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燕饗詩的研究雖已歷經近兩千年，但一些重要問題仍未能很好地解決，如燕饗詩的產生年代、思想主旨、型別歸屬等。這些問題之所以未能徹底解決，大都是由於材料闕如。而隨著出土文獻的不斷豐富，這些問題的解決終於迎來前所未有的新契機，尤其是清華簡《耆夜》蘊含多首逸詩，且恰好屬於燕饗詩的範疇。
古今學者對燕饗詩的產生年代問題屢有爭訟，迄無定論，大致可歸納為“西周初期”“西周中期”與“西周晚期”三種說法。鄭玄認為燕饗詩是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時期產生的，朱熹則認為產生於周公時期。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教材採用了“西周初年說”。馬銀琴提出燕饗詩產生於穆王時期，孫作雲則主張產生於宣王時期。
以上諸說，都是依據今本《詩經》及其他相關傳世文獻，學者有時對《詩經》中相同詩篇作出不同判斷，進而形成了迥異的觀點。實際上，材料的闕如是導致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清華簡《耆夜》的刊佈，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線索。
清華簡《耆夜》屬於“詩”類文獻，共包含五首詩，分別是《樂樂旨酒》《輶乘》《贔贔》《明明上帝》《蟋蟀》。這五首詩是武王戡黎凱旋後，在文太室飲至典禮上，武王、畢公、周公等相互酬唱之作。《樂樂旨酒》《輶乘》《贔贔》都屬於描繪宴飲典禮的詩作，既描寫了宴會上旨酒的甘美，也描繪了賓主間相互酬唱的歡樂場景，屬於典型的燕饗詩。而《明明上帝》與《蟋蟀》雖未直觀敘寫宴會場景，但從主旨來看，其中心思想仍反映了宴會典禮的主題，且都是在宴會飲酒時所作，故也應屬於燕饗詩。
清華簡《耆夜》開篇有類似於《毛詩序》的“序”文，以說明其創作背景，簡文曰：“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飲至於文太室。”這說明上述五首詩的創作年代是“武王八年”，且均作於“飲至”典禮上。有學者認為，燕饗詩應是直接反映嘉禮中燕禮、饗禮活動的詩歌。實際上，此解釋有望文生義之嫌。凡是禮儀儀式上能反映燕饗主題的詩都應屬於燕饗詩，而這些禮儀儀式不應僅限於燕禮與饗禮，還應包括飲至禮等。因此，飲至禮雖異於燕禮、饗禮，但因其也有宴飲儀式活動，所以飲至禮上產生或直接反映宴飲場景的詩也應是燕饗詩。這在《詩經》中並不罕見，《小雅·六月》《魯頌·泮水》等便是典型例子。
此外，《詩經·小雅》中的《采薇》《出車》《杕杜》也都屬於飲至禮之詩。而這些飲至之詩，古代學者亦已將其歸為燕饗詩。鄭玄《小大雅譜》曰：“《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朱熹《詩集傳》又云：“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換言之，《小雅·六月》之前的詩歌屬於正《小雅》，而正《小雅》皆是“燕饗之樂”。具體而言，《小雅》中的《鹿鳴》至《六月》凡十七篇均是燕饗詩，其中《采薇》《出車》《杕杜》與《六月》又皆是飲至禮之詩，故飲至禮之詩都應屬於燕饗詩。
清華簡《耆夜》中所見飲至禮詩歌紀年明確，是西周初年最早的燕饗詩。故《詩經》中燕饗詩的產生年代，最晚應在武王時期，即武王八年，而不會晚至成王、穆王或宣王時期。
以往學者多認為燕饗詩的型別歸屬不會超出《雅》《頌》的範圍。這是因為燕饗詩的主要內容是記載君臣及貴族之間的宴飲活動，更多反映上層社會歡樂、和諧的場景，故不會出現在《國風》之中。然而，從清華簡《耆夜》來看，《國風》中應當也存在燕饗詩。
