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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樂不能隨便喝,實驗室不能亂進,任正非如何被“架空”成傀儡?

1998年,任正非斥40億巨資,以“藍色巨人”之稱的IBM公司為藍本,對華為進行了一次歷時五年的“國際化”改革。

改革前,IBM公司CEO郭士納對任正非說:這次改革會對華為產生翻天覆地的改變,甚至會把你自己“改革掉”。改革制度就是改革權力結構,改革之後,擁有權力的不再是某個人,而是規則和程式。

後來,在央視節目《面對面》的採訪中,任正非笑著說:我現在在華為,可樂不能隨便喝,實驗室、資料中心也不能隨意進。我已然就是個“傀儡”。

從集權,到放權。從事必躬親,到退居二線,任正非樂享其成。但任正非的轉變並非一蹴而就,因為一個人的出走讓任正非痛下決心。

一、華為的“集權”時代

華為成立之初,任正非做事喜歡一個人“做主”。不管是拉投資、做決策,還是出去跑業務,任正非都喜歡一個人。

華為初期採用的是“小作坊式”的直線式管理結構,即“中央集權”結構。主要原因是當時華為公司規模小、員工人數少,經營模式單一。

隨著華為業績不斷攀升,員工規模不斷擴大,原來“小作坊式”的管理模式導致任正非的權力無法被束縛在牢籠裡。華為要向“跨國科技公司”邁進,任正非的“權力”已經成為了華為發展的阻礙。

任正非曾總結說:一個人努力無法趕上時代的步伐。只有團結起十人、百人、千人去共同作戰,你站在這上面,才摸得到時代的腳。

任正非深知,集權制度是一個隱形“地雷”,一步不慎就會引爆。而“華為太子”李一男出走就是這根導火索。

二、任正非改變的契機:得力干將出走

任正非是發現“少年天才”李一男的伯樂,卻也同樣被“千里馬”狠狠地踹了個跟頭。

1993年,23歲的李一男憑藉在華為的實習經歷成功轉為正式員工。接下來,他的晉升之路彷彿坐了火箭:兩天內轉為工程師,10天被提拔為高階工程師,兩年內成為華為總工程師,27歲時已經坐到了華為副總裁的位置,地位僅次於“左非右芳”的任正非和孫亞芳。

但李一男不願意屈居人下。2000年,他離開華為創辦港灣網路,帶走了華為的大批技術人才,還挖走了華為的部分客戶,執意和華為“打對臺”。港灣網路的寬頻市場佔有率一度達到8%,僅僅比華為的10%少了兩個百分點。

雖然孫亞芳迅速成立“打港辦”收購了港灣網路、“招安”了李一男,但這件事情成為橫亙在任正非心中長達8年的一塊心病,任正非甚至因此一度患上了抑鬱症。

這件事情讓任正非意識到:華為需要一次根本的,首先是觀念上,其次是制度上的改革。

任正非想通了這一點。他說,華為不是靠某一個英雄奮鬥來的,而是靠每一個員工奮鬥來的。他自己不是這個英雄,也不能、不需要“捧”出一個英雄。放權勢在必行。

三、任正非是如何放權的?

1、第一次放權

1996年,華為對管理層進行“削藩”,將部門權力細分,成立事業部,並由孫亞芳牽頭“集體大辭職”,對員工組成進行了一次“大洗牌”。同時,任正非力薦孫亞芳成為華為董事長,任正非自己擔任總裁。

第一步放權是任正非對此前“一言堂”決策的放棄,從此任正非在做任何決策必須要得到華為董事長孫亞芳的許可。

2、第二次放權

李一男出走後讓任正非發現,自己對李一男的溺愛導致李一男升遷過快,最終迷失了方向。

2004年,IBM提出設立“EMT管理模式”,即經營管理團隊日常決策模式,EMT負責人由八位副總裁輪流擔任,每人任職半年。

任正非說:專業的事情要專業的人去做,華為不是自己的“一言堂”。

到2018年,“EMT管理模式”最佳化成了如今我們看到的華為輪值董事長制度。至此,任正非被徹底“架空”。

“輪值董事長制度”重新分配了華為內部的權力,一方面避免了任正非作為創始人對決策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透過群策群力,降低了戰略決策上的失誤率。

任正非認為,這樣的“架空”是一件好事。

3、第三次放權

2006年,華為參加蘇丹投標,因一線員工的反饋被上級領導無視導致最後流標。蘇丹投標的失敗讓任正非意識到華為還存在隱患:權力的效率問題。

華為執行的是層層分權的權力結構,“一線”作戰客戶經理談判時“說話不管用”,只能層層向上審批,決策的時效性會滯後。往往等總部批示完畢,客戶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不僅如此,繁複的流程控制點滋生了嚴重的教條傾向,各個層級各自為戰,運轉效率極低。

華為EMT給出的解決辦法是:讓三個不同部門的經理結合形成一個團隊,“親如一家”,一起吃飯、一同談判、一起住酒店,甚至一起生活。

但任正非認為,最佳化結構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關鍵是要將權力下放到一線。任正非總結說:要讓聽得見炮火的人,去呼喚炮火。

至此,華為權力制度已經全部成型,戰鬥力猛增。從2004到2021,華為的營收翻了18倍,蟬聯中國民營企業排行榜榜首。

四、結語

為了削弱自己的決策權,從1987年創立華為至今,任正非陸續將99%的股份轉讓給了華為工會。在華為,任正非更多的是一位精神領袖、“吉祥物”。得益於任正非的大膽放權,華為已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執行模式,是一臺不需要某個特定的人去驅動的“永動機”。

任正非說:我是華為的“傀儡”,但我甘心做一個傀儡。領袖沒有權力,制度、流程才擁有權力。

而在“傀儡”任正非的背後,崛起了一個個如餘承東、徐直軍、何庭波這些不甘平凡的華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