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在準備西進益州的關鍵時刻突然病逝，曾有一篇名為《建安十五年》的歷史小說，對於周瑜的突然病逝提出了質疑。

但畢竟是小說家言，看過即可不必認真。但我在接觸過一些史料之後，字裡行間的細節總讓人有一種“言猶未盡”的感覺。

所謂的“陰謀論”不一定是歷史事實，畢竟真正的歷史事實無法還原。但如果能夠達到邏輯自洽的標準，還是可以作為一家之言的。

曹操重要幕僚郭嘉病逝的時候38歲，曹操曾說郭嘉“中年夭折”。而周瑜病逝的時候36歲，似乎也能算是“中年夭折”。

郭嘉的死因是幾乎無人懷疑，就是病逝。曹操提起郭嘉，總是一副惋惜的口吻。因為按照郭嘉的地位，一定能夠享受到較高水準的醫療服務。

周瑜同樣是病逝，但周瑜的死因一直有人質疑。

其實關鍵點就在於“夭亡”和“暴亡”，這在史書記載中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夭亡可以是長期臥床病重不治，一把年紀的人也可以突然暴亡。

基於常識判斷，從染病到病逝是一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三國志》中記載“卒”或“病卒”的人物，一般都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去世。

而周瑜的記錄是“病卒”，其過程卻非“夭亡”，而是“暴亡”。

我們先來梳理一下週瑜病逝的過程。

赤壁之戰取得大勝後，周瑜並未就此班師，而是對曹操控制下的荊州展開了乘勝追擊。經過一年多的相持，曹操指派防守江陵的曹仁撤退，東吳集團控制了整個長江北岸的南郡地區。

同一時期，赤壁之戰時處於周瑜羽翼下的劉備集團趁機接收了抵抗薄弱的荊南地區，自曹操南征後再次擁有了自己的根據地。

此時，對於東吳未來的長期發展戰略，有兩種不同的思想：第一種是周瑜等人堅持的“伐蜀”，第二種是魯肅等人堅持的“借荊州”。

周瑜從前線返回京口，向孫權闡述了自己的戰略構想，從而得到了孫權的首肯。而就在回到江陵的路上，周瑜突然去世。顯然，誰都沒有想到周瑜在這樣一個時間點離開人世，完全可以稱他的死為“暴亡”。

這不僅是我的推斷，也是周瑜自己的認知。他在去世前寫給孫權的信中也說自己遇到的是一場“暴疾”，前一天開始治療，第二天就到了已經知道自己必死，開始處理後事。

有人曾把周瑜的去世與一年前攻打南郡時受的箭傷聯絡起來，這種猜想是沒有根據的。因為這只是外傷，而且是一年前的一次外傷。沒有任何外力影響的情況下，它怎麼可能在短短几日內奪走一個健康成年人的生命呢？

“伐蜀”和“借荊州”是江陵之戰後東吳內部的兩種不同的聲音，在赤壁之戰時與周瑜同為鐵桿鷹派的魯肅，此時卻堅決地提出“借荊州”的策略。這兩種策略是無法共存的，如果東吳失去了南郡這個關鍵的後勤補給據點，獨自進攻蜀地是不現實的。

此時的劉備選擇了獨自前往京口，與孫權面談。

深入吳都，對已經跟周瑜翻臉的劉備來說，是一次大膽的冒險。果然，周瑜寫了一封信給孫權，提出“軟禁劉備”的計劃。孫權並沒有採納周瑜的意見，而是聽從了魯肅的建議。

周瑜花費一年時間，拼死拼活地打下南郡，最終反倒便宜了劉備，而這顯是周瑜難以接受的。

這就讓事情變得很有趣了。魯肅提出的借江陵計劃，孫權同意了；周瑜提出的伐蜀計劃，孫權也同意了。而上面已經說過，這兩個計劃是相互牴觸的。那麼，孫權這種做法是什麼意思呢？

只有一種可能：孫權在權衡兩個計劃的同時，已經做好了斬斷另一個計劃的準備。那個被斬斷的計劃，就是伐蜀。

那麼，正如那位大偵探掛在嘴邊的話一樣，剩下的那個可能無論多麼荒謬，都是真相。

周瑜之死，孫權涉案！

一下子丟擲這個石破天驚的結論似乎顯得過於草率，那麼我們從其他的一些角度來進一步進行論證。

赤壁之戰後，周瑜名望大增。曹操寫信給孫權，在信中對周瑜大加吹捧，這是“捧殺”的標準操作。但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對於東吳的實際統治者孫權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喜聞樂見的局面。

周瑜與孫權之兄孫策的關係長期以來膾炙人口，不過這種關係的背後同樣有陰影的存在。隨孫策東渡之後，周瑜曾一度返回袁術控制下的壽春。但出於對袁術的失望，周瑜再次東歸，受到了孫策的親自迎接。

這裡存在一個很少有人去思考的問題，在江東初定，百廢俱興時，周瑜為什麼北歸袁術？

雖然名義上是跟隨叔父周尚去壽春接受新職，但是此時的周瑜已經二十四歲，完全具有自己的行為能力。那麼他回到壽春的行為只能解釋為，他還沒有對江東的新政權死心塌地，他最後回到吳地的理由是因為不看好袁術。

周瑜在孫策有生之年並未參與中樞要務，而是長期在外地征戰與鎮守。當時孫策政權的中樞頭腦另有其人，就是張昭。孫策在臨終前，託孤的物件也是張昭，而非在外駐守的周瑜。

周瑜在這個時候做了什麼事呢？按照時間順序來看在孫權開始行使權力之後，周瑜帶兵返回吳地，這顯然是逾越了自己身份的舉動。

一面是年僅十九歲的孫權，一面是手握重兵的周瑜，雖然史書輕描淡寫地用“赴喪”來概括，但我們不難嗅出後面的兇險氣息。

這件事的處理結果就是：周瑜進入中樞，分去了一部分原屬於張昭的權力。當時只有十九歲的孫權當然無法改變這種權力格局，但是這段經歷想必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顆火種。

赤壁之戰後，周瑜名望大增，終於在建安十五年引爆了這顆火種。

周瑜自己在建安十五年的時候，是怎麼認識撲朔迷離的局勢呢？從周瑜臨死前寫的那封信可以看出，這裡面記錄了周瑜的政治遺言。

周瑜在臨死之前給孫權寫信，一方面說明事發突然，另一方面，業可以說是周瑜在猝然去世前的一次政治宣告。

在信的開始，周瑜明確地提出了伐蜀計劃，又寫出了“染病”的經過。這兩點正是孫權不欲為世人所知的要點，而在這封信中被周瑜所特意點出。周瑜染病經過的突然會令人懷疑，而取蜀計劃正是矛盾衝突的焦點所在，也是周瑜最後暴死的深層原因。可惜的是，周瑜臨死前才真正意識到這一點。

周瑜對權力的窺視與爭取毋庸諱言，不過這種權力慾與其說像懷抱篡心的司馬懿，不如說像後主時期大權獨攬以便推行自己國策的諸葛亮。

此刻的他已不是那個帶兵回都的桀驁外將，而是真正想為東吳開拓基業，形成天下二分之勢的棟樑。可是，他的主公孫權也不再是當年那個懵懂而不諳權術的少年了。這種角色的前後衝突，最終造成了不可調和的悲劇。

在中國古代殘酷的政治遊戲中，這個無言的結局。或許，也是唯一可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