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名著700種之第112種《人類幸福論》是英國早期空想社會主義的最卓

漢譯名著700種之第112種

《人類幸福論》是英國早期空想社會主義的最卓越的文獻之一。由於它具有濃厚的革命氣息，同時又寫得深人淺出，文筆動人，引用的材料豐富翔實，因而成了19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英國工人們最喜愛的一本讀物。

18世紀下半期開始的英國產業革命，到了19世紀最初25年己經全部完成。機器生產逐漸排斥了手工勞動而在國內取得了統治地位。在這期間，英國的生產力有丁很大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工業企業大批出現。與此同時，英國的無產階級的隊伍也在不斷成長和壯大。

但是，英國的產業革命給廣大的勞動人民所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極端的貧困和深重的苦難。機器生產使廣大的小生產者陷於破產，使農民群眾失去了自已的土地。他們之中除了一部分進入工廠直接受資本家剝削外，其餘的變成了失業的常備軍，經常掙扎在飢餓線上。同時，新的工業裝備又使得資本家有可能僱傭大批的女工和童工，並對他們進行極其殘酷的剝削。

19世紀初期，英國工人的勞動條件是十分艱苦的。他們一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弄得精疲力盡，而所得到的報酬卻很微薄，僅夠維持最低的生活。他們的居住條件同樣也很惡劣，經常是一家數口擠在一個十來平方米大小的房間裡。由於過度的勞動，女工的早衰和童工夭折的現象十分嚴重。至於失業工人的境況更是非常悲慘。

失業、貧困、政治上的迫害，以及長期對法戰爭所造成的嚴重的經濟後果，都促使英國無產階級對統治階級由內心的不滿而逐漸發展為自發的鬥爭。不過，工人們在最初的時候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不幸的真正根源，而把一切都歸咎於機器。因此，有一個時期，特別是在1811年至1812年間，工人搗毀機器的運動達到了相當廣泛的規模，直到 1819 年的工人運動之後，英國的無產階級在現實的教育之下才逐漸意識到自己的不幸並不在於機器，而在於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

以上就是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約翰·格雷思想觀點形成的歷史背景。

約翰·格雷1798年生在蘇格蘭，卒於1850 年。幼年家貧，十四歲時就因生活所迫離開學校，到倫敦的一些大工廠和大商號中工作，開始獨立謀生。由於工作關係，他到過英國的許多地方，結識了各行各業的不少人士，有機會親眼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嚴重缺陷”和廣大人民生活的貧困。後來，格雷對他所接觸到的這些實際材料進行獨立思考，並且在這一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具有鮮明特色的思想觀點。

《人類幸福論》是英國早期空想社會主義的最卓越的文獻之一。由於它具有濃厚的革命氣息，同時又寫得深人淺出，文筆動人，引用的材料豐富翔實，因而成了19世紀20年代至 30年代英國工人們最喜愛的一本讀物。格雷在《人類幸福論》中首先表述了自己對幸福的看法。他認為人的需要有兩種：“一種是作為有生命的生物所固有的需要；一種是作為有理智的生物所特有的需要。”前者表現為人需要衣服、食物和住房；後者表現為人都具有求知慾。他說，在這兩種自然的需要沒有獲得滿足以前，人是不能得到幸福的。接著，格雷列舉了大量的事實來說明，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是在物質需要上得不到滿足，便是在精神需要上得不到滿足。因此，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管是富人或窮人都是不幸的。正如英國別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湯普生和佈雷一樣，格雷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時也是以斯密和李嘉圖的價值學說作為武器的。格雷特別強調“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東西，能使生活愉快和舒適的一切東西，都是人類的勞動創造出來的”。他把社會上每一個不參加生產勞動的成員都叫做非生產者。這些人中除了向社會提供有益的服務的醫生、藝術家和教師外，絕大多數都是無益的成員，他們都是靠生產階級而生活，也是向這一階級所徵收的一種“直接稅”。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越是把自已勞動貢獻給有益目的的人，越是受人鄙視，而越是能夠靠自己的財產來支配別人勞動的人，卻越是受人尊敬。格雷認為這種現象是十分不合理的。他主張在未來的社會中，必須把這種情況整個顛倒過來。

