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譚嗣同對封建倫理道德的批判，具有讓人難以企及的深刻性

譚嗣同在中國近代率先將對封建倫常名教的批判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並表現出現實的尖銳性，具有時人難以企及的深刻性。儒家倫理思想自漢代以來一直是中國封建統治思想的正統，歷代君主無不以此為法寶，將它作為栓桔人民思想和人身自由的精神枷鎖。明清時雖有一批進步思想家曾對封建綱常名教進行過批判，但仍帶有很大的時代和認識侷限性。

一、對五倫中四倫的批判

對“君為臣綱”的批判譚嗣同認為五倫中危害最大、具有支配全域性作用的是建等級特權的根源，是綱常名教的關鍵，“君為臣綱”。他對“忠”提出新的看法，指出“下之事上當以實，上之待下乃不當以實乎則忠者，共辭也，交盡之道也，豈可專責之臣下乎”“忠”即中心，對君臣兩方面來說應是等距離的，應上下相交以實，平等對待，所謂“應物平施，心無偏袒，可謂中矣，亦可謂忠矣。”由此，譚嗣同對歷史上的一些所謂“忠臣”進行了嚴厲抨擊，這些人打著“為報國，為理財”的旗號，其實不過是替君主“拾克聚斂，竭澤而漁”，“忠臣”成為專制統治的幫兇，可嘆的是“中國人猶自以忠義相誇示，真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矣”。

對“夫為妻綱”的批判19世紀末，從封建堡壘中分化出來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才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婦女問題納入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政治範疇”，把婦女問題同鴉片、八股等列入社會的嚴重弊端，作為其維新變法的有機組成部分。譚嗣同既是維新變法的激進者，也是婦女解放運動的最激進者，他對如此殘害婦女的罪惡現象更是滿腔義憤，對此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與鞭答，並把婦女問題提到了政治革命的高度。

在封建社會中，夫婦之倫體現著男主外、女主內，男為天、女為地的思想，婦女的權益被封建宗法組織扼殺。譚嗣同認為那種“本非兩情相願，而強合漠不相關之人，繁之終身，以為夫婦”的傳統包辦婚姻對女子來說，其結果是極其悲慘的，所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等即是由此產生。與此相聯絡的，譚嗣同對夫權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在夫權的統治下，夫妻之間變成了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夫婦雙方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平等的，丈夫對妻子“待之以奴隸，防之以盜曲”，根本不把妻子當作人對待。

對“父為子綱”和“兄弟之倫”的批判其一，對“父為子綱”的批判。中國古人常認為父子之間的骨肉親情是“天命”所為，所謂“父母配天”，父親如“天”，是權威的代表，是代表“天”管理子女，子女理應尊天命，就應絕對服從父親的旨意，所以人們對於“父為子綱”是不敢妄加非議的，“君臣之名，或尚以人合而破之。至於父子之名，則真以為天之所合，捲舌而不敢議。

其二，對兄弟之倫的批判。五倫之中，譚嗣同對兄弟之倫著墨不多，雖較少批判，但因長幼有序的封建禮範，兄弟之間在家庭乃至社會中的地位是有較大差別的，這種人為的不平等障礙自然削減了兄弟之間的親密與信任，導致他們之間的利益紛爭。特別為了“兄弟骨肉爭產之訟”的奪位爵財產，更造成兄弟之間的不睦，累及父母“養之憂之”、“多男多懼”，唯恐子女釀成反目成仇的人間悲劇。

二、對“名”的批判

去名之弊，唯有務實首先，譚嗣同分析了“名”的由來。“名”只不過是人們隨心所欲創造出來的，“呼馬，馬應之可也呼牛牛應之可也，道在尿溺，佛法是乾尿撅，無不可矣。”譚嗣同認為對任何一個物體，叫什麼名都可以。“名者，由人創造”，所以“名”本來是沒有實在意義的。

揭露“名”的嚴重危害“名”只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而一些文人“唯恐箱制束縛之具之不繁也”。一方面，由於“名”的關係不但亂了仁，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仁之亂，則於其名。……俗學陋行，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國憲而不敢議”，而且人們為了“名”，即使國難當頭之際也不惜空言內鬥。另一方面，在封建君主統治下的社會，三綱五倫都是以名教相壓迫。人為造出來的“名”用於“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桔臣，官以名扼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對於名教的罪惡，譚嗣同進一步指出“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能涉想。愚黔首之術，故莫以繁其名為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