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遺址出土，讓世界為之震撼，一個史無記載的高度發達的上古文明，竟被埋在地下3100年之久，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部分重見天日，從而留給世人無盡的遐想。

由於三星堆文明過於神秘，以至於讓人聯想到同樣神秘的夏朝，因此三星堆的重見天日，在進一步證實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的特徵之餘，又提出了一個疑問：三星堆文明是不是古史中的夏朝？

一，甲骨文不支援夏朝是三星堆

甲骨文顯示，商人與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國交往，經歷了戰爭、接觸、友好交往三個階段，正所謂不打不相識，之後可能雙方距離較遠，彼此又很強大，於是就開始接觸互派使者，最終雙方友好交往。

盤庚遷殷之後，商王祭祀上天與祖先神靈時的記錄，即是如今發現的甲骨文卜辭，也就是說，殷人與古蜀國的交往是從公元前3300年之後才開始的。因此，如果古蜀國是夏朝，那麼不僅夏朝歷史要改寫，而且湯武革命歷史也要被顛覆，整個夏商甚至五帝歷史都要改寫。

但距今3700年時，夏朝開始衰落，三星堆文明開始興盛，在興衰時間上似乎有所聯絡。

更為重要的是，考古證實三星堆與二里頭有著文化上的交往，兩座相隔數千裡的遺址有眾多“同款”文物。牙璋、陶盉、鑲嵌綠松石銅牌飾……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與位於洛陽的二里頭文明高度相似。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侯衛東認為，從文物相似度來看，二里頭文化對三星堆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上層禮制方面。

基於此，在湯武革命之後，有無可能夏朝一支後裔逃亡四川，在四川又延續了夏朝，三星堆遺址會是夏朝的一個分支嗎？其實，如果古蜀國是夏朝後裔所建，那麼商朝發現“前朝餘孽”時會有什麼反應？想必不會是甲骨文中顯示的那麼友好。

二，周人態度否定夏朝是三星堆

《史記》記載，按照中國傳統二王三恪制，周武王克殷之後，尋找夏朝開國君主夏禹的後裔，結果找到東樓公，便將他封到杞地（河南杞縣），延續杞國國祚，主管對夏朝君主的祭祀。

《論語》記載，孔子曾為考察夏朝之禮而到訪杞國，但是由於杞國文獻大多散失，因此孔子感慨道：“夏朝的禮，我能說出來，但是夏朝的後代杞國不足以證明我的話。”

不管杞國是不是夏朝後裔，這兩段記載說明當時社會普遍認為杞國是夏朝後代。

三星堆文明後期，可能爆發了內部動亂，一部分人遷徙到了金沙遺址，距離三星堆40公里的地方，之後金沙遺址附近的古蜀國一直延續到了戰國時期。遷徙到金沙遺址百餘年後，周武王興兵伐紂，古蜀國是其中諸侯之一，“牧誓八國”第一位是庸國，第二位就是蜀國，但也幾乎僅此而已，沒有介紹古蜀國來歷、作戰等情況。

如果古蜀國是夏朝的話，在商周交替的敏感政治時期，為了表明夏朝後裔反抗紂王無道跟隨周人作戰，周武王怎麼都應該在政治宣傳上隆重推出古蜀國，怎都會將古蜀國的夏朝後裔來歷重點說明才符合邏輯。

然而無論是西周，還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期，都無人將古蜀國與夏朝聯絡起來，反而更多的是將巴蜀地區視為蠻夷之地，中原史家一度無視古蜀國。

三，考古勾勒出三星堆先民來源

作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三星堆文明的重見天日，表明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都屬中華文明的母體。那麼，作為中華文明起源多元一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三星堆先民到底有何來源？

1995年，在四川成都市新津縣城西北的龍馬鄉寶墩村，考古發現了“寶墩遺址”。寶墩遺址是川西地區最早和最大的古城，面積先為60萬平方米，後擴增為近300萬平方米，其建造年代在公元前2550年，廢棄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從年代來看，寶墩遺址應該是古蜀國的開國之都，很可能是古史中記載的蠶叢、柏灌等蜀王的都城。

寶墩遺址之後，根據考古發現的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溫江魚鳧古城、崇州雙河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大邑鹽店古城等遺址判斷，古蜀國的國都不停地向北遷移，古蜀國的勢力不斷向北擴充套件與延伸，大約在距今3700年時停留在了廣漢鴨子河畔，創造了璀璨的三星堆文明，大約在距今3100年時遷徙到距離三星堆40公里的金沙遺址，後來戰國時秦國司馬錯滅掉了蜀國，流傳了數千年的古蜀國至此滅亡。

也就是說，寶墩遺址的興衰比上古五帝還要早，大約與三皇處於同一時代，在夏朝晚期時古蜀國遷徙到了三星堆，整個過程可以透過上古遺址清晰地勾勒出來，因而三星堆不可能是古史中的夏朝。如果三星堆是夏朝，那麼就代表三皇五帝等人都可能在四川盆地，這無疑將顛覆中國的整個上古史。

一切神秘的東西，都源於人們對其不瞭解。三星堆並不神秘，更不是外星文明，只是因為對其缺少了解的錯覺。隨著地下文物的不斷“挺身而出”，隨著研究的深入，三星堆的面貌將會越來越清晰。如今，已經基本可以確認，三星堆文明是中華文明多元起源地之一，但並非隔絕發展的文明，更非古史上的夏朝，而是受到中原夏商文化一定影響的文明。

參考資料：《何一民：4500年成都歷史脈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