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更好傳播與展示中華文明發展脈絡，將考古發現與公共教育相結合，讓長江文明薪火相傳，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今年2月特別推出公共考古讀物《長江中游的史前時代》。
當全新世晚期的亞熱帶季風吹過長江，文明的曙光在這裡升起。文明發生前夜的故事沿著滾滾長江之水，流淌、蔓延於中華大地。從蝸居山洞到向平原遷徙，帶著形狀各異的石頭工具，古猿們走過漫長的進化之路，終於實現“生而為人”的心願。
從野外採集食物到發展農業生產，從馴化家畜到建造房屋，從聚落群體發展為城邦古城，祖先們傾其一生，不斷求索。他們是中華文明最初的創造者，將燦若繁星的新石器文化留給大河兩岸。新石器時代並無文字記載，對這段歷史的瞭解全部來自考古發現。文字與書寫為文明加速，歷史是文明的劇本。在這個古老到可以盡情想象的時空，我們懷著無盡的好奇心，回頭看。
（圖1-2：石家河文化小陶偶，湖北天門石家河文化遺址。）
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有著複雜而多樣的地理特徵，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創造出豐富、獨特文化面貌，透過持續的分化與整合，歷經斷層與重生，最終步入文明。長江，亞洲第一大河，沖決巴山群峰，浩蕩東行。早在200萬年以前，已有古人類在此繁衍生息。
（圖3：鄖縣人出土地，湖北隕縣學堂樑子。郝勤建攝影，2006年。鄖縣人頭骨共兩件，分別發現於1989年和1990年。鄖縣人的生物學命名“Homo erectus Yunxianensis”屬於直立人，生活在距今約100萬年前，是遠古人類大家庭的重要成。）
（圖4：鄖縣人2號頭骨正面。鄖縣人的腦容量約為1064毫升，僅有微弱的矢狀脊，面部和顱底表現出某些智人特徵。）
（圖5：鄖縣人2號頭骨側面素面圖，王雪繪）
距今約1萬年，中國史前農業萌芽，沿著滾滾長江之水，新石器文化發生並繁榮於大河兩岸。三星堆，彭頭山、城背溪、河姆渡、大溪、崧澤、屈家嶺、良渚、石家河等等。這些以發現地命名的文化型別背後是史前時期不斷成熟的農業和手工業體系、日益分化的社會層級，在設施完善的大型古城內外，軍權與王權交鋒。於持續的擴張與融合中，一些地區率先進入文明階段。距今約4000年，青銅時代到來，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互動交融，以百川入海之勢，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延續至今。
（圖6： 松滋關洲遺址，城背溪文化（距今約8500-7000年）。餘樂，拍攝於2015年。城背溪文化是湖北地區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它的直接源頭來自湖南澧縣彭頭山文化（距今約8800—7600年），兩種文化型別之間相距約100公里。）
（圖7： 陶支座一組，頂徑9。8～11。8釐米。底徑10～12釐米，高17。3～18。4釐米。湖北秭歸柳林溪遺址。柳林溪遺址是城背溪文化的核心地區，其中發現了超過1000個陶支座，大多刻劃了密集的紋飾與符號，每件支座從頂部到柱身以紋飾分為四至八等分，多為偶數等分。這些紋飾的複雜、對稱程度超乎想象，我們不妨將其假設為一種祭祀使用的“神器”。）
（圖8： 巫山大溪文化遺址遠景。大溪文化發生在距今約7000-5300年，是新石器時代的繁榮發展期。以長江中游的宜昌和荊州為核心，成長起一支強勢的文化型別，影響力從西部的瞿塘峽（東）到 南部的洞庭湖，從北部的荊山和大洪山南麓到東部的武漢。精湛的製陶技藝是這支文化最強的“軟實力”，在長達1700年的時間裡，影響了湘、 鄂、渝三地。）
（圖9：大溪文化遺址分佈圖，賴偉飛彩繪。）
新石器時代並無文字記載，對其文化面貌的瞭解全部來自考古發現。比之備受矚目，以荊楚文化為代表的長江中游青銅文明，我們對該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瞭解相對較少。然而，文明的出現是一個非線性、不斷進化的過程。長江中游地區是古代文明起源與演進的核心區域之一，新石器時代是文明的孕育期，為文明的發生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與物質準備。對長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瞭解，有助於深入文明的內部結構，探索文明發生前夜的精神與物質準備，以此為線索，找到中華文明經久不衰的內在動力，讓文化傳承因創新而致遠。
