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麥其土司的精靈已經變成一股旋風飛到天上，剩下的塵埃落下來，融入大地。我當了一輩子傻子，現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聰明人，不過是在土司制度將要完結的時候，到這片奇異的土地上來走了一遭。是的，上天叫我看見，叫我聽見，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為了這個目的，才讓我看起來像個傻子的……”

近日播出的央視文化節目《朗讀者》第二季第五期裡，藏族作家阿來朗讀的是自己的代表作《塵埃落定》裡的一個片斷，在現場，他說要把這段朗讀獻給滋養了他和這本書的民族和土地。

2000年，當時41歲的阿來憑藉長篇小說《塵埃落定》，成為茅盾文學獎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這部以漢語描寫康巴藏族土地已經消亡的歷史和不可複製的美的作品，被讀者稱為“中國版的《百年孤獨》”，而評委對它的讚許是視角獨特，有豐厚的藏族文化意蘊，輕淡的一層魔幻色彩增強了藝術表現開合的力度，語言“輕巧而富有魅力”“充滿靈動的詩意”，顯示了作者出色的藝術才華。

這一期《朗讀者》的主題是“等待”。每個人的生命裡都要經歷無數次的等待，從茶馬古道上一個偏僻、貧困而又閉塞的小村莊走向夢想中的文學殿堂，阿來的人生旅途當中也充滿了一次又一次的等待，等待知識改變命運，等待文字改變世界。在他看來，所謂等待，就是在尋找一種使命。而等待的意義，需要人們自己賦予和定義。

對阿來來說，他的代表作《塵埃落定》的出版本身就是一個等待的故事。

1994年5月，阿來開始創作《塵埃落定》，寫了大半年。“我家窗戶外面是一面山坡，那時白樺樹很清新，剛剛發芽，高原上陽光又特別透，然後突然一下好想寫東西，故事這樣開始的。寫到秋天，那些人開始一個一個走向他們的結局。白樺樹也開始落葉了，開始凋零。我寫完小說那一天，我一看那個樹林，樹葉早掉光了”。

12月底，這次寫作畫上了句號。放下筆後，阿來開始找出版社，“結果去一家說不行，去兩家不行，一直去了十幾家”。編輯們的意見很一致：小說太高雅了，不少讀者喜歡通俗，你可以改一改。阿來拒絕了：“這本書只有一種情況可以改，你們發現錯別字就請你們改一下。我只寫我想寫的東西，出不了沒關係，現在不出，總有一天會出的。”

直到小說完成4年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幾個編輯聽說後找到阿來，一個多月後，雙方簽了出版合同。“當時籤合同我記得是兩萬冊，後來我回成都不久又接個電話，對方說我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某某某，我說什麼事，是不是又反悔了？他說不是，說我個人太喜歡這本書了，白天看了，晚上回去又看，看了個通宵，自己很激動，看完了，早上敲社長的門，說這本書兩萬冊太少了，我們得印個十萬八萬的。”阿來說，1998年到現在整整20年，這本書一版再版，已經銷售了超過200萬冊，海外還有十幾個版本。

“我們肯定都等待過什麼，對我自己來講，比如說一本詞典一個通知書，如果人一輩子把每一個等待的具體目標都固化在物質層面，聽起來也無可厚非，但有點悲哀。在我們成年以後，更多的建設，我覺得應該放在我們自己的心靈跟情感上。”阿來說。

《塵埃落定》裡有個讓人印象深刻的二少爺，是個傻子，也是一個被嘲弄的、被邊緣化的、與現實格格不入的孩子。阿來笑言，童年時的自己身上有很多二少爺的影子。

阿來從小就對文字充滿興趣，“語文課本，剛一開學我拿到一週就看完了，那個時候我們鄉村又沒書，我們那兒跟外界就只有一條公路透過，有時候汽車上掉下來一張破報紙，我都撿起來可以從頭看到尾”。

1977年恢復高考給阿來帶來了一次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那時候阿來已經在一個山溝的工地上當了一年多工人，一天他曾經的一位老師託人帶話給他說，阿來，你是我的學生裡最有可能考上大學的孩子，恢復高考了，一定要去試試。阿來立即趕去報了名，雖然沒有十足的把握，但他知道自己等待這個機會已經很久了。

阿來記得考試前一天晚上，夜裡12點他才下班，工棚裡隨便吃點東西，就借了一輛腳踏車往縣城趕。20多公里的土路山路，阿來在上坡和下坡的起伏中，打著手電騎了兩個多小時。趕到縣城，天還沒亮，冬天很冷，阿來沒有睡下，他等待著太陽昇起，直接進了考場。接下來的一個月，阿來差不多每天都走一個多小時，去離工地幾公里的小郵局等待錄取通知，後來，郵局的人遠遠地看見他又來了就搖手說：你回去吧，沒有。就在阿來幾乎要放棄等待的時候，一次偶然從郵局路過，工作人員招呼他，說有信了。一開啟，正是阿來朝思暮想的錄取通知書，他被當地一所師範學校錄取了，而這也成為阿來真正讀書的開始，“那個時候我才知道圖書館，以前我哪見過這麼多書，我就泡在圖書室裡，後來慢慢我跟圖書館的老師認識了，平時下班故意讓他們把我關在裡頭，我就在裡頭讀通宵”。

1989年，阿來同時出了兩本書，“那個時候旁邊人叫你詩人，叫你作家，這兩個詞，在我內心裡，我覺得是兩個非常神聖的詞，我覺得我當不起”。阿來說，從1989年年底開始，一直到1994年，自己一個字都沒有寫過，“我們在省裡開一個青年作家的創作會，開完會下山，大家都上了中巴車，我背個雙肩包下來了，沒有任何預估，我就順著大渡河邊往上游走，我的家鄉就在上游。結果這一走，我差不多將近走到源頭”。

“有時一天就走二三十公里地，清晨、黃昏、暴雨之前，暴風雨之後，那種美給你的震撼，慢慢會內化到你自己的情感和精神裡頭去，重新書寫的時候，你發現你的語言好像都受過那些影響。”七八百公里一路走下來，阿來覺得好像領悟到一點什麼，開始嚴肅地對待文學這件事情，也更能體味等待的價值。

回憶等待《塵埃落定》出版的那些日子，阿來沒有猶疑，站在《朗讀者》的舞臺上，他難掩心中的自豪和篤定：“那一年我幹了一件對得起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我這輩子是可以幹這件事情的。”