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秦漢時期的大一統思想，為後世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大一統”一詞始見於《公羊傳》，是解釋《春秋》隱公元年所紀“元年，春，王正月”句。其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這是“大一統”三字首次連用，成為一個名詞而存在，後人在使用“大一統”這個概念時，也都是依據這一詞衍生而來，如董仲舒曾兩次在闡述自己的“大一統”觀時，提及“《春秋》大一統”。在公羊家的解釋中，“大一統”的本義在於推崇“立元正始”、以“一統”為大，即《管子》中說的“總持其本，以統萬物”。“元”即“大一統”思想中的核心，“大一統”思想形成的初始階段，《春秋公羊傳》曾起過重大作用。縱觀歷代學者對“大一統”的解釋，大致包含三個“一元”：道統一元，即萬法歸宗，天命歸一；時間一元，即萬世一系；空間一元，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而，所謂“大一統”所含所指的就是思想、政統以及疆域的一體性，三者缺一不可。

對於統治者來說，只有擁有高度集中的最高權力，四海之內都為之所有，國家內部各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保持一致，內無異心，外無強敵，其統治方針才能貫徹，政權才能穩固，故而源自《公羊傳》中的“大一統”三個字對中國曆代王朝構建意義重大且影響深遠。

春秋戰國時期是“大一統”思想的發矇時期。由於禮樂崩殂，天下秩序缺失，導致群雄並起，逐鹿中原，政治局勢錯綜複雜，軍事鬥爭層出不窮，“民無所錯手足”，居於亂世之中的諸子百家祈望太平與統一，在各自的著作中反映這一訴求。老子主張“侯王得壹為天下正”；墨子認為“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韓非子提倡“要在四方，事在中央”；孔子希望應藉由禮樂制度來恢復天下秩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孔子身後，孟子和荀子也都繼承了孔子的精神，孟子為天下“定於一”而發聲；荀子提出“四海之內若一家”的概念。諸子的眾多主張紛紜不同，但對於“天下一統”的渴望卻令人關注的一致，其背後深意令人不能忽視。春秋戰國時期對於“大一統”傳承和發展的重要性在於：它承上啟下地連線了中國兩個“大一統”時代：諸子百家所懷念的西周“大一統”時代，以及其後具有高度統一性的秦王朝，成為了兩個重要的統一王朝的連線點，並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大一統”理論基礎。

伴隨著秦朝“一統”國家的建立，“大一統”已不再是策士們紙上勾勒的藍圖和口中縱橫的闊論，而是成為了現實存在的統一王朝，完美了“大一統”的概念，正如秦丞相李斯所說：“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秦始皇掃清六合統一中國之後，也統一了文字的字形和度量衡，不僅在外顯的政治上統一中國，也在內隱的文化上統一了中國，自此之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天下歸一。

漢朝是繼秦之後又一個“海內一統”的王朝。儒生們將儒家思想中有關“大一統”的要義提煉出來，對其內涵和外延都做了昇華，其中以西漢董仲舒、東漢何休為代表。董仲舒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同貫也。”何休在《春秋公羊傳解詁》中也將提倡“大一統”思想放在重要位置：“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統者，始也，總系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佈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據《漢書》記載，漢武帝自己對“大一統”的闡釋有“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一句，明確了漢代統治者的天下觀念，對於漢朝構築天下秩序有著強烈的理論指導作用。

理論建構的躍進，使漢代的“大一統”現實也隨之快速推進。西漢初期，經過漢高祖至漢景帝時期的經營，西漢王朝透過冊封、和親乃至訂約等多種方式確立起了由郡縣、藩臣、外臣構成的“天下”統治體系。自“七王之亂”後，漢景帝大幅度削弱了封國，主要改變有三：其一，對於參加叛亂的七國，除了儲存楚國並另立楚王外，其餘六國皆被廢掉；其二，繼續推行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政策，先後加封了十三個皇子為諸侯，同時收回諸侯王任免官吏和徵收賦稅的權利，剝奪其對封國的管理權，改由皇帝任命的官吏進行管轄；其三，諸侯王不能自治其國，無權過問封國的政事，只能按朝廷規定的數額收取租稅作為俸祿，失去了政治實權。自此，中央政權權利大大增強，諸侯王的力量則相應地被大幅度削弱。諸侯國雖仍然存在，由於諸侯王失去了統治權，其實際地位已與漢郡無異，已經不再具有同中央對抗的物質條件，喪失了從根本上挑戰皇權地位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