（圖10：城河遺址航拍圖。彭小軍攝影，2019年。城河遺址位於湖北省荊門市後港鎮雙村村，地處漢江西岸，修建於屈家嶺文化時期（距今約5300-4500年），沿用到石家河文化時期。城河古城佔地面積70萬平方米，是迄今為止發現的長江中游同時期第二大古城遺址。城河遺址內發現了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築、祭祀遺存等重要遺蹟）
（圖11：《長江中游的史前時代》圖書）
《長江中游的史前時代》共15萬餘字，涵蓋了長江中游地區從舊石器文化到新石器文化的完整內容，精選各類遺址、文物圖片共510幅，手繪彩色圖稿106幅，包括十餘位考古領隊對第一現場的解讀。《長江中游的史前時代》以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時代的考古發現為資料基礎，在考古學、人類學、藝術史和傳播學的多維視角下，闡釋與展示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明的“進化”特徵與逐漸“文明化“的過程。
（圖12：雕龍碑遺址房屋基址。雕龍碑遺址位於棗陽市鹿頭鎮南部，使用年代約為距今6300年至4800年期間。考古學家在5萬平方米範圍內找到20座房屋基址、199座墓葬、37個祭祀坑和大量陶器。很多特徵顯示，這裡是一個融合了南北文化的大型居住區。
本書作者、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於淼博士介紹：近100年來，考古學家傑出的工作成果揭示出史前社會豐富的文化面貌，成為歷史最客觀的例證。《長江中游的史前時代》致力繪製一份由考古發現構成的長江中游新石器“家譜”，展現歷史時空中的“上下文關係”。該書未使用學術化敘述框架，以文化發生的時間為序，根據不同時期實物遺存的特性設計與之相契合的“社會場景”，突出物品的藝術性與啟示。史前時代不僅是一個時間概念，也是蘊含著豐富的原始經濟、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特殊時期。文明發生的過程與物種演化相似，在這個不斷進化的過程中，中華古人類歷經滅絕與重生，在第九次地球氣候變暖之際走進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文化留給今天數量巨大的遺，這些曾經出現在古人生活中的物品，今天再次出現，因無文字劇本而散發神秘光輝，巨大的留白是想象力馳騁的空間。
（圖13：雕龍碑遺址建築中使用的推拉門與房屋結構復原彩繪圖。賴偉飛繪。雕龍碑遺址位於棗陽市鹿頭鎮南部，使用年代約為距今6300年至4800年期間。考古學家在5萬平方米範圍內找到20座房屋基址、199座墓葬、37個祭祀坑和大量陶器。很多特徵顯示，這裡是一個融合了南北文化的大型居住區。
（圖14：雕龍碑遺址隨葬豬骨架彩繪，賴偉飛繪）
（圖15：大溪文化刻劃符號，湖北秭歸柳林溪遺址）
（圖16：大溪文化刻劃符號一組，湖北宜昌楊家灣遺址）
《長江中游的史前文明》之內容基於但不限於區域文化，從“人類漫長的進化之路——要走多久才成為人屬”到“考古學回頭看的好奇心——人類從何時開始考古”；從“國家出現前夜到“考古學家的敵人”。將新石器文化置於人類進化的鏈條中，透過對中國史前時代考古成果之概括，為讀者諸君建構“走進新石器時代”的背景資料。本書在創作的過程中得到了多位考古學家的支援與指正，籍此拙作向考古工作者表達最誠摯的敬意。
（圖17：大溪文化黑曜石人像，湖北秭歸柳林溪遺址。寬1。9cm、高4。5cm。這位促膝而坐、目光凝重的“小神人”是長江流域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人像雕塑。考古學家認為，這是一尊神像，體現了同時期人們的宗教信仰。仔細端詳可見小神人五官清晰，目光淡然，微微抿著的雙唇讓他顯得謙遜而溫和，額頭正中有一個三角形的劃痕，發亮的鼻尖很可能是被多次撫摸的結果，頭頂有一對角，應為冠飾。因其前臂折斷，故無法獲知其的手部姿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方勤介紹，1921年，以對仰韶文化遺蹟的考察為開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走過百年曆程，考古學以豐碩的成果揭示了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餘年的文明史。文化在傳播中傳承，在我國文化遺產事業發展的全新時期，做好對考古成果的解釋、傳播與應用工作和考古發掘工作同等重要。作為對“長江中游文明程序研究”課題的擴張與延伸，《長江中游的史前時代》是一本以公眾為讀者物件的考古讀物，內容詳實、充滿啟示。
