼多次你都說不行，生怕我們偷一丁點的懶！來吧，來施展你的權威吧，你有權懲罰最偷懶的學生”。詩的結尾恐怖至極。孩子們開開心心地讓老師飽受折磨，讓生命的熱量一點點地從他千瘡百孔的身體中流逝。
儘管普魯登修斯的本意是控訴迫害基督徒的罪行，但兇殘的故事中也透露出學校生活的陰暗面。另一位伊斯帕尼亞人昆體良於1世紀中葉出生在加拉古里斯——現在的卡拉霍拉，是最早質疑殘暴教育手段的作家之一。他在《演講的原則》中指出：學習願望只取決於個人意願，“不應包含外在暴力”。他反對學校施行侮辱性懲罰，說“那些做法僅適用於奴隸”，可見其人道主義思想也存在例外和欠缺。他寫道：經常捱打的孩子會感到恐懼、痛苦、羞恥，自慚形穢到童年幸福感消失殆盡的程度。他這麼寫也許是想到了自己捱打捱罵的童年。因此，他還寫道，在童年時期，孩子很脆弱。他們沒有自我保護能力，此時誰都不應該擁有無限的權利，去凌駕於他們之上。
卡西安令人髮指的故事似乎在告訴我們，體罰從未在古羅馬教室中消失，但我們也能在悽風冷雨的大背景下找到溫暖明亮的地帶。公元后不久，仁愛教育、寓教於樂的捍衛者出現了。他們更希望以獎代罰，努力喚醒孩子的求知慾。我們知道有些老師開始為學生製作教學玩具；為了獎勵學生剛開口發出的磕磕巴巴的拼讀，學生學什麼字母，老師就給他們吃什麼字母形狀的點心和餅乾。看到如此寬容的場面，恪守老規矩的人立馬跳了出來。佩特羅尼烏斯的作品《薩蒂利孔》中的一個人物就對當年1世紀尼祿統治時期腐化、溫和的做法大肆抨擊，並預言道：您等著瞧！如果孩子們邊學邊玩，那麼羅馬就要走下坡路。看來新式學校和舊式學校之爭自古有之。
作者｜［西班牙］ 伊蓮內·巴列霍
摘編｜李永博
導語校對｜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