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歷史的發展離不開古希臘城邦文明時期，在這一時期建築、哲學、文化、法律、科學等各個領域都湧現出很多的人才，促進了時代的發展，他們在這個時代努力的思考著人生的意義，並傳達了人類應該具備的價值觀和使命感，是克里特文明與邁錫尼文明的延續，也因此在這一時期誕生如此豐富多彩的文化。
一個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地理上的優勢。古希臘城邦文明的演變離不開地中海，在這個地中海文明圈中，古希臘的地理位置突出，尤其是雅典作為古希臘時代最重要的城邦，其四下裡的商業往來，促進了各個民族之間的交流，不同民族的習俗和文字都在這裡慢慢的匯聚，並逐漸的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並不斷伴隨人流走向整個地中海文明圈。
當然如何傳播文明，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畢竟在言語不通、理念不同的情況下，如何才能讓對方感受到自己語言的精深和道理，這就需要一個人具備一定的口才，或者說是演說能力。也因此在古希臘時代演說作為一種傳播文化的形式，逐漸變得被大眾所接受，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歐洲近代文明程序。
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發現，演說作為一種表達個人觀點和意思的一種方式，早在荷馬時代就已經誕生。荷馬時代是脫胎於荷馬史詩的記錄，雖然從嚴格意義上來論，荷馬史詩雖然不能算是史書，但對研究邁錫尼文明消亡到古希臘城邦興起這一段歷史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其記錄所採用的的歌詞形式，為演說中的修辭學奠定了基礎。
荷馬史詩的內容來源十分豐富，其涵蓋了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9世紀時期這一段歷史，是根據民間的傳說加上一部分現實發生的故事編纂的詩歌，被各路說唱詩人廣為傳唱。荷馬史詩所採用的修辭非常多，被史學家形容為“辭章華麗，妙語迭出”，其中生動的形容和比喻比比皆是，由此可見雖然荷馬史詩並不一定是荷馬本人所寫，但也可以從側面反映他本人絕對是一個善用修辭的語言高手。
而修辭學後來也成為演說藝術的基礎，從後來古希臘時代演說的情況來看，善於運用修辭的手法基本上是每一位演說家必須要學的，甚至演變到後世，還有專門的修辭學校出現，毫不誇張的說，荷馬史詩奠定了未來演說的基礎，是演說時代萌芽的狀態，不過由於這一時期是處於混亂的一個狀態，因此不具備演說大規模形成的必要條件。
不過隨著氏族制逐漸的向奴隸制過渡，社會也逐漸的安定下來，在公元8世紀左右，在希臘半島逐漸建立起來的城邦為演說提供了發展的溫床，而這一切的開端，都要從古希臘城邦時期的公民大會說起，透過荷馬史詩的記錄來看，公民大會似乎是在荷馬時代就已經出現，由此可以說明，公民大會是城邦文明穩定的基礎。
早期的公民大會，是有氏族首領（或者王或者貴族議會）召集氏族公民決斷和討論部落大事的形式，一開始大家都用呼聲表示贊同或反對，不過隨著城邦初步建立以後，公民大會的制度也不斷的改善，特別是雅典的公民大會，大家基本上告別了透過呼喊聲大小來決定城邦事務，而是採用了一種較為文明的方式。
每個公民對於城邦內的事務，都可以擁有一次發言權，不外乎觀點有兩個，贊同或者反對，在發言的時候任何人不得出聲，表示對發言人的尊重，發言完畢以後，如果有人反對或贊同，也可以針對提出自己的意見或反對，採取的是同樣的發言方式，然後其餘的公民可以透過投票來針對該人的發言進行表決，票數多的即可透過。這種發言的方式就是演說。