（圖18：門板灣大宅遺址，湖北省應城市，修建於屈家嶺文化時期（距今約5300-4500年）。這座中國新石器時代最完整的房屋發現於1998年，坐南朝北，建築面積115平方米，套內面積83平方米，以規整的長條形土坯磚，錯縫平砌而成。這座大屋位於一個佔地約400平方米的院落中，牆體殘存最大高度2。2米，為連續4房並排套間結構，共有9個門，從任何一個入口可以走遍大屋的各個角落。）
（圖19：門板灣大宅遺址的走廊與東門）
湖北大學考古與文博學院孟華平教授介紹：長江流域是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發源地，先民們擇水而居，為文明的發生提供了豐富的精神與物質準備。迄今為止的考古發現表明，長江中游地區進入新石器文化的時間始於距今約9000年前，於距今約6000年出現成熟的農業體系，持續壯大的聚落群體與繁榮的手工業相伴相生，掀起了長江文明的第一次浪潮。隨著中心聚落的形成與持續擴張，長江中游地區實現了文化整合，並向北擴張，對黃河流域產生影響。在此後2000餘年間，歷經強盛、突變與衰弱，於距今約4000年左右，以石家河古城的衰弱為標誌，長江中游地區步入青銅時代。《長江中游的史前時代》一書系統呈現了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豐富的文化面貌，展示長江中游地區在國家與文明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
（圖20：石家河文化牙璧形器，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長7。35cm、寬 7。15cm、厚 0。3~0。6cm 。
（圖21：石家河文化刻劃符號，湖北房縣七里河遺址）
（圖22：石家河文化紅陶杯遺存。湖北天門石家河文化三房灣遺址。三房灣遺址位於石家河古城內西南部，這裡地勢較低，為專業陶器生產區。遺址中發現了陶窯、蓄水池和儲存製陶原料的黃土坑。考古學家揭開淺層表土，在不到一米深的地方， 發現數以十萬計的紅陶杯，這些杯具散落在地面，組成一幅壯觀的石家河文化“後現代藝 術作品”。紅陶杯大多殘破，或許是為了表達特殊的用途而擺放，也可能是製作過程中被廢棄的殘次品。）
（圖23：石家河文化玉鷹，通寬2。5cm， 高2。4cm。，厚1cm。湖北天門石家河文化遺址）
新石器時代是一段“挖”出來的歷史。考古學家的傑出工作令人驚歎。《長江中游的史前時代》在資料選擇方面突出實物遺存的代表性與敘事框架的完整結構，透過版式設計體現內容的個性特徵與節奏感，力求引領讀者諸君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走入史前時代，感受由先民們的藝術創作譜寫而成的史前文明之歌。本書共分為八個部分。第一章：漫長的進化之路。透過對人類起源的概述，將中華古人類與發現於長江地區的古人類至於人類進化鏈條中加以考察。第二章：從新石器到先秦。對中國新石器文化進行概述，在此基礎上將史前文明與青銅文明以連續的方式展開。豐富的內容旨在傳遞如下觀點：文明不是憑空出現，其經歷了漫長的醞釀期。在神話與傳說之外，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文化遺存為探討文明與國家的起源提供物證。第三章：考古學，回頭看的好奇心。以詼諧幽默的方式系統介紹考古學的內涵、工作流程與意義。第四章：走進新石器時代。是對長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之綜述。第五章至第八章的內容依據年代序列依次為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以上四個長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發展階段跨越5000年，呈現獨特的地方特色與持續發展的特徵。
（圖24： 《長江中游的史前時代》目錄）
（圖25：《湖北京山朱家咀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中的4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海繪於1960年。在沒有印表機與電腦的年代，考古學家以手稿形成考古報告。這些雋永的字跡背後是延續百年的中國考古精神：知行合一、嚴謹認真、持之以恆、咫尺匠心。）