朱熹曾將“國風”之“風”解釋為“歌謠之詩”，這是較為合理的。所謂“歌謠”，便是指“樂曲”。《魏風·園有桃》言：“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毛傳雲：“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孔疏曰：“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為總名，未必合樂也。”“曲合樂曰歌”，意指“歌”即“樂曲”。這也說明魏“風”就是魏國的“歌”或“謠”。今之學者也認同“風”指“歌謠”“樂曲”或即“聲調”的觀點。譬如，餘冠英認為：“風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就是各國土樂的意思……‘風’字的意思就是聲調。”（《詩經選·前言》）高亨亦持此論，並指出：“風本是樂曲的通名……由此看來，所謂國風就是各國的樂曲。”要之，“歌謠”就是“樂曲”，故“歌”即“風”，“歌”類詩即屬於“風”類詩。（《詩經今注》）
由此可知，西周初期的“國風”類詩均可稱為“歌”。清華簡《耆夜》中的《蟋蟀》與《樂樂旨酒》《輶乘》《贔贔》四首詩前的“序”文皆言“作歌一終”，而《明明上帝》被稱作“祝誦”。這說明，除《明明上帝》外，其他四首詩都應屬於“國風”類詩歌。李學勤認為，清華簡《蟋蟀》就是今本《唐風·蟋蟀》。可以說，今本《唐風·蟋蟀》是周公在飲至禮上圍繞燕饗主題而作的燕饗詩，而非《毛詩序》所謂的“刺晉僖公”之作，也非一般的唐地民歌。《樂樂旨酒》《輶乘》《贔贔》雖不見於今本《詩經》，但仍可斷定為“國風”類燕饗詩。由此我們不妨大膽推想，今本《詩經·國風》中可能還存在其他燕饗詩，這些燕饗詩應類似於《唐風·蟋蟀》，但由於並未直觀敘寫宴飲場面，加之背景材料闕如，以致後世不能確認其為燕饗詩。
要之，清華簡《耆夜》的公佈，讓我們明白燕饗詩不只存在於《雅》《頌》中，亦分佈在《國風》之中。
學者多認為燕饗詩的思想主旨在於反映上層社會的歡樂融洽、和睦禮讓。趙沛霖認為：“宴飲詩的思想內容相當複雜：既有粉飾太平、肯定享樂的一面，又有好禮從善、嚮往良好風範的一面。”（《詩經研究反思》）然而，由於材料的闕如，趙氏所論仍不夠全面。
清華簡《蟋蟀》的刊佈，改變了以往對燕饗詩思想蘊含的認知。《毛詩序》等文獻認為，《唐風·蟋蟀》的主旨是諷刺晉僖公儉嗇，目的是勸其在禮制範圍內及時行樂。李學勤據新出青銅禮器銘文考證得出，晉僖公絕非儉嗇之人，而是耽於逸樂、愛好田獵的豪奢君主，而周公在詩句中反覆強調“康樂而毋荒”，目的是提醒周王朝在得勝時要保持戒懼。（《初識清華簡》）由此徹底否定了《毛詩序》所謂“儉不中禮”而“及時行樂”的成見。所謂“保持戒懼”，實質上就是憂患意識，即儆毖思想。
具體來說，簡本《蟋蟀》“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愳愳”與今本《蟋蟀》“好樂無荒，良士瞿瞿”的旨趣是一致的，均具有儆毖思想。“愳愳”與“瞿瞿”，皆指警惕的樣子。可見，《蟋蟀》詩的主旨確實傳達出一種憂患意識。而“康樂而毋荒”“好樂無荒”則是警戒良士不要縱樂過甚。
有趣的是，上博簡《孔子詩論》亦載：“子曰：‘《七（蟋）率（蟀）》，智（知）難。’”簡文“七率”讀若“蟋蟀”，即指《唐風·蟋蟀》。“智難”，意即知難。綜合清華簡與傳世本《蟋蟀》來看，“知難”應當是指：知過去爭取和樂安寧之艱難、知現在享受和樂安寧之不易、知將來守住和樂安寧之艱難。細玩文意，“知難”實際上最終傳達出的是一種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主要表現為，對將來守住和樂安寧之艱難的深刻憂慮，而這恰與清華簡《蟋蟀》文字內容所表達的思想一致。
清華簡《蟋蟀》所云“役車其行”，展現了武王戡黎之時戰車交轂、烽火連天的場景，由此可知過去為了爭取和樂安寧之艱難；而“今夫君子，不喜不樂”，則描繪了武王戡黎凱旋之後歡樂喜慶的場面，同時也是儆毖君子應知現在所享安樂的來之不易；“毋已大康，則終以祚”，則是感嘆不可過度安樂，要保護並守住這份安樂，而要想將來能守住這份安樂，就必須做到“康樂而毋荒”。即便如此，也仍需知道將來要守住和樂安寧之艱難，這是不得不令人憂慮之事，正所謂“是惟良士之愳愳”。至此，“知難”也最終表達出深刻的憂患意識。
綜上，燕饗詩蘊含著深刻的憂患意識，而憂患意識正是儆毖思想的顯著體現。以往學者並未充分意識到燕饗詩所蘊含的儆毖思想，首要原因是未能明白《蟋蟀》屬於燕饗詩，次要原因是受《毛詩序》等影響而誤解了《蟋蟀》的真正詩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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