從公元前6世紀初開始，雅典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加強了城邦的民主制度，演說作為一種表達個人觀點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加強，比如在梭倫改革時期，梭倫早年是一個商人，在各地經商的過程中，逐漸的瞭解到了民生疾苦，特別是貴族對平民的壓迫態勢，出於對雅典的熱愛，促使了梭倫內心深處對社會迫切的改革。
於是這一時期梭倫經常出現在雅典的平民廣場上，被當時的人們形容為“瘋了一般”，梭倫一邊捶打著自己的胸口，一邊嘶聲力竭的演說，他演說的內容除了對國家時事的建議外，還有就是對貴族貪婪的譴責，這一切都使得梭倫獲得了巨大的聲望，並在公元前600年，梭倫成功的被選為雅典將軍，並在公元前594年當選為執政官。
事實上在當時梭倫本身是具有貴族的身份的，在平民廣場上嘶聲力竭的演說，在當時被人看做是特別有失身份的一件事，但梭倫本人不在乎，為了給國家帶來巨大的變革，他不惜拋棄自己的臉面，贏得了全雅典公民的敬重，隨著雅典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演說作為公民日常爭取自己權益的一種方式變得更加普及起來。
梭倫改革不僅僅奠定了雅典民主制度，甚至還開創了法律對全社會的約束，梭倫改革之中有一項是設立公民陪審法庭，而一方公民控告有罪的一方也採用的是演說的方式，比如古希臘時代著名的演說家呂西亞斯就曾專門給人寫控訴演說詞為生，在三十僭主時代結束以後，呂西亞斯因在法庭上控訴三十僭主之一的埃拉託斯特尼斯殺害其兄長罪名，這一場控訴演說也也是呂西亞斯成名經歷之一。
呂西亞斯不僅僅寫法庭控訴演說辭，甚至還寫了不少的政治演說辭，特別是對雅典民主制度推崇，呂西亞斯特別善於運用修辭，使得他所寫的演說辭更加令人信服，應該說呂西亞斯是古希臘時代最出名的演說家並不是沒有原因，甚至變相推動了演說的發展，從梭倫改革時代以後，演說就已經成為了古希臘在日常生活中必不缺少的一環。
在古希臘時代演說就已經成為了特殊的藝術之一，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是古希臘演說文化輝煌的時代，並且這一時期也誕生了不少以演說為生的演說家，比如我們之前提到的創辦修辭學校的伊索克拉底，除了他本人是古希臘著名的演說家外，他本人也致力於培養演說家而聞名，他的學生後來大部分都成為了演說家，並在各種的演說比賽中奪得冠軍。
事實上也不僅僅是在古希臘，在希臘化時代的到來中，這股演說之風吹遍了整個地中海沿岸，包括深受古希臘文明薰陶的古羅馬，在共和國末期，古羅馬著名的演說家、法學家西塞羅，就曾經不遠千里的前往羅德島學習古希臘的演說技巧，甚至於他本人可以用十分流利的古希臘語進行演說，並翻譯了大量的古希臘哲學著作。
最為值得一提的是在喀提林事件中，西塞羅在元老院一番精彩的演說，不僅成功揭露了喀提林以及其同夥的陰謀，也因為傑出的口才當選為執政官，西塞羅本人雖然並不討喜但是他的演說還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包括它的政敵古希臘著名史學家撒路斯提烏斯（此人曾追隨愷撒），他參考了西塞羅的演說寫了不少古羅馬時期的史學著作，其中就包括《喀提林陰謀》。
不過古羅馬時期的演說，通常都和政治活動掛鉤，特別是在元老院會議時期，與會的人基本上都擁有發言的權力，就針對一部分特定的事情發表自己的看法，也基本上奠定了羅馬共和國時代的政治基礎，直至羅馬帝國時代到來以後，元老院以及公民大會所擁有的權力地位才逐漸的被削弱，但演說作為一種表達自身觀點的方式，卻一直被人們所繼承到了今天。
從古希臘到古羅馬，演說的出現促進了更多公民參與到政治中，並能夠對國家事務發表自己的看法，同時對整個社會文明的推進也具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一部分哲學觀點也往往都是在演說中不斷髮展壯大，雖然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並不是演說家，其本人也從不在公共場合演說，但蘇格拉底對語言的修辭和描述，很大一部分是受演說家的影響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