（圖26： 石家河文化小陶偶出土時的狀況）
（圖27： 石家河文化小陶偶一組，高度 4~9cm。湖北天門石家河文化遺址。 這些小陶偶造型精湛，數量超過一萬個，發現時大多臥倒於灰坑之內（祭祀之後的遺存）。它們很可能用於代替真正的動物，或是表達某種美好寓意。古代藝術家準確地捕捉到大自然中最真實、精彩的瞬間， 用泥土定格成為永恆。）
《長江中游的史前時代》展現了一首宏大的史前文化交響詩，由古人類時期的奏鳴曲式進入，隨後過渡到農業文明起源階段的第二樂章中，以慢板的方式展開。以長江中游的第一次文明浪長為承接，進入第三樂章的詼諧曲式，展現群雄崛起時期的文化面貌。隨後，以石家河文化時期上古迷城的繁榮與衰弱為結束，在奏鳴迴旋曲式中完成最終樂章。
本書在創作之初名為《長江中游的史前文明》，隨著對文明之起源與內涵的逐步深入，常常被文明的定義所限制，每一次對書稿的修改，都是一次觀念的進化過程。史前文明位於文明的起源階段，因年代久遠導致證據不足，導致對是否屬於文明階段的判斷模凌兩可。例如，刻畫符號是否具有文字的性質與功能？在銅石並用時代，從藝術品的工藝分析，已具有明顯的金屬工具使用特徵，但缺少金屬冶煉的證據。早期的古城是否具有城市的性質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如依據文明的定義進行篩選，將會損失大量與文明直接或間接相關的證據，更大的損失來自對讀者想象力的制約。
（圖28： 屈家嶺遺址航拍圖。屈家嶺遺址位於湖北省京山市屈家嶺管理區，以屈家嶺遺址為核心，周圍分佈著 由殷家嶺、鍾家嶺、冢子壩等十幾個遺址組成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總面積2。84平方公里。1954年，考古學家在這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由張雲鵬先生命名為“屈家嶺文化遺址”。屈家嶺文化大約發生於距今5300年至 4500年前，經過最初的本地擴張，晚期佔據淮河上游，向中原推進，深刻影響了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圖29： 穆林頭遺址玉鉞。長21。8cm、上寬11。3cm、刃寬13。42cm、厚0。7cm、孔徑1。65cm。“穆林頭遺址”位於湖北省襄陽市保康縣馬良鎮，屬於屈家嶺文化時期的高等級貴族墓葬，出土了象徵王權的玉鉞以 及象徵天文與曆法的玉璇璣。以上兩種具有權杖和禮儀性質的玉器為屈家嶺文化首次發現，二者出土於同一座墓葬似乎暗示著此時穆林頭 的統治者已經掌握了王權與神權。該遺址的發現證明，屈家嶺文化區域已經擴充套件到江漢平原北部的荊山地區。）
（圖30： 石家河文化玉人頭像（右）長 3。1cm、寬 0。9cm、厚 0。6cm ，湖北天門石家河文化遺址）
在考古學成為公眾熱點的今天，考古工作者有必要為公眾提供更多的資料與路徑，以客觀的方式展現歷史，瞭解文明的起源。從觀察器物到感受古人的審美經驗，是進入文明的一種方式，由藝術品組成的歷史劇本是探索文明最合適的路徑。新石器時代，沒有教條與規訓、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時代，古人的藝術經驗源自日常生活，以天地萬物為素材，於自然中汲取靈感，以藝術創作連線他者，建構生活。滾滾長江東逝水，浪潮起起落落，從洞穴棲息時代的遊民到農業社會定居生活的大型聚落群體，作為工具的藝術與作為審美的藝術如影隨形。源自和諧的優雅，於詼諧中彰顯莊嚴，寫實卻不拘泥形式是史前藝術的顯著特徵。那些透過藝術創作賦予秩序，傳遞愛與關懷，在有限中追求無限的人們，是史前文明的締造者，是我們的祖先，也是傑出的藝術家。藝術是媒介，推動人類進化；藝術是信仰，展現精神世界；藝術是一種存在方式，藝術即文明。
（圖31：大溪文化陶碗，湖北枝江關廟山遺址遺址。高4。3cm、口徑11。4cm、圈足徑6。6cm、胎厚0。2cm。關廟山遺址發現了超過一百個陶碗，一同出土的還有大量的圓盤、小火鍋、蒸鍋、研磨器等，一應俱全的“廚房用品”奏響了大溪人的鍋碗瓢盆交響曲，也影響了後世的中國食文化。 ）
（圖32： 石家河文化玉虎 ，湖北天門石家河文化遺址，高2。8釐米，寬3。4釐米，厚1。1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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