格雷的《人類幸福論》的最有價值的一面，在於它論證了價值是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揭露了工人所創造的價值絕大部分都為不參加生產的資本家和地主據為己有，指出這是同以公平交換為前提的價值規律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從而要求把勞動者所創造的財富全部歸還給他們。正如恩格斯對整個英國空想社會主義所說的那樣，格雷也是“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圖的價值學說和剩餘價值學說，以攻擊資本主義生產”的。

但是，我們在《人類幸福論》中也發現了作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格雷的一般歷史侷限性和他的階級侷限性。我們知道，空想社會主義者從來都不認為自己僅僅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而是以全社會各個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自居的。他們宣稱，不但要改善“最受苦的”工人階級的生活，而旦還要改善社會上養尊處優的那些成員的生活。這一點在格雷身上表現得最明顯不過。格雷一方面固然深切同情被剝奪去將近五分之四的勞動產品的生產者生活的貧困，另一方面卻又憐憫剝奪他人勞動產品的非生產者的處境的困難，認為在充滿了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商人階級得到的財產數量，是他們的服務可能得到的最小數量”，“債主和房東得到的財富，是他們靠放債和出租房屋可能得到的最小數量”。在格雷看來，連這些人都不能算是幸福的。因此，格雷主張在未來的社會中不但要取消剝削勞動人民得到目己的全部勞動產品，而且還應該廢除競爭，以使讓商人債主和房東得到最大數量的收入。格雷這種同時要改善兩個利益完全對立的階級的狀況的想法，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不理解無產階級的世界性的歷史使命，對階級鬥爭，特別是對政治鬥爭採取否定的態度，是整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共同特點。這種傾向在格雷的身上也表現得很突出。格雷雖然對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剝削人的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但他卻把剝削制度同剝削者嚴格劃分開來，認為剝削的過錯在於制度，而不應歸罪於任何個個別的人，甚至任何一個階級。因此，在他看來，“對於一個由於他無力判斷的情況而偶然處於壓迫者地位的人，哪怕懷有一點點的敵意都是非常不公平的。”

從這一種觀點出發，格雷堅決反對暴力革命。他說：“我們最不贊成採取暴力手段來消除貧困；我們相信，暴力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達到長期的改善。”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社會制度》中，格雷竟要求人民停止進行任何政治爭論，甚至應放棄向議會遞交請願書的權利。在格雷看來，只要向人民指出真理，說明目前制度的錯誤，並且提出一個較好的制度，似乎不需要經過任何政治鬥爭就可以從資本主義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由此不難理解列寧為什麼把整個空想社會主義叫做“非政治的社會主義”。除了上面所說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所固有的歷史侷限性外，在格雷身上還存在著由於強烈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所產生的階級侷限性。這一點也是格雷同歐文發生主要分歧的所在。歐文把私有制看作人類一切災難的根源，因而堅決主張加以廢除，即便是小私有制也不例外；而格雷卻主張儲存小私有制，也就是說要儲存小商品生產的條件。他說：“這裡所談到的計劃，和歐文先生的計劃截然不同，但是我希望它將是有益的，它會向全世界證明，利益的一致跟個性和跟財產的差別完全是並行不悖的”這幾句話充分反映了格雷的上述見解。

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這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把按照社會主義協作的方式來組織生產看作一項首要任務。他們力圖透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途徑來消除社會的貧困，從而達到改善社會全體成員的生活的目的，而格雷卻從深受市場價格波動之苦的小生產者的利益出發，把組織流通擺在首要的地位。他認為：“只有徹底改革商業制度才有可能使人們得到重大的福利”。正是這一種觀點促使格雷後來在《社會制度》一書中提出“勞動貨幣”的學說，企圖在不觸動所有制的基礎上用“勞動貨幣”來克服商品銷售的困難，消除所謂貨幣對於商品的權力。

不過，格雷上述的錯誤見解，在《人類幸福論》中還不曾形成有系統的理論。在這本書裡占主導地位的，是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批評和對人剝削人的現象的揭露。正是基於這一個理由，格雷的《人類幸福論》一直被看作是英國早期空想社會主義的一本優秀著作。

【本文是《人類幸福論》中譯本序，由郭一民老師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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